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帝王拆了前朝陵墓 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就算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拥有普通人无法仰望的地位,可是一旦恣意妄为,那么也难逃恶报的惩
【千问解读】
就算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拥有普通人无法仰望的地位,可是一旦恣意妄为,那么也难逃恶报的惩罚,所以说在因果报应这一方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时期,社会混乱,盗墓之事猖獗,有军阀孙殿英公然盗取裕陵,且手段极其残暴。
那么孙殿英为何要盗墓呢?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据说孙殿英盗墓前还担心盗墓之后会被惩罚,有一个风水先生可能是揣摩到了他想盗墓的意图于是借机告诉他:“大清的陵墓保存得这么好,只怕还要复辟,将军怕是要想点办法才好啊。
”所以孙殿英随即拍案而起:“把清陵给盗了。
” 于是,他不但拿走了其中的所有,且将帝的尸骨撒的到处都是,一时间世人哗然,但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是被免于责罚,只不过倒也不能说乾隆帝是冤枉的,严格来说这是对于他之前的报应。
没错,乾隆也曾经干过这种盗人坟墓的丑恶行径,当时就是为了修建这裕陵,但是缺少一件主要的材料——金丝楠木。
据《满清遗闻大观》记载,这位帝王便因此将主意打在了的陵墓身上,后来还因为大兴,而将一些名士的尸骨从棺材里挖出来,鞭笞尸体。
这些让人发指的行为,终于在近百年后遭到了报应,也就是孙殿英炸裕陵一事。
在这起事件中,乾隆的尸骨被官兵们抛的到处都是,后来有满清的皇族前来归拢尸骨,不过最后只找到了几十块骨头,然后勉强掩埋在了一起。
虽然死后陵寝被盗墓贼光顾的人里面乾隆不是唯一一人,但是被光顾后,陵寝被破坏的如此严重的,他绝对是极其罕见的,当然,这也都是他自己做下的孽,怨不得别人。
当时是乾隆50年3月,他暗地里去查看祾恩殿那些通体由金丝楠木制成的柱子。
因为要修建裕陵,对于这种稀缺的物料非常需要,而恰好明“十三陵”所用的木料,基本上都是质量上乘的金丝楠木。
何为金丝楠木? 根据《五杂组》中的相关介绍称,这类木料多产于南方地区,其自身带有的香气,且有防腐防蛀的特性。
但是金丝楠木只限于皇家使用,来百姓自然是没有那个权利的。
因此,古时候很多人,都会偷偷的选中用这种木料来制作棺材,据说可以保证肉身不腐。
鉴于此,皇帝们在建造陵寝的时候,多以此木料为主。
这类木料的价格极为昂贵,因为其多藏于深山之中,无论是砍伐还是运输,都非常的艰难,因此在当时这些金丝楠木就价格不菲,每一根都能够卖的上万两黄金。
为了尽量的减少成本,有的人会选择直接在楠木的出产地打造棺材,以减少运费。
据说当时有位木匠在打造完一具棺材之后,将一盘刚出锅的红烧肉放进了棺材里,等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将棺材运到目的地后,里面的红烧肉仍旧新鲜无比,吃起来就像是刚出锅一般。
虽然这个故事杜撰的成分较高,但是不难看出,金丝楠木的确有其珍贵之处,甚至有些时候就算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难以得到,就比如说乾隆,为此他只能把念头打在了明朝皇陵的身上,这些陵寝所用的木料皆是金丝楠木,自然让人非常的动心。
在乾隆提出想要将明陵的金丝楠木作为己用的时候,他手下的大臣纷纷劝谏,甚至想用国家的律法来说服他。
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规定,凡是有盗墓行为的,至少要罚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外,如果胆敢打开棺椁惊扰尸身的,则处以绞刑。
这些人虽然身为臣子,但是不想乾隆做出如此违逆天理的事,就算从自己的名声出发,他们也很不希望乾隆对明陵动手。
事实上,乾隆也不敢光明正大的盗取明陵的金丝楠木,那对于他身后的名声影响太大,他不想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毁了自己积累一世的名声。
不过,对于明陵的金丝楠木他又是志在必得,否则自己的裕陵就无法修建,虽然明知这金丝楠木的效用不可能有那么神奇,但是总有这样一种祈愿,促使他必须要这么做。
为了迎合他的需求,朝廷的有些大臣就开始另辟蹊径,称明陵年久失修,很多地方都已经破烂不堪了,他们建议将其重新修缮一番。
乾隆听到这番提议后,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于是立马批准,开始着手以修缮的说辞,将明永陵的金丝楠木一一拆下。
史载,乾隆50至52年(公元1785年——1787年),开始对明陵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乾隆就利用这次机会盗墓的,。
于是,后世就有了“拆大改小十三陵”一说。
据说,最先乾隆是看上了长陵,企图将长陵大殿拆毁,经、等人的大力劝阻,乾隆这才放弃了拆长陵的念头。
但他依然不死心,仍命人拆毁了永陵的大殿,换下该殿的楠木,用于建设自己裕陵。
当然,虽然名义上来说是合乎情理的,但谁都明白这件事不能被披露出去,于是他们便在在历史上刻意的抹除了这件事。
不过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中有这样一句记载:“三月癸酉,上回跸。
丙子,以重修明陵成,上临阅,申禁樵采。
”此时,正是乾隆52年。
不过,恶事做下了,就别想着能够欺瞒天下人,他的所作所为还是被人看在了眼里,最后自己坟墓被盗掘的如此之惨,自然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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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王不为人知的四大暴行解析
历史上的今天为你盘点康熙在位时的四大暴行—— 暴行之一:平三藩屠杀平民 且不提与康熙尚无关系的、,只说康熙在平定三藩时,清军对平民的屠杀,从许多记载来看也是相当惊人。
这里不必,就引两则相关史料也可见一斑。
《.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
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这份上疏是什么时候写的?所谓当年运粮行间是什么,荡平是指什么时候的荡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
“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试广东。
历刑部郎中。
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
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木。
骘入觐,疏言:四川祸变相踵……” 可见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以后,所谓“当年运粮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
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那么这个所谓的荡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时期清军镇压反抗,荡平四川云南了。
荡平之后,“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这个时期四川人口的损失,平民的死亡显然和清军是脱不了干系的。
其实不仅是四川,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联系到清军一向有屠杀平民的传统,再加上方面的官员也不会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这类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
无论以什么理由作为借口,如果一个皇帝手下的军队有大肆屠杀平民的行径,那么这样的皇帝再将其称为仁爱,那也是很不妥当了吧。
暴行之二:迁海残民十余年 首先值得一提的沿海迁界在康熙时期的强化,沿海迁界造成的惨重后果前面已经部分叙述。
沿海迁界可以看《南》中的相关记载。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
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
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
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
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
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
“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
“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
民死过半,枕藉道涂。
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
“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火累月不熄。
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
至是一望荒芜矣。
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
……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
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
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
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些描写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可以想见惨况确实空前了。
这一政策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说开头几年,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以及其间的一些强化措施,康熙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个能够允许这样残酷的政策继续存在了十几年并且还一度采取措施进行强化的人,说他是仁爱,这似乎令人难以接受。
沿海迁界区的修筑界墙是从康熙统治下进行的,可以看顾诚的相关记述“福建和广东的情况差不多,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
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
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
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
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
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
……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
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
’‘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
“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 推行过这样一种政策的皇帝,不称之为暴虐也就罢了,称为仁爱终究是有些不太合适的。
暴行之三:屠戮学者 再来说康熙时期的文字狱,客观的说,康熙制造的文字狱和其他两个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没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质也还是很恶劣的。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时期的史学大家孟森专门写过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说: “士大夫谈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
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
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
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臣吴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
迹朱方旦之所犯,并无罪名。
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
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
” 在《清代禁书总述》一书内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也有对此案的介绍,不妨简略摘录如下“朱方旦之狱——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
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 按照孟森总结的朱方旦罪状,前两条的话,那估计的王艮甚至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他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头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可得而私也。
”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离经叛道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
如果论最后一条“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这其实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无知,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明末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就已经流传开来了,何以到了他这里变成立说新异,以至成为杀头的罪名。
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专制的表现。
如吴伯娅的《朱方旦》中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
” 还有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
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
这个案件广为人知,这里也就不必浪费篇幅多介绍了。
还是那句话,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皇帝,不谴责其暴虐也就罢了,若称颂其为仁爱,则似于事实偏离太大。
暴行之四:文过饰非也杀人 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阎教授称颂康熙仁爱似乎不尽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可以看《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
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 而康熙之所以要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
“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
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
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
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
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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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唐朝为什么都要攻打高句丽?隋朝因此而亡
然而,在隋唐以前,国人还没有这种错觉。
通过对高句丽古国与历代中原王朝之间的国际关系,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观念,更深入的认识到古代中国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采取的战略措施。
1.不同的小家伙 在汉朝时,中国东北部有一个叫做扶余的小部族内斗,一部分扶余人便迁移了出去。
这些迁移出去的扶余人单独建立了一个国家,名字叫做高句丽。
建国以后的高句丽,回过头来便与扶余处于敌对状态,高句丽,誓要从扶余人身上找回场子,但扶余人与汉朝的关系良好,每当高句丽与扶余发生摩擦的时候,作为东亚的超级扛把子,扶余人老大哥的汉朝便时不时与小弟一起联手打压高句丽。
也就在这个时候,高句丽开始见于中国的史册。
史载,高句丽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国小且弱。
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却引起了汉人的注意,他们发现这个小家伙与其他蛮夷有些不同。
高句丽在游牧的同时,还进行着农耕的发展,也就是说,高句丽拥有着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这种游牧农耕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后来高句丽的发展奠定了根基,然而此时的高句丽盛行奢华之风,认为“宫屋不壮丽,无以示威重”,巨大的支出对于此时的高句丽来说是无法承担的,要想对国力进行弥补,那就只能靠抢和打。
高句丽人性格豪放,打起仗来一点不含糊,没过多久就降服了周边的众多小族,国力因此而上升。
正当高句丽沉浸在东征西讨的美梦时,现实给了高句丽梦醒的机会,在它的前方,是汉,那个击败了匈奴的存在。
见好就收的高句丽为了消化所占有土地,干脆直接依附、称臣,受到汉玄菟郡、辽东郡管辖,此刻的高句丽看起来十分老实和顺服,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时刻在惦记着位于辽东和朝鲜半岛的汉四郡,这一大片肥沃而辽阔的土地使得他们垂涎欲滴,他们在等待,等待一个可以占领这片土地的时机。
2.挑战 等待是一个漫长且令人焦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难免有些波折。
新朝时期,王莽曾命令高句丽国的军队去攻打匈奴,高句丽人一想,这就是忽悠自己去当炮灰啊,于是便纷纷叛逃出塞,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开始恶化。
此时的高句丽太祖王高宫认为自己的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便有些按捺不住,想通过一番小动作来谋取利益,便开始了与宗主国的摩擦。
高宫请求汉朝赏赐汉四郡玄菟郡的玄菟城,汉朝方面表示不同意,蓄谋已久的高宫在得到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后,立马召集各部落,企图发大军占领玄菟城。
令高宫万万没想到的是,装备精良的汉军把他召集的这支军队给直接击溃。
高宫诈降,趁汉军主力撤退之时,火烧玄菟和辽东二城,却寸土未得。
之后,高宫又继续联合辽东蛮族围攻辽东太守蔡讽,就在这个时候,汉朝的铁杆小伙伴、高句丽的死对头扶余国国王看到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发兵两万,与在辽东的汉军联手将以高句丽为首的诸蛮夷联军击溃。
这场战争结束后,高宫病死了。
在汉朝使者的恐吓下,高句丽人感到害怕,便再次归降。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是高句丽问汉帝国索要土地遭拒所,而在大约一千多年以后,高丽国末代国君向刚刚武力驱逐蒙古元政权,拥有百万明军的索要铁岭,索要不成,发军攻明,而领兵的将军一看这是以卵击石啊,白白送人头,于是领着军队掉头回了老家,改朝换代,没错,这位将军名字叫做李成桂。
到了东汉末年,中原大乱,高句丽人觉着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开始大举进攻汉边境,企图把汉四郡纳为己有。
然而,高句丽人没高兴多久,便悲哀的发现,盘踞在辽东的汉人军阀和世家大族不好惹,以为首的军阀虽然在中原的战争中排不上什么名号,但收拾起来他们却绰绰有余。
在经历了数次惨败以后,公孙度之子公孙康最后教会了高句丽如何做人,公孙康率军深入高句丽,大败其军,并且焚毁了他们的国都。
就在高句丽要死心的时候,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3.玩笑 司马懿突袭公孙氏等辽东军阀,且为了消灭有生力量,又对辽东地区进行了一轮大屠杀,将大量辽东汉人迁往内地,直接削弱了汉人在辽东地区历代所盘踞的势力,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与统治势力的薄弱。
高句丽清楚的看到了这次的机遇,便再次磨刀霍霍的向着辽东进发。
然而,上天又给高句丽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因为此时的幽州刺史是毋丘俭。
对于毋丘俭,很多人也许并不熟悉,但他却是时曹魏集团中的名将。
毋丘俭因在辽东作战立有大功,被封为幽州刺史,在觉察到了高句丽的企图以后,毋丘俭主动出击,讨伐高句丽。
正始五年,毋丘俭率步骑兵万人出玄菟讨伐高句丽,两败高句丽东川王,两万人的高句丽军被其诛灭一万八千人,攻入其首都丸都城,进行了屠城,又分路追击,摧毁高句丽人的聚落。
正始六年,再征高句丽,高句丽东川王逃跑。
毌丘俭坐镇丸都城,玄菟太守王欣,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分路攻打与高句丽联盟的濊貊部落。
王颀的军队追至竹岭,再次消灭其余部,将协助高句丽的邑落一并攻破,斩杀三千余人。
将东汉初废弃的临屯郡故地再次纳入版图。
东川王则在逃跑的过程中病死。
高句丽这次是被彻底打趴下了,但就在曹魏以为高句丽已灭国的时候,残余的高句丽人悄悄地回到了故国,奇迹般的再次复苏。
4.达摩克利斯之剑 五胡乱华时期,高句丽开始了真正的崛起。
它联合百济国,对汉人势力受到极大摧残的汉四郡进行了进攻。
到了公元四世纪时候,高句丽基本占领了汉四郡。
到了著名的高句丽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彻底击败慕容鲜卑,并两度击败日本,继而又征服了新罗和百济。
占领了汉四郡,得到了其数代所梦寐以求的土地。
到了建立的时候,高句丽已经完全建立了律令制国家,设立了百官与朝廷,土地面积和产出相当于好几个关中地区。
上升的国力使得高句丽拥有了的资本。
高句丽经常联合靺鞨、突厥和契丹南下,如同一把尖刀直插隋朝背后,直接介入到了隋朝统一天下这盘局中,一点点蚕食辽东秦汉故土的高句丽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悬挂在中原王朝的头上。
因此,从、、唐太宗、,中国历史上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两个朝四位都把高句丽作为心腹大患。
历史经验证明,西北游牧民族对于强盛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而言并不是最大的威胁。
而起与中国东北部,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和农牧两种生产方式结合的势力,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因此,对于高句丽,隋唐两朝四位皇帝的态度达到了惊人的一致,隋炀帝不惜身死国灭,也和高句丽一直死磕下去;一代明君唐太宗,也御驾亲征辽东,足可见隋唐时中原王朝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对外所拥有的敏锐的战略眼光。
5.辽水可广? 隋文帝杨坚灭陈以后,便派遣使臣带了一封恐吓意味十足的诏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宜得朕怀,自求多福。
” 但是,没过多久,隋朝前往突厥的使节居然正好碰到了高句丽的使臣。
文帝便觉着给你小子说了也不听,还和突厥眉来眼去的,没办法,只能打了。
文帝出兵三十万征伐高句丽,运气却确实在有些不好,水路两边都遇到了极端恶劣的天气,除了风暴还有疾疫。
尽管没什么太多战果,但高句丽王迫于隋军势,遣使谢罪,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而这却为后来隋炀帝倾天下之力来攻打高句丽埋下了伏笔。
炀帝时,突厥已经臣服,隋朝国内经济达到了鼎盛,黄门侍郎奏告隋炀帝:“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亦统辽东”。
本就腾出手来的隋炀帝听裴矩这么一说,便开始准备攻打高句丽。
大业七年,隋炀帝下诏,动员全国,天下兵马不论南北,集合于涿郡,起兵百万,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余里,史云:“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隋炀帝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浩浩荡荡的开往辽东。
炀帝效仿,要玩就玩大的,可是奈何有,炀帝却不是,由于指挥不当,供给不足,的第一次亲征惨败而告终。
大业九年,炀帝第二次御驾亲征,亲统六十万军征辽东,但是国内杨玄感叛乱,隋军不得不班师回朝而平乱。
第二年,隋炀帝第三次亲征,高句丽这次是在有些吃不消了,虽然前两次炀帝亲征都没有什么战果,但高句丽的国力却因此消耗巨大,再和炀帝死磕下去,恐怕没被隋炀帝给灭了,自己内部就先完蛋了,遂遣使请降,炀帝见挽回了些面子,加之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遂班师回朝。
然而,高句丽还是没来朝觐,也拒绝放回俘虏的大批隋朝军民,并用隋军战士的尸骨筑城景观,来恐吓前来征伐的中原王朝。
虽然炀帝因征伐高句丽使得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终而身死国灭,但炀帝的三次亲征却极大的消耗了高句丽,方俞先生的《争霸东北亚》中有这么一句,“中国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
6.不为子孙忧 贞观末期,东突厥基本被消灭,四方夷狄挨个被打服,隋末的紧张局势终于安定了下来,腾出手来的唐太宗便开始着手收拾高句丽了。
贞观十七年,新罗遣使入唐,诉说百济对其的攻伐,以及与高句丽对唐,企图断的通路,太宗派司农丞相里玄奖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拒绝,太宗便决意征讨高句丽。
唐太宗曰:“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
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
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
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
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
然恐於后子孙或因士马强盛,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
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
” 从唐太宗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征讨高句丽的原因: 一、高句丽占有的辽东土地,本就是秦汉故土,现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
二、隋出师死伤颇重,为中国子弟复仇。
三,为后世子孙取,不为后世子孙忧。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继隋炀帝之后,再起辽东之役,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
接着,唐太宗御驾自洛阳出发,加入进攻辽东的陆军。
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
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
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句丽举国震恐。
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
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
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还朝,没有达到预期对高句丽灭国的战略目标。
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
由此可见,唐太宗对于高句丽的征讨虽然没有达到战略目标,却也取得了极大的战果。
太宗回朝后,群臣上奏,建议改用小股偏师袭扰,消耗其国力。
唐太宗纳之。
647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 648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丽军; 655年,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率兵击高句丽; 658年,程名振攻克高句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 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句丽军。
7.灭国 终于到了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唐灭百济,剪除掉了高句丽的羽翼。
龙朔三年,指挥唐军在白江口击败来援的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只四百艘,史载“烟炎灼天,海水皆赤,”通过此战,日本便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学习唐朝的路子。
而距离高句丽的彻底覆灭越来越近,公元666年,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
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 李绩攻取高句丽军事重镇新城(注: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 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师; 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注: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
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江。
高句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
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
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
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李绩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周,泉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
高丽悉平,分其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由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领兵两万镇守。
高句丽的贵族和约十万百姓被迁往中原,少部分留在辽东,一部分流入新罗。
至此,这个与中原王朝来回走了这么多回合的古国终于在隋唐巨大的军事打击下倒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高句丽虽然灭亡,但通过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
我们可以认识到两点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第一,中国史观自明以降,对于周边政治形态的认识有所缺乏,只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更好的体会到古代中国对外的战略理念和根本支撑。
第二,一个国家,只有拥有敏锐的战略目光,认识到外患所在,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应对措施,才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在竞争中掌握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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