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竟不如妓女
但是怎么发掘人才呢?马路上邂逅，那是连续剧;世袭传递，三代必死。
要想发掘出优秀的人才，
【千问解读】
但是怎么发掘人才呢?马路上邂逅，那是连续剧;世袭传递，三代必死。
要想发掘出优秀的人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
就这个问题，所有的名人都讨论过。
春秋时期的与大臣，也曾经这样交流过。
晏婴是时期齐国重要的大臣，他有着丰富的智慧和直言纳谏的勇气，深得齐景公的赖。
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要想管理好国家，统治好百姓，必须要有贤良的人才，但是如何找到呢?” 对于这个问题，晏婴回答道：“简单，大王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分析他们交友的对象，分析他的言谈举止和习惯爱好，不要选择那些目中无人、故作姿态、哗众取宠的人。
要看他得势后，说些什么话;失势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富贵时，看他拒绝什么;贫穷时，看他想要什么。
”“的人才，一般言行举止都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进入仕途，即使进来了，也很容易隐退;次一等的人才，言行举止都一般，会轻易进入仕途，也会轻易离开;最次品质的人才，言行举止杂乱无章，一旦进入仕途，就会把仕途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也绝不离开。
”“大王，您按照这个标准去选拔人才，肯定就不会错了。
”晏婴的这番话，我才疏学浅，不予评价，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字理解：蒙。
晏婴的理论，无疑是用“吃喝嫖赌”来辨别一个人的好坏。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就全完了。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人有没有本事，是不是好人，跟他的品行、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外表衣冠楚楚的主，也可能一肚子男盗女娼;表面纨绔成性的富二代，也可以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人。
所以人才这种资源，不能片面地去比较，即使是这样的智者，也在身上吃过大亏。
为了发掘人才，后面的朝代，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选拔人才系统，从的“兴太学，举贤良”，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以及从一直沿用到的“制”。
这些选拔人才的系统，虽然有利有弊，但是对于国家来说，都能大大降低“蒙”的概率，能让更多的人才为自己服务。
但是秦朝没有这些完善的系统，难道人才都要去“蒙”吗?所以才有了门客制度。
我们可以理解，战国时期，诸侯相互开战，身为一国之君，肯定是忙得不行，哪里有闲工夫去发掘人才，就是现在公司的董事长，也没有工夫天天盯着招聘网呀。
董事长没时间，国家又要长盛不衰，这可怎么办?简单，把招聘人才的工作，交给手下的部门经理，让他们去找，找来以后为国家、为君主、为自己服务，多好。
所以才有了门客制度。
但凡想、出将入相的人才，都会去这些部门经理的住宅，让他们给自己面试，如果发现人才不错，国家也有合适的岗位，就留下来为国家干活;如果发现人才不错，却发现国家暂时没有合适的岗位，也要留下来，当个秘书、经纪人、管家、智囊，给我出谋划策，处理一些事情，我按月给你工资，反正就是不让你走，不让你去为别的国家服务。
所以门客制度，就是国家借用大臣的房间，作为自己的孔庙、国子监。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拿大臣的家，作为自己的一个国家储备干部的基地。
对于一国之君而言，这种背景下诞生的门客制度，是当时最好的产物。
何况，它还有三大好处：第一，按照秦朝法规，举荐者与举荐人有连带责任。
根据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如果举荐的是一位旷世奇才，他建立了什么功勋，举荐者也可以收到相应的赏赐。
反之，如果举荐的是个庸才，办事失败，或者干出什么蠢事来，举荐人也会受到举荐失察之罪，必须一起跟着遭殃。
所以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也必须跟着遭殃受罪。
第二，不怕造反。
对于秦王而言，你们老板都是我雇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你们这些门客，不过是我的木偶的木偶，好使就用，废了就换，大不了重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家还不用掏钱。
招揽门客的行为，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这叫“个体经营”。
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指标，也没有这方面的需要，自然不会拨款。
要想养门客，不能指望国家掏钱，只能自己去垫。
当我每每读到“战国四公子，门客三千余人”时，我都会全身不寒而栗，发自内心地感慨道：“这得需要多少钱呀!”要知道，门客也是人，他们要吃饭，要买房，要养老婆，还有生娃。
所以养他们，必须按月给工资，而且不能少。
没有黄金美眷垫底，支撑，我们还跟着您干啥?这么多的人，钱从哪儿来呢?简单，战国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垄断柴、米、油、盐、酒这些东西，没有国企，私企无比繁荣，私人垄断某个行业，不就有钱了吗。
战国时候的四公子，除了在国家当官外，他们都有自己的副业，齐国的就是一个盐贩子，楚国的春申君是一个倒米的。
而另外的两位，历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根据门客的数量情况，这哥俩肯定也有不少的外快。
有了钱，才能招募到门客，但是招聘的门客越多，质量就越参差不齐。
招到、侯生这样的旷世人才，固然是一件欣喜若狂的事情。
但更多的门客，则是像嫪毐一样，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泛泛之辈。
《·列传》里，就讲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把这些门客的丑陋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
长平一战时，赵孝成王听信谗言，廉颇被迫下岗。
廉颇一失势，他手下的门客立刻一哄而散，再也不见了踪迹。
后来，赵孝成王重新任用廉颇，他官复原职后，这帮门客居然又恬不廉耻地跑了回来。
看见这帮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廉颇这个气呀，他大吼道：“滚，老夫不想看见你们。
”看见廉颇毫不客气地哄人，这帮门客不赶紧说一些好听的、请求原谅之类的话，反而义正词严、振振有词地说道：“哎!你凭什么轰我们，天下人都是这么干的，你有势力的时候，我们跟随你，你没有势力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走，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简单道理，你有何怨言?” 后面的故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以廉颇将军的火暴脾气，他一定会狠狠地揍这些人一顿。
这就是门客的生存之道，虽然很龌龊，但也很现实。
有权有势时，誓死追随，无权无势后，立刻。
吕不韦死后，也没去巴蜀;战国四公子死后，也没有一个人去殉葬。
人情势利古犹今，穷则冷落富则亲。
富时多少人亲近，其中几人是真心。
对于这么一帮傍大款、傍大官的人，别说3000人了，就是3万人，30万人，又有何惧哉?所以吕不韦的“结党营私，独断朝纲”的罪名，根本不成立。
并且吕不韦为人低调，也不像嫪毐那样嚣张，但为什么还招来杀身之祸呢?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一本书。
这是一本吕不韦亲自主持编纂的，一部被称为“古代类百科全书”的传世巨著——《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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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子夫，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独立谥号的皇后
建元二年(前139年)在家里做侍女，这一年春天，在祭扫归来的路上，顺便到姐姐平阳公主家里稍歇。
姐弟两人摆宴饮酒，歌女起舞献唱助兴。
歌舞翩翩中，容貌清丽、身段窈窕的卫子夫让汉武帝一见倾心，纳入后宫。
从此，改变卫子夫命运的大幕渐渐拉开。
卫子夫，西汉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建元二年(前139年)在平阳公主家里做侍女，这一年春天，汉武帝在祭扫归来的路上，顺便到姐姐平阳公主家里稍歇。
姐弟两人摆宴饮酒，歌女起舞献唱助兴。
歌舞翩翩中，容貌清丽、身段窈窕的卫子夫让汉武帝一见倾心，纳入后宫。
从此，改变卫子夫命运的大幕渐渐拉开。
在卫子夫的一生中感情生活的空缺和缺失让卫子夫后期生活应该处于感情的贫乏状态。
继而，武帝起身更衣，卫子夫则随去侍候，得到初幸。
武帝回到筵席后非常高兴，赐给了平阳公主黄金千金。
平阳公主因此奏请将子夫送入宫中，武帝欣然答应。
临别上车之时，平阳公主亲抚着卫子夫的背说：“走吧，在宫里好好吃饭，好好自勉努力，将来若是富贵了，不要忘记我的引荐之功。
” 元朔元年(前128年)，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第一位皇子刘据，汉武帝欢喜之余，在大臣的建议下封卫子夫为皇后。
元狩元年(前128年)，刘据与汉武帝一样，在7岁时被封为太子。
卫子夫的生平在这不做细说，单说说她的结局，征和二年(前92年)秋七月，太子“巫蛊案”爆发，江冲以在太子东宫挖到桐木人偶为借口诬陷太子刘据，此前：、坐巫蛊之罪处死，之子卫伉及之子曹宗皆连坐,刘据惊恐万分，知道江冲故意加以陷害，此时武帝在甘泉宫，刘据无处说理，情急之下借用母亲的中厩车架，取武库兵器，调长乐宫卫队，杀死江冲。
自从卫子夫当了皇后，她的亲戚真可谓应了那句话“一人得志，全家升天”。
特别是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外甥，他们既有自己的真实本领，又有卫子夫这样的一棵“大树”，建功立业可谓是手到擒来。
家中的荣誉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连卫青三个在襁褓中的孩子就被封了侯。
并且当时因为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正在守寡，汉武帝又让卫青娶了她，这样汉武帝娶了卫青的姐姐，卫青又娶了汉武帝的姐姐，真可谓是亲上加亲。
卫子夫的整个家族在她身为皇后的时候，都属于皇亲国戚，自然会有一些家族的纨绔公子行事骄横。
卫子夫姐姐的孩子公声因擅用军饷被锒铛入狱。
自这件事以后，卫子夫的家族便发生了一系列的罪名和事变。
也正是这种看似没什么的做法，宣帝上位以后，为曾祖母恢复荣耀，大张旗鼓改葬，"追谥曰思后"卫子夫的清誉才能得以澄清,也使子夫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拥有独立的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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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是司马迁自己创作的故事吗？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的确该成语的典故最早来源于《》，却又不完全同于《史记》。
在《史记》中着力塑造了一批能够忍一时之辱而终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句践即为其一。
司马迁在其身心遭受巨创后载录了句践“尝胆”的故事情节，这是《史记》之前的史料所未涉及的：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
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 文中司马迁仅仅为句践设计了一个“尝胆”的情节，却并未有“卧薪”一事。
“卧薪尝胆”一词最早出于的《拟答书》一文，称“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称孙权“卧薪尝胆”，与句践实际并无联系。
而《春秋·季秋纪》中有言：“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放吴。
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
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
”描摹出句践为激励自己复仇，给自己创设的艰苦条件，唯恐安逸的生活消磨了自己复仇的意志。
而苏轼所言“卧薪尝胆”，极有可能是其结合《》之“身不安枕席”以及《史记》中的“尝胆”两个典故，，造出的成语。
此后，文人诸如、华岳、黄震等人，才将此成语真正运用至句践故事。
然而我们回顾《史记》中司马迁对句践“尝胆”之事的记载，再综观《史记》之前的文献典籍，却并没有发现关于句践“尝胆”的记载。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无越王“尝胆”之事?这极有可能出自的文学想象与虚构。
究其原因，此情节的载录大概受司马迁自身经历的影响。
太史公惨遭宫刑，又因父亲“余死，汝复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临终嘱托，再者是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扬名之志，使得司马迁只能将自己的不满情绪融入文章之中。
凌约言在《史记评林》也称：“太史公于凡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渍渍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郁闷无聊之情耳!”司马迁虽不是利用语言文字泄私愤，但这种身体摧残之耻、心理不堪之辱极有可能强化了其创作的决心，成为其创作的源动力之一。
而任何艺术冲动都是心理和生理力的合成，司马迁的这种愤而著书的冲动便属于“创作显动力”，是“艺术家因各种物象、事件的触发，常发生心理波动，造成失衡，并引发适当强度的情感。
宣泄情感，以恢复心理平衡”。
其中主要强调的便是外界的刺激，而这种外部刺激在发挥其动力作用的同时，有时将情感直接表露在作品中，有时却是在超越创伤的过程中，战胜自卑，从而创作出名垂后世的文章。
这与司马迁的创作经历基本一致，是将其自身的情感意识寄托在句践身上，赋予笔下人物一种新的、历史本无的精神气质，故句践隐忍“尝胆”一事就此应运而生。
也正是因为“尝胆”这一情节的增设，才从侧面表现出句践隐忍之艰辛、复国之不易，也才更让句践这一国之君坚毅、奋起的形象赫然而立。
除了贯穿《史记》全篇的司马迁的身世经历问题，还有一些隐含的因素，构成了司马迁笔下句践隐忍“尝胆”的文学形象。
首先，我们从《越王句践世家》标题的拟定，到文中字里行间，以及对史无所载的句践苦身焦思、坐卧仰胆情节的增设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句践的溢美之词。
同为春秋霸主，只有句践一人于《史记》标题中明确被称为“越王句践”;同为《史记》“世家”，吴太伯、齐太公、鲁、卫康叔皆因是周王室亲族且功劳卓著，故在“世家”中被尊称，唯独句践凭借“其先禹之苗裔”的简单记载，以及自身多年的辛苦经营，于东南蛮夷之地、。
故而《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句践的论赞词中便有“句践困彼，乃用种。
嘉句践夷蛮能休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此等作标题之法，不仅体现着一字寓褒贬的精神，更折射出司马迁寄人生观和史学观于标题的动机：抑彼而扬此。
句践勤政贤能，符合司马迁心中的明君形象。
司马迁并不因越国处蛮夷之地就轻视贬低句践，反而不吝笔墨加以夸赞，这是司马迁进步民族观的体现。
他也在书中多次歌颂圣贤之君，上至五帝尧舜禹汤，下迄本朝贤能君王，他都予以极高的评价。
对于句践，司马迁借之口重申“句践为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吊死问疾”，是位勤政有德的君王。
因而就司马迁的身世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句践在《史记》中的地位便被有意无意地抬高了。
司马迁受思想的影响，以为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增益其所不能。
”而句践“尝胆”一事，确是“苦心志”、“忍性”之举，亦符合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所谓贤人是在困境中造就的道理。
司马迁为一心复仇的句践增设了“尝胆”情节，使句践具有了一种在逆境中求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斗志。
此情节的设置，直接体现了句践隐忍发奋，终成就霸业的形象。
其次，通读《史记》全篇，不难发现，司马迁还是较为推崇那些敢于复仇之人。
伍子胃自楚逃亡至吴，终不忘楚王杀父兄之仇，隐忍数年而鞭尸平王，;自魏亡秦，不忘自己在魏国厕中之辱，及位秦相，终得魏齐首级，一雪前耻。
这种隐忍复仇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
对句践复仇之事的描述，显示出司马迁对句践坚忍复仇精神的推崇。
然而吴王与越王句践同有复仇事迹，为什么司马迁更加偏向于褒扬句践而贬抑夫差?虽妄然揣度司马迁的写作倾向难免失之武断，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去厘清《史记》中关于句践形象塑造的一些线索。
(一)，相比于自杀的夫差，司马迁更加推崇隐忍苟活、以报吴仇的句践。
《史记》中涉及句践忍辱负重的篇目除了《吴太伯世家》《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之外，还有《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列传》《货殖列传》，后几篇虽只提到一两句话，但基本都表达了句践被困会稽而忍辱负重，终因祸得福而灭吴称霸的主旨。
而就忍辱负重言之，司马迁的看法显然与传统儒学有很大的出入。
传统儒学主张舍生取义，以死殉名，而司马迁偏偏另辟蹊径，推崇那些“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天下”的人。
(二)，夫差穷兵黩武，句践正义称霸。
夫差复仇之后，不行霸主之道，不继祖德，反以霸主之尊南征北战，四处讨伐诸侯国，这点并不符合司马迁统一的民族思想。
而句践称霸之后却致贡于周，归还各诸侯国失地，履行霸主职责，得诸侯朝贺。
(三)，夫差狂妄自大，小胜而骄;句践隐忍复仇，始终如一。
《史记》之前的文献诸如《》《淮》等皆言夫差胜而后骄，论述其种种败因，但句践则往往被称为“圣人”“明主”。
因《史记》写作参考此前文献颇多，故而受此影响较深。
且句践忍辱负重后终得善果，称霸至终，后世子孙受福荫若干年。
而夫差凭借其父阖庐所积淀的恢宏国力就轻而易举地使越国臣服，此后便滋生了种种狂妄情绪。
又与越国荒成不盟，越不为败而吴不为胜。
因而，夫差虽得复父仇，然终究是不彻底的复仇，乃至身死国亡。
司马迁在寻求心理认同感的同时，所选择的颂扬对象定非如夫差般先隐忍复仇，却在得到一点成就后便狂妄自大的君王，而是如句践般始终如一、不灭吴国誓死不休的隐忍发奋、谦恭用贤之君。
(四)，夫差复仇是被动的复父之仇，而句践复仇是主动的复己之仇。
《史记》一改《左传·定公十四年》中“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的说法，转而改为阖庐临死前对夫差说:“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夫差对曰:“不敢!”的记载。
从自觉主动地承担复仇事业到被动接受父亲临终所托，性质发生了改变。
且《史记》中对夫差复仇前的准备几乎没有描写，只是简单的一句“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
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
”而句践却是主动地复己之仇、复越国之仇。
司马迁对句践复仇的记叙也相当详细，情节完整，篇幅宏大。
司马迁对夫差复仇性质的变动，以及对复仇前准备工作的描写，也就间接表明了司马迁对夫差与句践的不同态度。
(五)，夫差的复仇属于非正义性的复仇，而句践甚至伍子胃的复仇属于正义复仇。
夫差之父阖庐于对越发起进攻的携李之战中伤亡，战争本身具有侵略性质。
但句践兵败于夫椒之战中夫差的寻仇，且自身受辱于吴国，入吴三年能够忍辱负重;伍子胥父兄受谗言冤死，自身也在逃亡途中颠沛流离，从而更加强化了其复仇的意志。
显然句践与伍子胃的复仇是涉及自身的正义性的复仇，而夫差的复仇是非正义的。
故而司马迁对句践以及伍子胃持褒扬之态。
因此，就算《史记》中夫差与句践同有复仇之事，也可能因以上五点原因而出现褒贬不同的倾向。
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司马迁对于正义隐忍复仇、谦恭谨慎而终于称霸的句践报以极高的颂扬。
也正因此，司马迁对句践故事的记述对丰富句践的故事、深化句践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司马迁《史记》之前，从未有人记载句践所谓的“卧薪尝胆”，而司马迁之后，却有创作者不断丰富着句践“尝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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