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神仙方术：有大师因为诈取钱财被执行枪决
【千问解读】
1938年1月30日那天，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刊发小言论《枪毙周仲评的意义》指出：枪毙“周神仙”是在“教育民众，在抗战期中肃清封建迷神权等类的观念”。“空盆变蛇”、“空杯变酒”……在抗战爆发前后长沙有位叫“周神仙”的，就玩过这套把戏，“周神仙”甚至号称会“炼金之术”。
不过当“周神仙”把湖南省银行22万余元钱用“炼金之术”“转走”后，“神仙方术”最后却让他了不得难 “周神仙”“神功”再高，挡不住两粒“花生米” 这世间有没有所谓“神功”、“神术”？抗战刚爆发前后的长沙城，确实有那么一批、，是相信这世间确有会“特异功能”的“神人”的。
他们甚至指名道姓告知问话的人：长沙马王街小瀛洲住着的周仲评，就是一位“活神仙”，他会“隔空取物”，一个空酒杯，在他手中可变出源源不断的酒来，喝之不竭。
两位湖南籍文化人龚德柏和易君左，甚至在后来跑到香港、台湾后，回首往事，提笔记录仍深信“周神仙”确实会几手“法术”。
时因敢于直言，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说，他曾亲眼看到周仲评在长沙把一只公鸡斩了头，再把鸡头接上去，这只公鸡竟又满地奔跑。
易君左写得更神乎其神，新闻“五要素”全有。
他说，抗战初期，他到长沙担任湖南国民日报社总编辑时，曾和近百位朋友在长沙道门口对面交通银行经理魏云千家中大客厅，观看过“周神仙”当众“施法”。
但见“周神仙”当着众人之面，在一个放在八仙桌下、装满清水的木盆内，念过一些咒语，竟隔空抓来一只又一只脚鱼。
“周神仙”还会“密室脱逃”，用铁链子将他锁住，关进木箱，放进隔壁房间，他却让铁链寸断，逃脱出来。
不过，就是这位“周神仙”，最后却用“特异功能”诈取钱财，犯事入狱，经审判后，终于在1938年1月29日傍晚6时，经人力车装载，绑赴长沙南门口，验明正身后，执行枪决。
当时长沙城里愚夫愚妇闻讯纷纷前往围观，充当“看客”。
结果“周神仙”神功再高，抵不过步枪连发的两颗“花生米”，一命呜呼。
刑场旁的看客们看到“周神仙”在枪炮子弹前，竟“无法可施”，大感失望，一哄而散。
从此长沙城内再愚妄的人也懒得去谈论什么“周神仙”。
哪里知道如易君左者一类的文化人不但不愿融入“新社会”，“迷信”神功竟如此之深，连一般愚夫愚妇也不如，这真是一件可悲叹的事。
当年，长沙创办历史最悠久的报纸——长沙《大公报》，在周仲评被枪决后第二天，刊发评论，称大多数人从此知晓“神仙”真面目，无非“骗子”而已。
该评论说： “过去一段时间，周仲评在长沙社会上确实享有盛名，而且有一部分潜势力，达官显宦，多相结纳；，交相称誉。
然毕竟盛名难副，故誉之者，虽谓为‘神仙’，而毁之者亦目为骗子。
究为神仙为骗子，苟为社会治安无碍，于国家法令无忤，又谁与之辨是非真假？当毁誉参半的时候，周复自神其技，画符能医病，作法能求失，且不要钱，以小恩小惠，来钓名沽誉，故愚夫愚妇亦乐与之周旋。
倘湖南省银行卷逃案去年没有发觉，周不被牵连下狱，周之盛名固仍牢不可破。
今盖棺论定，周为神仙为骗子，人人可得而知矣。
周因巧而贾祸，人受愚而初醒，后之信迷信邪术者，宜以此为鉴。
”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自述 “我为什么要杀周仲评” 周仲评究竟是什么人？周仲评邪术诈财究竟是怎么回事？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在回忆录中专门谈到周仲评案，张治中称，1937年3月，湖南省银行出纳课长戴运鸿，因赌博“失落数千元”，最后归不得圆了，迷信的戴运鸿，想起传说中神乎其神、会“法术”的“周神仙”周仲评，于是跑到小瀛洲“周神仙”住所，请“周神仙”帮忙，替他“作法寻回”输在赌场上的数千元钱。
“周神仙”自称会“炼金术”，要“钱生钱”，趁机“串同戴运鸿，竟陆续卷去湖南省银行22万余元”。
因钱款巨大，“周神仙”作法不久，即因银行对账，事情败露。
周仲评竟协助戴运鸿连夜潜逃。
留在长沙的周仲评自认为自己并非银行职员，且与湖南各路达官贵人深相结纳，上可通天，在社会上名声也极大，无人敢动他。
但周仲评最终仍落入法网。
“周神仙”被捕后，即供认他用去23000元钱。
但“周神仙”之被抓，其时仍是何键主湘之时。
恰当这一时期抗战爆发，何键本人亦迷信，故而“对此案拖延不决，不速将其明正典刑，以警贪污”。
不久，何键调任内政部长。
旋即张治中担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在出巡湘东南、除夕前一日，即下令省会警备司令部，将在押的周仲评以‘邪术诈财，贪污极恶’罪状处以死刑”，获得了“人心称快”积极的社会效果。
周仲评被处决后第二天，长沙各大报纷纷刊发其被判处死刑的布告全文，文如下： “为宣布罪状事，案奉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命令开。
查周仲评邪术诈财，贪污极恶，应予枪决，以昭炯戒，仰该司令即日遵办具报。
此令。
等因奉此。
查该周仲评于二十六年(1937年)3月因湖南省银行出纳戴运鸿失落银千元，请其作法寻回，该犯秉同戴运鸿竟陆续卷去该银行22万余元，并供认用了2万3千元。
此事发觉后，该犯复纵放戴运鸿潜逃。
奉令前因，兹于本月29日签提该犯周仲评，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以昭炯戒。
合行布告，俾众周知，此令。
”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对于枪决“周神仙”曾自我评述道：“杀掉这个‘神仙’，其意义不止于消灭一个坏人，而是在扫荡邪说异端的存在，扫荡、，在社会上、政治上败坏世道人心的影响，这是转移风气的一端。
” 确实，自张治中接替何键主湘后，湖南社会风气一扫何键时期保守落后及颓迷暮气，封建神权势力遭到打击，且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一时之间长沙成为抗战初期救亡运动开展得最为蓬勃最富朝气的著名省份。
时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的《观察日报》也在1938年初除夕那天报道了周仲评被处决消息，同时配发评论，阐述枪毙“周神仙”的社会意义。
该评论称： “周仲评以邪术蛊众，早就应该置之于法。
可是，很特别的，在我们这个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湖南，一向充塞着迷信的气氛，这样的人居然被称之为‘周神仙’，与先生相交游，在社会中深深植下各种罪恶。
这次省银行的拐款案，为其中主要人犯之一，，毫无可疑。
可是周氏被捕后，政府(案：此处指何键政府)却迁延不决，不将其明正典刑，以警贪污，反任其四出疏通关节，巧立说词，强为申辩，幸喜张(治中)主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置之于法，实属。
不过我们对于这次事件，着重之点，却在教育民众，在抗战期中肃清封建迷信神权等类的观念。
因为，从这次案件中，充分暴露出封建神权等腐败势力互相结托起来，构成政治上的贪污，社会的黑暗。
这些罪恶的汇集，给予抗战以最大地阻害，我们应当严格地认清这一重大的意义，才足以蒙社会的愚昧，推进新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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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民国民工的蜗居生活：有人睡在沙子中死亡
这样住宿相当危险——有那睡觉不老实的哥们儿，梦里一个大翻身，沙子塞了口鼻，顿时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天明时，小伙计得往外抬尸体，这才叫竖着进来横着出去，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睡”死了。
民工之所以住这种廉价旅社，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当然更不是因为他们发神经想体验生活，而是因为没钱，租不起房子，也住不起像样的旅社。
当时天津是大城市，又有租界，前清遗老和下野军阀都拿这座城市当，许多有钱人纷纷来定居，搞得天津人口骤增、房价陡涨。
《丙寅天津竹枝词》里唱道：“租界街基价倍腾，房金移转即加增。
更多阔佬营三窟，土木工程日日兴。
”房价越来越高，房租越来越贵，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爆，而广大农民工和市井贫民只能望房兴叹，白天卖命换饭吃，晚上掏两个大子儿，让旅社的伙计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防寒保暖。
居住成本高的城市不止天津，上海更是典型。
跟天津比，上海租界更多，更安全；而且商业更火，更发达。
所以鲁迅、茅盾等文豪涌向上海，丁玲、柔石等文青也涌向上海，有钱的宁波富商和有枪的北京军阀就更不用说，他们，几乎都在上海公共租界或者上海法租界或者临近租界的北四川路附近置有产业。
大批富人聚集在上海，大批穷人也到上海淘金，拾荒者、包身工、苏南妓女和东北流氓，在前期的十几年间让上海的人口密度翻了几十倍。
以公共租界为例，不到6000英亩的土地，竟然住了100多万人口，每平方公里近5万人，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5倍！人口多，房子少，房价房租肯定飞涨，“有钱人”如鲁迅，还能租一所独门独户的公寓，广大白领只能跟人拼租。
于是普普通通一所石库门宅子，客厅住一家，厨房住一家，楼梯口住一家，阳台（当时称之为亭子间）住一家，大一些的卧室，中间隔几块木板，可以住四五家，楼房左右厢接出几块坡屋顶，用硬纸板一围（当时称之为灶板间），又可以住几家。
热播电视剧《蜗居》中出现的多家拼租一套房的镜头，其实早在民国时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演过一回了。
当时上海外来民工的居住条件更惨，他们连跟人拼租的钱都拿不出，自己找空地搭建简易房。
今天上海天目中路以北、大统路以西，原有一块占地90亩的垃圾场，民工们从家乡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用篾片一拴，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
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
上海多雨，夏天河水上岸，家家户户泡在臭水之中，一时屎尿遍地，瘟疫四起。
我大学时住简陋宿舍，心有不平，后来见到更简陋的旅社，心就平了。
现代民工住简陋旅社，心有不平，他们要是见到民国时天津民工每夜都被活埋的惨状，估计心也会平的。
当年上海小白领跟人拼租一套房，心有不平，想到那么多穷苦农民只能挤在窝棚里泡臭水，应该也会好受一些。
当我们对现状有所不满时，不妨想想比我们更差的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痛苦立马减少，这就叫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精神胜利法，因为它只能麻痹精神，不能改进现状。
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警惕那些劝告我们“”、“”、“”、“学会感恩”的所谓精英，因为这些劝导别人安住蜗居的人本身都不住蜗居，正如整天歌颂劳动之美的人自己都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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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流行租房住：男女合租才能找到合适的房子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也可能低于生活)，电影里的旧上海杀伐不断，但历史上的上海滩并没有这么可怕。
当年帮派虽多，其实并不猖狂，什么杜月笙、黄金荣，这些黑帮老大的工作重心是做生意，而不是砍人。
当然，上海小偷很多，绑匪很多，“白相人”很多。
尤其是绑匪，逃兵改行，持有武器，碰上警察拿人，动辄开枪拒捕。
鲁迅就曾亲眼见过绑匪开枪拒捕。
鲁迅跟许广平搬到上海定居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的3月14日，鲁迅正在租住的房子里写文章，忽听门外枪声大作，紧接着啪的一声爆响，他们家窗户被子弹打穿了，玻璃碎了一地，鲁迅赶紧。
几分钟后，枪战结束，他跑出去打听，才知道是几个绑匪跟警察开枪对射，绑匪打死了一个警察，警察打死了两个绑匪。
这种事情在上海并不是天天发生，不过也很让人后怕。
后来鲁迅几次搬家，从吵吵闹闹的石库门社区景云里搬到相对高档的北川公寓，再搬到更加高档的别墅级社区大陆新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图一安全，不想再遭遇枪战。
鲁迅在上海待了将近十年，始终是个房客，说好听点儿，叫做“寓公”。
寓公租房，要考虑安全性；房东出租，更要考虑安全性。
比如，在鲁迅家门口持枪拒捕的那几个绑匪，他们在上海也需要租房子，万一哪家房东把房子租给了这伙人，麻烦就大了。
第一，房租有可能要不回来，你上门收租，他来硬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有什么办法？第二，万一出了事儿，按照民国法律，房东需要连坐，绑匪坐牢，房东也得陪着。
第三，其他房客听说你那儿住着暴徒，谁敢再来租房？ 为了避免把房子租给绑匪或者别的犯罪分子，上海的房东或者二房东往外租房，几乎都要问来人一句话：“有家眷没有？”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单身男人可能是小偷，单身女人可能是暗娼，几个彪形大汉在一块儿住那就一定是绑匪，只有两口子一块儿住的才让人放心。
可是去上海打拼的年轻人大多没有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敢带家眷(怕养不起)，所以他们也就很难租到房子。
为了租房，大家只好拼租，男房客找女房客合租，女房客找男房客合租，这是旧上海一大奇观。
如果实在不愿意找异性合租，也有变通办法，那就是找人做担保。
担保有两种方式，一是出一些钱，让上海店铺做担保；一是通过房地产代理公司租房，由这些公司做担保。
靠担保来租房的现象不止在上海通行，在民国苏州也很常见。
现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份民国十二年的租房合同，一个名叫陈金大的外地人去苏州租房，合同上分明写着“央中保人朱阿根”，这个朱阿根是开瓷器店的老板。
店老板做保人，房东最放心，万一房客欠租，或者犯了什么罪，自有店铺做赔。
在民国江南一带，这种担保称为“铺保”。
问题是不管找谁担保，都得付给人家一笔报酬，所以大多数房客还是倾向于找异性合租，冒充两口子糊弄房东。
民国诸大城市当中，只有北京房多人少，房东不敢拿大，不敢采用非有家眷不租的变态规矩。
但是很多人在北京租房的时候还是要选择合租，因为北京治安更差，匪徒敢青天白日入室抢劫，一个人住一所房子是很危险的，身为男青年，可以不找女生合租，可是一定要找一彪形大汉合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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