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灭亡之谜：或因瘟疫爆发
【千问解读】
瘟疫是一种致命疾病，瘟疫一词让人闻之色变，以至于它成为了任何危险和普通传染病的代名词。历史上至少记载两次最具毁灭性的流行瘟疫有关： 引发瘟疫的鼠疫杆菌，一次是从14世纪持续到17世纪，其中包括恶名彰的黑死病。
这种传染病在14世纪中期杀死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欧洲人口，全世界大约7500万人死亡。
另一次瘟疫，在19世纪至20世纪爆发。
这次传染病于19世纪首先出现于中国，而后传播到非洲、美洲、澳洲、欧洲和亚洲其它地区。
网络配图 尽管过去的研究证实，鼠疫杆菌跟上述两次大灾难都有关系。
但它是否同样导致了6世纪到8世纪的查士丁尼大瘟疫(Justinianic Plague)，仍然存在争议。
这场以(罗马帝国)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的名字命名的瘟疫，杀死了一亿多人。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跟罗马帝国的衰败有极大关系。
为了解开此一谜谜团，科学家们研究了6世纪的19具不同骇骨的牙齿DNA，这些人很显然死于查士丁尼大瘟疫。
研究人员更清楚的发现鼠疫细菌Y. pestis的存在。
网络配图 约翰古腾堡大学的遗传学家芭拉曼提(Barbara Bramanti)说：当我们查明过去瘟疫的真正起因时，总是让我们非常兴奋的。
分子微生物学家索尔兹(Holger Scholz)告诉《生命科学》杂志说：经过大约1500年后， 透过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仍然可以探测瘟疫的存在。
研究人员声称这些发现确认了查士丁尼大瘟疫爆发的起因。
芭拉曼提告诉《生命科学》说：DNA分析显示，这次瘟疫与稍后的两次瘟疫非常相似，都是起源于亚洲。
网络配图 在现代鼠疫全世界传播之后，在许多农村地区扎根，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仍然报告数千例的瘟疫案例。
无论如何，医生们现在都能够借着抗生素对瘟疫进行治疗。
索尔兹说，研究人员希望重建这些古老牙齿中黑死病病菌的完整基因组序列，借此更加了解这种疾病。
在古代医疗不发达的时候，瘟疫多次爆发在人类历史上，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罗马帝国时期爆发的大瘟疫成为一股偶然、强大而又残酷的促进力量，突发的大规模死亡让民众慌乱而绝望，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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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灭亡时，四大汗国在干嘛？
当然了， 根本原因是他们与元朝的关系，就算能帮也不会去帮的。
四大汗国与元朝建立者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是分封的。
当年蒙古帝国横扫欧亚后，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后裔建立了钦察汗国，领土包括现在的东欧大部分，次子察合台的后裔建立了汗国，领土在中亚，三子窝阔台的后裔建立了窝阔台汗国，领土包括中亚和新疆地区，四子的后裔建立了伊尔汗国，包括现在的伊朗，伊拉克等地。
第一，死后，忽必烈与争夺汗位，由此也引发了内战，其他汗国是支持阿里不哥的。
元朝建立后，也宣告了蒙古帝国的解体，其它几个蒙古汗国自始至终没有承认忽必烈的大汗地位。
即便到后来关系有所缓和，但也是非常局限的。
在这期间，断断续续的关系时好时坏。
指望着四大汗国来帮忙，完全是办不到的，而这也是四大汗国不帮忙的根本原因。
第二，实力不允许他们去帮忙。
之所以说实力不允许，主要是四大汗国自己的问题不少。
伊儿汗国由于国内的蒙古贵族争夺汗位，在公元1335年后就已经成很多小政权，国家早已形同虚设了。
钦察汗国是拔都在西北建立的汗国，在14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分裂，不断有汗国从钦察汗国分裂出去，显然这个国家援助元朝，根本是办不到的。
察合台汗国同样是权力之争，在14世纪中叶就已经了，分为和西察合台汗国，就算这样了，还不太平灭亡是迟早的事。
窝阔台汗国是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封地，但其存在时间也是最短的，灭亡也是最早的。
在14世纪初，这个国家就已经不存在了，地盘部分归附钦察汗国，部分被并入元朝。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这四个汗国比元朝末年好不到哪里去，被说过了几辈，他们早已没有了归属感，就算有，他们又如何去救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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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王莽改制后为什么仅一年就灭亡？
那么他又是怎么灭亡的呢？ 一个王朝如一个人的生命，诞生以后，终会有那一天。
西汉王朝即是如此。
与西汉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谓是早夭。
今天我们探讨王莽的失败原因，也许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对王莽的失败，史书上的评论大体相同，一般都归结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汉等。
然而若综合分析，应该说，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观原因来说，王莽的失败是一种必然。
西汉末年人口自然增长加速，带来了大量社会剩余劳动力，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
结果是流民数量暴涨，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
以前，在解释王朝兴废原因时，我们过多强调阶层的对立与矛盾，其实，在耕地面积基本固定，生产方式无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灾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败。
黄河在历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时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国三年(11年)。
黄河在魏郡，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决口改道。
黄河决口成灾，在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显示出这场水灾的严重，而更严重的是，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
这给了王莽政权最致命的一击。
祸不单行，与水灾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灾害。
新莽朝的农民起义，大多集中在黄泛区，自然灾害愈重的年份，起义的声浪也愈高。
就主观原因来说，王莽代汉而立，其实是以王莽为中心的儒生集团的一场政治实践。
作为儒生，王莽有与传统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习惯把理想当作现实。
班固说“莽诵六艺，以文奸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王莽诵读六经，借以包装自己的谬论。
班固的评说是不对的。
王莽不过是把梦当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会的必要性，没有顾及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好梦难以成真。
其二，做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难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的勇气。
地皇三年(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于是彻底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
因为“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怨灾及其人”。
其三，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
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后，便对刘歆有了防范，弃之不用。
弃用刘歆，昭示着汉末儒生集团的分裂。
与一样，王莽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亲，很难容人、任人，也许过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难做一个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来说，通过对其具体政策措施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首先，改革的蓝图就有很大问题，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难以统一。
汉代经学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对国家与制度则重视不足。
这一倾向在古文经学中的表现更为明显，王莽恰恰是古文经学的巨擘。
所以的顶层设计，其根本目的是社会的整合，不是国家建设。
可是，事实上，整合混乱的社会秩序，必须以完善国家制度作为起点。
王莽的“王田制”，将全国土地国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
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这一善良政策注定会失败。
原因很清楚，西汉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为官僚，他们充斥于各级政府之中，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这一措施必然引发官僚集团集体反弹。
结果，王莽既没有能力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损害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王莽禁止奴婢买卖，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
但这项措施却上下。
禁止奴婢买卖，必然危及官僚、豪强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平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从内容看，如果能够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王莽的改革过急过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国推行。
为了保证改制落实，还辅助以严刑酷法。
这种不经过试验，不顾各地具体情况的改革，结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发更多的社会混乱，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新莽时期，还多次发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这些战争，没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的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王莽改制失败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失败了。
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实践中，得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
王莽的这种改制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社会的一种背离，是错误的。
因而，也就不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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