姜维北伐多次,为什么很少有成效呢?
【千问解读】
在文学形象中,是一个得到真传的接班人,蜀国在诸葛亮后时代能够支撑到最后全凭姜维操持,很多历史学者则不这样认为,大部分人都认为实际上是姜维穷兵黩武,屡屡北伐最终导致蜀国灭亡。蜀国的巅峰时期是在刘备夺取关中,关羽还未失去荆州,如果蜀国能够把握住当时的机会,日后完成诸葛亮所谓也不是不可能,然而关羽失去荆州后,刘备在夷陵败给东吴,经过这两下重锤,蜀汉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如果不试图改变这种政治格局的话,蜀国一定没有未来,然而诸葛亮多次北伐,并未取得大的成功,只有第一次北伐给了曹魏政权很大的震慑,却因为用人问题,最终导致该次北伐作战的失败。
诸葛亮北伐多年,完全将蜀国的国力掏空,等到诸葛亮死后,姜维率先主持了两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是公元238年,姜维“ 率偏师西取陇右” ,与大将郭淮激战,结果是“维与魏将相拒南安”,这一仗算是打平; 第二次北伐是公元244年,姜维部将王平袭击,姜维驰援王平,大败曹爽,取得胜利。
和都主张休养生息,只有姜维主战,此时应该是曹魏政权不稳之时,也是蜀国最好的机会,但是由于蒋琬和费祎的阻扰,北伐的规模有限,只有一次取得了稍微胜一点的成绩,其他战绩基本都是与魏国打个平手。
第三次北伐是公元248年,姜维率军出陇西、安南、金城与魏国郭淮、大战,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第四次北伐是在公元前249年,姜维派遣作为前锋,攻打洮城,遇到魏国大将后,不克而还。
第五次,公元254年,姜维复出西平,又和郭淮相遇洮西,依然是不克而还。
等到蒋琬和费祎死后,姜维以诸葛亮的亲传弟子身份逐渐执掌蜀汉政权,先后主持六次北伐,打得是昏天暗地,在这一阶段,曹魏政权已经平稳,不是那么好打的了。
第六次北伐,公元254年,这次北伐规模很大,率领数万蜀军北伐,结果粮尽后而退。
第七次北伐,公元255年,姜维从陇西狄道出发,进围襄武, 与魏将徐质交锋, 斩首破敌” , 乘胜又“ 拨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 。
第八次北伐,公元256年,姜维依然是出狄道,在洮西再次打败魏将,最后还是退回。
第九次北伐,公元257年,姜维与邓艾大战于段谷,结果因为援军未赶到,姜维被邓艾击败,蜀国伤亡很大。
第十次北伐,公元258年,魏将诸葛涎反魏,姜维随即率兵接应,结果诸葛涎兵败,姜维只能退兵。
第十一次北伐是公元262年,姜维进去秦川,被邓艾打败。
在前前后后姜维主持或者参与的十一次北伐中,姜维胜三场,败两场,打平六场,总体来说还算可以。
然而这个战绩却是胜绩大多都是在前面,败绩都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前期战役规模不是很大,能够取得的战国也是有限,而第九次和第十一次被邓艾打败可以说是让邓艾打出了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争对于蜀国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的,在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经济并不发达,无论是地盘还是人口,蜀汉都没有跟魏国耗下去的资历,最终结果就是蜀国越打越贫。
在对总体上有了一个了解后,再来看姜维北伐最远打到哪里。
在北伐过程当中,最远的地方也就是狄道、临洮附近,大概是现在甘肃兰州附近。
如果只是看平面地图的话,大家可能会有点纳闷,蜀国北伐不往东北方向打,反而从西北方向打呢?这就是地理位置决定,蜀国想要北伐必须取得关中,然而从秦岭打过去的面很小,的子午谷奇谋就是想要穿过秦岭,直取关中,由于危险系数太高。
所以,从诸葛亮时期就开辟了迂道西北,然后进取关中的北伐策略,这条路线地势相对平缓,还很有可能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给予曹魏政权很大程度上的震慑,然而此后曹魏就将这条线作为防备蜀汉的重要路线。
这条北伐路线因为道远需要的粮食就多,无论诸葛亮的北伐还是姜维的北伐,往往是仗没打怎么样,粮食先没有了。
从姜维能够打到最远的地方,可以看出,姜维的北伐策略其实并没有突破诸葛亮北伐的核心问题,最终结果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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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左宗棠多次闹别扭:一失和竟成千古遗憾
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
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
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
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
”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
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
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
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
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
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
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
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
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就算是起胡文忠()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
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十年(1871)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
,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
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
”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
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
”曾国藩闻言大笑。
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
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
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
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
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
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
已致赙四百金。
”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
”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
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
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
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
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
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
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
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
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
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公施故伎”的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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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版《出师表》:诸葛恪学习诸葛亮北伐曹魏
诸葛恪接过大任的当年,就遇上魏国大举攻打东吴,这给了诸葛恪一个建功立业、在东吴树立威的大好机会。
当时魏国兵力集中攻打东兴。
诸葛恪亲率大军前往东兴迎敌,由于东吴前锋善于抓住时机,在大雪天出其不意袭击魏军,魏国溃退,东吴取得全面胜利。
此役的胜利,导致诸葛恪对形势做了误判,他以为北伐的机会到了,于是决定出兵讨伐魏国。
当时,清醒的人还是不少,他们都纷纷劝诸葛恪见好就收,不要轻举妄动,志得意满的诸葛恪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为了说服众人,他也模仿他的叔叔诸葛亮,写了一篇文章,陈述北伐的理由,也算是一份《出师表》吧。
这篇文章其实还是满有见地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诸葛恪首先从政权的排他性来阐述北伐的合法性,“,地无二王”,东吴和魏国是不可能并存的,而这必须二选其一,因此北伐是为争政权的合法性使然。
接着论述了北伐的紧迫性,诸葛恪认为,魏国比历史上的秦国要强大得多,秦国只是天下诸侯之一,而魏国占据了大半个地图,吴国和蜀国还不到当年六国的一半,“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
”如果东吴不先动手,早点除掉魏国这个威胁,恐怕日后会被魏国灭掉。
该文又从人力结构上论述北伐的可行性。
诸葛恪认为,早在时代的北方士兵,如今都已经变老,而新一代都还没有成长起来,战斗力很弱,“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尔后生者未悉长大,正式贼衰少未盛之时”,也就是说,战斗力还没有成熟。
如果等几十年后,魏国的青壮年多起来,那时候就不好办了。
从这点可见魏国和东吴的人口,在年龄结构上有很大差异,当时的东吴正处于青壮年全盛时期,而魏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孩童又未成长的时期。
诸葛恪还提到了他叔父的《出师表》,表示读后很感动。
诸葛恪的《出师表》虽然说得条条是道,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诸葛恪大举北伐的时候,才意识到魏国是一个巨人,面对敌人广袤的地盘,林立的战略要点,东吴那点有限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全面铺开攻势,小个子打巨人,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束手无策的诸葛恪听从部下的建议,选定魏国的新城作为战略突破口,集中兵力发起猛烈的攻势,偏偏新城的守将是个耐战的主,跟东吴大军耗上了,连续几个月的攻守,东吴方面毫无进展,在损失殆尽的同时,又碰上恶劣的天气,最后只好撤军。
巨大的魏国,只用其中一个据点就将壮志昂扬的东吴北伐军给废了。
北伐的失败,给诸葛恪带来了政治危机,东吴国内的反对派联合起来,杀害了诸葛恪。
诸葛恪的北伐成了一个教训,当初的热血被残酷的政治清洗冲刷无余。
相反,诸葛恪叔父诸葛亮的北伐,虽然也没有成功,但是至少能全师而退,进则有所杀伤斩获,自己损伤也没那么难看,退则没有政治危机,这其实也说明了诸葛亮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确实是老手,军事上不至于大不利,即算是不利,也不至于摇动民心。
当然,这也和蜀国险要的地理形势和特殊的政治结构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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