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盘、出局、开方子、掉头、跳槽,这五个词是从哪里诞生的?

放在英雄成堆的时代，刘巨容肯定不能算一流人物，但是放在唐末以及后来的分裂时代，刘巨容无疑是闪光的。

刘巨容的故乡在徐州，至于何乡何村，无从知晓。

好在英雄不问出身，我们也无需计较那么多。

只要知道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他做了两件大事，指挥了两场大战，军事才能一流，就行。

第一是埇桥大战。

刘巨容担当徐州大将之时，徐州已经有大部分都被庞勋的部众给拿下了。

说到庞勋，也是徐州牛人。

庞勋当年应征被派往桂林当上了戍卒，按规定原本三年后返回，但是九年过去，依然不能回乡。

逼急了的八百士兵一起砍了上官，起兵造反，杀回老家徐州。

庞勋最初估计也没料到事情整大发了不好收拾，到后来，他对朝廷提出条件，只要给他个节度使当当，他手下的近二十万人就可以从此收归国家。

但是，不知道是压根不晓得，还是庞勋根本不够格，总之最后，庞勋还是和政府军给扛上了。

作为徐州大将的刘巨容，奉上峰命令前往镇压。

在埇桥，双方经历了一场大战。

双方投入兵力颇多，作为政府军，被打败的次数太多，再没有一场胜利，就没有能够提升军心的了，所以，必须得全力压制。

而作为叛军领导之一，浙西的王郢在此之前，就没输过，这一仗仗地打下来，信心倍增。

只是令王郢想不到的是，他碰上的是刘巨容。

刘巨容是个不要命的主将，他亲自手拿筒箭，乱军中射杀王郢，叛军主帅被杀，士气大降，自然，政府军惨胜，而刘巨容也因此升任明州刺史，后来前往楚州担任团练使。

乾符六年，大军北伐，刘巨容升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黄巢的大军号称50万，兵锋直指之下，唐廷震动。

面对的义军，刘巨容不辱使命，率长子刘汾及江西招讨使曹全晸等其他兵马，诱敌深入，黄巢落败，被迫逃跑，此后一直未复元气，终至灭亡。

庞勋起义，，它们带给了大唐最致命的攻击，伤害太大。

作为唐将，食君禄，忠君事，刘巨容做得合格。

虽然黄巢在襄阳会战中夺路逃生，也不能把全部责任堆在他头上，一来黄巢气数未尽，二来，也是因为朝堂之上的破事。

此时的朝堂，乌烟瘴气，田令孜一人独断，其他官员聋的聋，瞎的瞎，没有几人看得见大厦将倾，自然也就谈不上来扶一扶。

有人说刘巨容手下养了一个术士，这术士有神奇的炼金术。

这个会炼金术的术师来自扬州，和刘巨容是老乡。

他叫申屠生，原本就流落在襄阳汉水一带，被人整得无处可逃，后来得知老乡刘巨容在襄阳很吃得开，于是上门求救。

果然，刘巨容是个热心人，盛情款待多天之后，申屠生就把自己能炼金的方法告诉了他。

按说刘巨容就应该闷声发财，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田令孜的弟弟来襄阳时，刘巨容请他过府参观，竟然地给他看新出炉的金子。

从来就没有嫌金子多的人，田令孜的弟弟也不例外，他回京后就给哥哥那么一说。

自然，当刘巨容因为被人诬陷，离开襄阳，逃往成都时，机会来了。

田令孜找他要方子，但是刘巨容不给。

不但没给上峰炼金的方子，竟然还可恶地把申屠生这棵摇钱树给藏起来不见人，自然这绝技也就不能流传。

田令孜软得不行，来硬的，严刑拷打，逼着要他给，否则人头落地，全家陪送。

刘巨容会给吗？也许开始的确不想给，毕竟人都有护财的本能。

但是真的如田令孜所说的没给吗？公布的情况就是刘巨容不给方，田令孜找了个机会，指使了一波大臣，集中火力进攻，最后刘巨容全族被诛。

当然，能跑的还是会跑，总不能等着断香火吧？刘巨容身陷绝境，却没有交出炼金秘方，不是因为他要钱不要命，而是事实上这样的方子根本不存在，哪怕是二十一世纪，也没有人能真正拍着胸脯说自己可以炼出来，要那是例外。

道家有炼金术的记录由来已久，而且还有田家人亲眼见到“炼出来的黄金”为证据，田令孜怎么会不相信？刘巨容应该是交出了所有可能的方子，但毫无疑问，没有哪一张，能真正炼出。

没有炼金方，敌人偏说有，于是，刘巨容就只有以死证清白。

可怜一代战将，却如此而死，可哀可叹！（百家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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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中后期，随着政策的调整和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瓷器、纺织品、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使明朝成为“出口大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这却没有使其真正富强起来，也没能改变其国运。

出口大国明朝的开创者来自社会最底层，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不仅建立了一个朝代，而且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方略，把一片废墟上建立的这个王朝治理得很不错，经济得到了恢复，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趋于稳定，史称“洪武之治”。

他的继任者们延续了这些主要经济政策，先后开创了、和弘治中兴等所谓“盛世”。

朱元璋是贫民出身，自祖辈起就过着拖欠官府税款、四处躲债的生活，能踏踏实实当一名佃户都算是梦想，所以对土地有着深深的敬畏，在他看来只要能顺利收上来税，让农民承担一定徭役，对一个朝廷来说也就足够了。

所以朱元璋的经济政策很保守，特别强调重农抑商，发展小自耕农，打击工商业者，不允许发展对外贸易，规定“尺板不得出海”。

同时期的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资本主义开始萌发，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向欧洲，造成了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投机活跃，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

而另一边，在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和实物征税的经济格局下，明朝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物价，所盛产的茶叶、纺织品、瓷器等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国商品。

这时，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让明朝的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迫切需要开辟新财源。

在这种情况下，隆庆元年（1567年）下令开关，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

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商品不仅实用而且价格很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以丝绸为例，在欧洲，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本地产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国产品的价格仅是西班牙产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鲁，这比价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9。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涌向中国，疯狂采购中国商品，据史料记载，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

中国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一时间，尽管缺少这方面的准确统计数据，但从随后白银向中国净流入的速度和数量判断，明朝已毫无争议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

白银帝国对于一个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帝国而言，进口需求远不如出口那么强劲，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放到现在，贸易顺差可以换来外汇，比如美元，而在那时贸易顺差换来的是当时国际流行的硬通货——白银。

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也有一定历史，曾发行过“银币”，但在中期以前白银一直都不是主要流通货币，顶多是一种辅币，更多是作为储备之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盛产白银。

现在中国虽然是世界八大产银国之一，但近代之前中国勘探出的银矿资源一直稀缺，且矿石品位不高，含银量多在1%以下，与秘鲁波托西银矿的50%、西班牙银矿的25%无法同日而语。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明清之际中国年产白银仅10万-20万两，在世界白银总产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秦代以后“铜钱”一直是主要流通货币，出现了纸质货币“交子”，明代也有类似的纸币，称为“宝钞”，但由于管理不严、发行混乱，“宝钞”贬值很快，被百姓弃用。

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实物税为货币税，结算的货币不是“宝钞”也不是铜钱，而是白银，白银这种中国无法大量出产的贵金属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

大量商品出口换回来的是大批白银，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白银最大的流入地。

面对疯狂涌入的白银，明朝政府的货币管理也十分滞后，当时世界各国的金银比价都在1∶10以上，而明朝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比价约在1∶5.5－7之间，存在着投机的空间，许多外国商人于是把白银运往中国换购黄金，经过这种“套汇”手段轻易赚取了超额利润。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当时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2－1/3输向了中国，1571－1821年间美洲有4亿比索的白银输入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最终转到了中国。

据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仅1631年经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就在1400万两，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了，因为明朝鼎盛时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500万两。

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中的1/2流向了中国，总数多达数亿两，明朝成了的“白银帝国”。

但明朝的其他经济政策未能及时跟进，“重农抑商”仍是国本，明朝此时仍然是一个农业占绝对统治的国家，没能实现经济转型。

在对外贸易方面，主导权其实也不在朝廷，而在外商以及本地的“买办”商人那里，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白银也多积攒在商人们的手中。

通货紧缩伴随着大量商品和劳动成果的输出，白银这种货币迅速涌入，对市场来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似乎很容易判断，那就是通货膨胀。

但奇怪的是，通货膨胀并未发生。

明朝“对外开放”后的“CPI”不仅长期不高，甚至有些低迷。

据彭威《中国货币史》，十五世纪初期明朝的米价为2－3钱/石，十五世纪后半期有所上涨，达到5钱/石左右，此后一直到十七世纪的100多年里米价一直维持在这种超稳定状态。

物价不涨对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但100多年不涨似乎也有问题。

从很多记载可以看出，物价没涨的原因主要是百姓收入水平不高，内需不足。

明人靳学颜在《讲求财用疏》中说：“司计者日夜忧烦，遑遑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

”明人王锡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贱者，由于银贵。

”白银不是越来越多吗？为什么会出现“银贵”的怪事？这正是上面说的，白银虽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由于贸易结构单一，生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由于没进入消费领域，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

内需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

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就连朝廷的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此时崇祯已经继位，他是个充满忧患、试图发愤革新的皇帝，但管理经济是个外行，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他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在“开源”方面，崇祯提出加大税收，与本来就贫苦不堪的普通百姓争利；在“节流”方面，他带头提倡节约，穿缝补过的衣服，吃粗茶淡饭，裁撤冗员，压缩朝廷经费。

这些措施表面看多少缓解了一些财政困难，但由此产生了更大的负面作用，税收增加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非常时期的撤员、降薪，又进一步动摇了统治的根基。

崇祯元年（1628年），远在大西北的一个朝廷最基层的驿站里一名驿卒接到通知，他被裁员了，原因是朝廷财政困难，到处在压缩编制。

这个驿卒就此失了业，开始在社会上闯荡，经过多次碰壁后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军，16年后他成为最大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首领，率部攻入北京，结束了明朝的统治，他就是。

面对起义军围城，还想放手一搏，但他面临着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国库里没钱了。

为了筹钱，崇祯下令变卖了很多御用之物，包括自己吃的人参；他还放下天子的尊严向大臣们借钱，但除了几个慷慨“捐款”外大部分官员都表示自己很穷，没钱。

城破，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部进入北京，通过“酷索”的办法向侯门、宦官、百官、商贾搜钱，短时间里居然得到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朝廷20年的财政收入！纵观明朝灭亡的过程，说它亡于通货紧缩可能有些偏颇，但严重的经济问题确实是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

它虽然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但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只是一些貌似“值钱”的白银，这些白银被少数人囤积起来，既没有转化为投资也没有转化为内需，反而成为包袱和累赘。

李自成得到了7000万两白银，面对这么多“钱”他大概也想不出来如何花，能做的只是化成银板往老家运而已，而这些“钱”也没能帮助他坐住江山。

崇祯原本还有别的办法挽救危局。

鼎立时蜀汉、孙吴都很弱小，经济更加脆弱，但、很“聪明”，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货币贬值。

当时用的是铜钱，也照样能贬，一个办法是减轻铜的重量，他们最后铸的铜钱像纸一样薄；另一个办法是干脆指定铜钱的面值，所谓“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就是一枚铜钱指定其当作500枚、1000枚去花。

对崇祯来说，这个办法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为内部革新和军事斗争赢得时间，比“开源节流”显然更高明，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明朝政府默认了银本位制，论斤称两的白银是主要流通货币，明朝政府等于丧失了货币发行权，或许可以在最后关头拿来拯救这个王朝的一条路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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