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三十八年惨遭斩绝的朱家皇族：无一人幸免
也很难再找出一个想尽办
【千问解读】
不过，这些深居宫廷的太监却并非都是中国人。
近日，一篇有关中国历史上外籍太监的文章通过网络广为流传，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和关注。
深宫之内，外籍太监究竟从何而来?他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其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赵兴元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外籍太监的特殊身份以及隐藏在他们身后的历史。
外籍太监多出于政治需要，在本国阉割后，被送到中国 文章讲述的外籍太监名叫朴不花，高丽人。
据《中国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一书中记载，朴不花在7岁时被净身送进了的皇城内，从事皇宫内的杂务工作。
在朝中的几十年时间，他从一个普通小太监步步攀升，最终权倾朝野，参与国政。
在历史上，中国的皇宫内出现外籍太监并不奇怪。
曾经撰写过《历代太监出身考略》、《太监评价浅议》等论文的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赵兴元告诉记者，中国古代和朝鲜的来往一直非常密切。
从东晋开始，朝鲜就是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国王都要受中国的册封;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国处于政治需要会向番邦提出一些要求，其中也包括索要阉人。
因此，像朴不花这样的人，在本国接受阉割以后，被送到了中国。
古希腊等国也曾有过阉人;但中国历史上没有蓝眼睛、高鼻子的太监 赵兴元介绍说，这些进入中国皇宫的外籍太监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入宫了。
因此，他们无论从语言还是生活习惯上都能很快地融入到中国人中，以至于一些历史书籍在记录他们的时候，甚至忽视了他们的外籍身份。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外籍太监中，始终没有一位是蓝眼睛、高鼻子。
其实，太监并非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
赵兴元说，根据史料记载，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等国家也都曾出现过阉人;一些受中国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朝鲜、印度，也都有太监出现过。
“但是，由于中国从明末开始才和欧洲有接触，因此没有出现过蓝眼睛高鼻子的太监。
” 外籍太监与其他太监地位相同;在当时的对外交流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赵兴元透露说，外籍太监在中国的地位和其他普通太监一样;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是皇家的私人奴仆，常被人们称为“灾星”、“祸水”。
能够爬上高位、辅佐的太监，实在是极少数。
其实，外籍太监还发挥着一个特殊的作用。
朝鲜籍太监海寿是明洪武年间李朝太祖李成桂遣送入明廷服务的一员阉人。
在知名历史学者陈学霖所写的《海寿———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太监》中提到，海寿曾七次被遣回本国为使者，为成祖向朝鲜国王索取各种物资。
而其影响尤为深远的，是替中国的皇帝向朝鲜索要朝鲜处女，并在其中为成祖选择妃子。
《明代安南籍太监史事考述———金英、兴安》一文中，陈教授也提到，“北京城内之重要古刹寺院，虽系奉敕修建，实际上董其役者主要是太监”。
可见，外籍太监在当时中国与番邦的交流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此，赵兴元认为，即使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像朴不花等这样外籍太监在中国历史上仍旧是极少出现。
明清时期，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非常之多;时候，每年平均有3个朝鲜使团来中国朝贡，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这些使节由朝鲜的大臣组成。
因此，如果当时中国皇帝向朝鲜提出什么要求，也不需要朝鲜太监做过多的工作。
而且根据当时规定，作为太监不能出宫，也不应该参与和政治相关的事情。
” 为保证皇室纯净血统出现太监制度 北京有两处地方曾专为太监阉割 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商代时就已经有太监出现，经历西周一直到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太监制度。
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赵兴元教授就中国历史上的太监制度进行了介绍。
首批阉人 赵兴元教授分析认为，太监制度的产生和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有关，比如割鼻子、脸上刺字、剃头发、阉割等等。
被实施这些刑法的人，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官吏;而这些人在被行刑以后，还是会留在宫里工作。
于是，当时宫里出现了一些阉人。
后来，王室出于要保持纯净血统的考虑要求宫内的男性必须都是阉人。
因此，可以说太监制度是保持王室血统纯洁与我国刑法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
中国的太监在明代最多，当时宫内的太监竟然达到8万人。
清朝有几千太监，当时宫内有一个专门管理太监的地方叫十三衙门。
太监们在宫中主要从事打扫，服侍皇妃起居等工作。
而那些武士和护卫只有在贵族出宫的时候才能用上。
“完整”下葬 宫内的太监基本上都是家境非常贫穷的孩子，大多数在十几岁就进了宫。
这些孩子就在进宫前被送到了专门阉割太监的地方，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有两个。
南北长街会计司一个叫“毕五”的人和在鼓楼前方砖胡同一个姓刘的人(人称“小刀刘”)，他们都是祖辈从事太监阉割的。
太监的阉割是将整个生殖器割掉。
在阉割的时候为了防止尿道长死，于是就在尿道上插一根麦管，等到伤口长好了以后再将麦管拿掉。
进入宫里，这些孩子要拜师傅、要教给他们礼节，怎么伺候人。
太监从小在宫内生活一直到死。
最后他们被埋葬到一个专门埋葬太监的地方;而他们曾经被割掉的生殖器也被用一个假的物品代替，和他们一起埋葬。
最后的28名太监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宫时，宫内的太监是中国最后的太监。
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太监制度彻底消失了。
后来，这些老太监聚集在北长街会计司胡同。
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那里还有28名太监，都是六七十岁以上。
他们大都罗着腰，看上去很像老太太，没有胡子，说话的声音也尖声尖气。
相关知识 太监与政治争斗 中国历史上曾有太监参与朝政，甚至太监专权的现象发生。
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赵兴元教授告诉记者，太监集团很容易得到斗争集团的任。
皇帝在同其他政治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尤其是小皇帝，生在宫中、长在宫中，他最熟悉的人只有太监。
因此，当他需要有一个打击外戚的势力时，太监集团便是最值得信任的。
太监掌权的现象由此出现。
为了避免太监专权的历史重演，曾下有一个禁令，“明朝太监，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辑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诫，告诫他的后世子孙，要以明朝太监为鉴戒”。
所以，清朝规定太监最高不能过四品，不能交往外臣，不得干预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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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康熙帝为什么向大臣们公示自己财产？
康熙这是什么意图？莫非是要准备打“大老虎”？ “家天下”时代，国家是帝王的私产，君主可凭个人意志任意支配国家财产，是无须向臣民多作解释的。
清王朝定鼎中原之初，民族对立情绪高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各种反清武装与朝廷的对抗一直延续到康熙中期，才渐趋于平复。
网络配图 康熙在平定了以为首的“”后，深知治理一个国家，兵战实为下策，只有以德化、以智略服众，才能让百姓诚心诚意的服从，方能建立稳定的统治。
所以，他一方面推行“偃”的措施，广开博学鸿词科吸纳天下英才，希望将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文人都招致庙堂之下，为朝廷所用。
另一方面，他采用攻心策略，让文武百官、尤其是从归顺的降臣降将进行对比，以明王朝的腐烂败坏、帝王昏庸，彰显清王朝的政治英明、君王贤能，然后通过官员及文人的传播，进一步消除时人的反清意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内务府官员在康熙的授意下，把宫中每年的费用列成清单，发给诸王大臣察阅。
同时又把前明建造的殿宇、亭台楼阁的名字，以及各宫殿配备的宫女仆妇人数，都一一列了出来，造成册子发给大臣，让他们清算这些宫殿在建造时花费了多少银两，以及前明宫中每年的耗费。
接受了任务的大臣们通过查阅前朝留下的账本，查得前明宫中每年需用银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这笔钱如今已被充作饷银；前明负责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每年各项钱粮也要用银二十四万余两，如今只用三万多两；每年冬天，前明宫中要用上等木炭一千二百八十万余斤，现在只用一百多万斤。
前明的后宫嫔妃之众，各殿宇每年花费在床帐被服、舆轿车子、花毯装饰等方面的费用，需要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直到，库房里还剩有前明宫人的绣鞋数十箱，上面遍饰珠宝，极为华丽。
这些费用现在已经全部省了下来。
另外经过清点核实，前明建造的殿宇共有七百八十六座，不论是基址还是围墙院落，所用的木料都是上等楠木，砖则是用山东临清专门烧制的贡砖，经水运运到京城；即使是宫殿里的排水沟，也是用整块的巨石修筑，排污水管的口径粗达数。
网络配图 为了防止生锈，全都是用生铜铸造。
而到了清代，如果不是非修不可，不轻易修造房屋，所以宫殿的数目不及前明的十分之三；即使修造房屋，所用的材料也都是用普通的砖头和松木，绝不乱花钱。
看到这些直观的数据对比，大臣们自然是颂词一片，认为前明骄淫坏法，导致人心瓦解，而本朝兴利除弊，清廉为治，遂使兆民归心，取代前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眼看采用的攻心法取得了成效，康熙还怕时日久了，人们容易遗忘，所以他也不忘巩固成果。
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批覆大学士呈上的奏折时，康熙又重提旧事：“前明的事情，你们听说的往往都是写在纸上的陈言。
本朝曾经收用过时的，所以我对前朝的事情知道得很详细。
过去的一日之费，就可抵如今的一年之用。
如前朝宫中每年要用脂粉钱四十万两，衣食供应也要用银数百万两。
这些花费到我父亲时都已革除了；另外前朝宫中有宫女九千人，内监十万人，供应饭食都成问题，以至于每天都有人被饿死，如今宫中不过只有四五百人而已。
” 意犹未尽的康熙，又下诏户部，训诫道：“国家的钱粮，理当节省，否则必导致经费不足。
每年免征的银粮数额，以及河工的费用，都还有节省的余地。
前明的光禄寺，每年供膳宫中就要一百万两银子的花费，如今只用十万两。
网络配图 前明的工部，每年建房要用二百万两银子，如今只用二三十万两。
只有尽力减少开支，方有裨益。
”接到圣谕的官员，自然又是一番齐声夸赞，称颂本朝节用爱民，布德施仁，为、百居的盛世。
实际上，康熙六次南巡，以及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作为避暑和接见王公贵族的皇家禁苑，糜费巨万，用度也并不比前明节约多少。
康熙末年时，国家岁入四千余万两银子，收支也只是勉强相抵，并无节余。
只不过，清王朝在确立了稳定的统治以后，老百姓的生活与天灾频仍、兵戈扰攘的明末相比，已经好了许多，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也就此被遏抑，这才是清政权能够为广大百姓所接受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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