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琦善看法:认为不改变习惯抵御不了洋人

作者:小千 更新时间:2025-02-19 点击数:

【千问解读】

晚清大臣琦善是个倒霉的角色,1840年在广东缴烟引起战争,他临时接任,实在是为林则徐擦屁股。

他经过外交、战争的双重努力后,发觉对抗之不可行,自作主张与英国签订了求和的《穿鼻条约》,已是在当时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损失最小的结果。

但朝廷那时候尚不理解己方和对方的真正实力差距,认为琦善此举是卖国求荣,将其锁拿解京,查抄家产,发军台。

后来英国炮舰北上,连下吴淞、上海并占领镇江,此时朝廷才知对方厉害,经反复谈判签下《南京条约》,其实与琦善之前的主张并无多大区别。

当时的事后明白错怪了琦善,又重新起用他,让他做了驻藏大臣,后又任过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

琦善最后病死于剿灭的战争中。

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侦办过一个外国人擅闯藏区的案子,被扣的外国人叫古伯察,是个法国神父。

古伯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与琦善的一段交往,其中提到了琦善对鸦片战争、对政局、对中外政治制度的看法,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在古伯察的描述中,当时六十多岁的琦善是他们“在中国人中所遇到过的最为庄重、最为和蔼可亲和最为才华横溢者”,他喜欢夸耀自己对西方文化和欧洲事务的了解,喜欢当众阐释自己关于西方的知识,但当被提到他的短暂的两广总督经历时,他表现得很不自然。

在他们彼此熟悉之后,琦善向古伯察打听义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商务代表,在当时起大使的作用)的消息,他对义律颇为赞赏,也很为对方的遭遇担忧,他说:“义律心肠很好,但他不会做决定。

他被处死了还是被流放了?”当古伯察告诉他英国并没有中国这样的制度,失败的官员仅仅下台即可时,琦善很感慨:“你们的官吏们比我们幸运。

”“我们的皇帝不能知道一切,但他却判决一切,而任何人又从不敢对他的行为。

如果皇帝说这是白的,那么我们就要跪下来说‘是,这是白色的。

’如果他接着指着同一物品说‘这是黑色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跪下并回答说:‘是,这是黑色的。

’皇帝可能会对有胆量指出错误的人这样讲:‘你说得对。

’但他同时便令人将此人绞死或者斩首。

”“我们不像你们有个‘众头议’(指众议院)。

如果你们的皇帝逆正义而行,那么你们的众头议会出来阻止他的旨意。

” 琦善还讲了1839年皇帝如何处理与英国人的重大交涉事件。

皇帝召集了包括他在内的军机处八名中堂,向他们介绍了南方发生的事情。

他对他们说,有些来自西方的海上冒险家们表现出了反叛和不服皇名的事件,应缉拿他们并严惩不贷,以便对所有那些试图模仿他们不端行为的人做出儆戒……皇帝表达了其观点后,就询问军机处的意见,四名满族中堂马上跪倒奏道:“喳!主子的吩咐。

”四名汉族中堂也马上跪倒并奏道:“是!皇帝的天恩。

”除此之外,再未补充任何话。

琦善说,他个人坚中国人无力抵抗欧洲人,除非是改进武器和改变古老的习惯。

但他从来都小心谨慎地不敢向皇帝呈奏,因为当这一上奏不准时,他就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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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扬州御档》解密:劝降南明重臣史可法信件

史可法死守扬州,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事件,然而,在已解密的《清宫扬州御档》(以下简称《御档》)中,鲜有提及史可法的,昨天,文史档案专家彭伟透露,朝第一件至第五件《御档》,反映了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其中涉及史可法和扬州,展现了明末清初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瞬间。

《御档》揭秘劝降史可法件 弘光政权建立时,清廷在的帮助下刚入关不久,他们直接面对的抵抗主要来自于,且清廷兵力有限,特别是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也非易事。

此时的弘光政权以南京为中心占据江淮大部,地域辽阔资源富饶,而且受战乱破坏较小。

清廷摄政和硕睿亲王此时也不敢贸然行事。

彭伟介绍,从《御档》顺治元年七月《题为书致史可法情形事(实录)》中可看出,当时多尔衮对弘光政权的态度。

此件奏折其实是多尔衮命弘光朝廷派来的副将何拱薇、参将陈万春带给史可法的信件,意思是说:不是我满清所灭,而是由李自成所灭,且还将崇祯厚葬,自封正统。

信中还用“至南州诸彦翩然来仪则尔公而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等语句来劝降史可法,把吴三桂的投降卖国列为典例;其中又说“新君不得书即位”来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故《御档》中称福王为伪福王),最后还说“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

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

”意愿与南明联合剿灭大顺。

弘光初期,史可法成内阁首辅 彭伟介绍,《御档》顺治元年七月《题为南中福王弘光政权情形等事(实录)》道“近闻南中已拥立福王,改元弘光,以史可法为内阁,封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德功、高杰等分据各镇。

”通过这篇御档可知,弘光政权建立初期,位列南京百官之首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成为内阁首辅。

南明军队由四位总兵统领,驻守四镇。

朝廷还分别给四人封了爵位,这为形成日后武将拥兵自重,骄横跋扈进而挟制朝廷的局面埋下伏笔。

身居首辅的史可法当时预见到了这一点,在政权建立不久后,史可法便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而自请督师扬州。

四镇兵将在驻地为非作歹,不断地向朝廷索要军费,搜刮地方、荼毒百姓,耗费了江南百姓的大量资源,而在军事上却无所作为。

《御档》记载史可法拒降史实 1645年3月,清军在西北战场大败大顺军,多尔衮不失时机的部署主力南下,将清军分三路向弘光朝廷开进。

其中,部由陕西出潼关,经洛阳东进至商丘,然后向南直逼盱眙、泗洪、扬州,进攻南京,其主要对手是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的明军。

这三路军沿途如,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很多明军不战而降,而清军攻占这么多的地域只用了三个月时间。

此时,督师史可法已奔赴扬州,清军已在扬州城外扎营,史可法即刻调遣援兵,却没有一支军队前来增援,实际上史可法所节制的四镇中的刘良佐、高杰等部已经不战而降了,更有甚者,这些叛军投降清廷之后于五月二十五日参加了攻取扬州的战役。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基统领的护城部队,兵力相当薄弱。

期间,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允文,遭到严词拒绝,这在《御档》顺治二年五月《题为多铎率清军南下事》一文中有所记载。

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攻城,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史可法被俘后誓死不降,被清军杀害,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清军占领扬州之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扬州军民死难无数。

英雄殉难消息 令弘光朝廷恐慌 据《御档》顺治二年五月《题为多铎率清军南下事(实录)》记载“五月初五日,进至扬子江时,伪福王下镇海伯郑鸿逵以水师守瓜洲,曹总兵以水师守仪征汛地,初六日,我军陈北岸,相拒三日,初八日晚,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率舟师由运河潜至南岸,列于江之西,距瓜洲十五里,初九日,复令李率泰率舟师五鼓登岸,黎明渡江,官兵陆续引渡,令左翼舟师留泊北岸,敌至则以骄夹攻之,初十日,闻福王率马士英及诸潜遁,十五日,我军至南京。

” 扬州失守,史可法殉难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恐慌,守卫南京的江北屏障已然坍塌,朱由菘被俘之后,杭州的官员拥立潞王朱常淓为监国,并对清廷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不费占领杭州,七月朱常淓等投降,顺治三年五月,朱由菘、朱常淓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清廷处死 随机文章民国时期四川两发大地震:中央政府为何拒绝救灾蚊式战斗机用的什么木材,专用巴尔沙木制造(速度碾压德军战机)雅典娜是宙斯的女儿吗,从宙斯头颅里跳出美丽女神雅典娜南极为什么比北极冷,海拔更高/热量交换少/平均气温低20℃以上美国人为什么不吃米饭,小麦和玉米才是美国人的主食(营养更丰富)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清代官场“潜规则”:重臣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

而就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

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

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

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

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

从时期起,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

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

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

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

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

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

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

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

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

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

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

如此“”,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

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

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

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

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

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

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了之先声。

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

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

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

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

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

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

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

”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好处费”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

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

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

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好处费”多少而定。

报销前,曾国藩托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

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

……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

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

……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

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

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1.3%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

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

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

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

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

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

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曾国藩也有“小金库”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曾国藩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

我们说过,总督的平均陋规收入一年会有十八万两。

那么曾国藩不许下属给他送贵重礼物,不收现金,这样就少了一大块。

此外,他还不收各州县送的陋规。

但是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

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如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你不收,他们也发作福利了。

小金库的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

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

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

否则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

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

曾国藩要求“散掉”时不可为人所知,“凡散财最忌有名”,这是因为“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

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

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

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接受官场潜规则,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

也就是说,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当清官”,而是“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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