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天平天国领导集团间的一次公开分裂

他们同为麾下的重臣，却在政治生涯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轨迹。

那么，在权力与地位的天平上，汪广洋与胡惟庸究竟谁“大”呢？这需要我们深入剖析他们的仕途经历、政治影响以及最终结局。

一、仕途起点与晋升轨迹 汪广洋，江苏高邮人，元末出身，通经能文，尤工诗，善隶书。

他年少时便跟随朱元璋起义反元，凭借卓越的才能和忠诚的态度，逐渐在朱元璋的阵营中崭露头角。

明朝建立后，汪广洋先后担任山东行省、陕西参政、左丞等要职，最终官拜中书省右丞相，成为朝廷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而胡惟庸，南直隶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年便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

他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等职，凭借精明强干的能力和善于钻营的手段，逐渐在官场中攀升。

洪武三年，胡惟庸拜中书省，洪武六年七月任右丞相，洪武十年更是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从仕途起点和晋升轨迹来看，胡惟庸的晋升速度明显快于汪广洋，且最终达到了更高的职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胡惟庸在政治上就一定比汪广洋“大”。

二、政治影响与权力斗争 汪广洋在任期间，以处理机要、屡献忠谋著称，朱元璋曾称赞其“善理繁难事务，且屡献忠策”，将他比作、。

然而，汪广洋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颇为被动。

他多次受到、胡惟庸等人的排挤和打压，甚至一度被贬黜到地方做官。

尽管后来朱元璋又将他召回朝廷，但汪广洋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相比之下，胡惟庸则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和手段的人物。

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勾结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

胡惟庸不仅在中书省内独揽大权，还试图通过控制军队和司法系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的这些行为无疑对明朝的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权力斗争中，胡惟庸显然占据了上风。

他不仅成功地排挤了汪广洋等政敌，还一度让朱元璋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忌惮。

然而，这种权力的膨胀也为胡惟庸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三、最终结局与历史评价 汪广洋的最终结局颇为凄凉。

他因受胡惟庸毒死刘基案牵连，被朱元璋赐死。

这一结局不仅反映了汪广洋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也暴露了明朝初年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而胡惟庸的结局则更为悲惨。

他因谋反罪被朱元璋处死，并牵连了三万多人被诛杀。

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胡惟庸政治生涯的彻底终结，也成为了明朝初年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朱元璋借此机会废除了丞相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从历史评价来看，汪广洋虽然才华横溢、忠诚可靠，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过于软弱和被动。

而胡惟庸虽然精明强干、野心勃勃，但他的专横跋扈和谋反行为却让他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四、权力天平的真正衡量 回到最初的问题：汪广洋与胡惟庸谁“大”？从职位和晋升轨迹来看，胡惟庸显然占据了上风；但从政治影响和历史评价来看，两人却。

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权力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职位的高低或晋升的快慢，更取决于一个人对政治格局的影响力和对历程的推动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汪广洋和胡惟庸都无法被简单地定义为“大”或“小”。

他们都是明朝初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仕途经历、政治影响以及最终结局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和深刻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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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太平天国的末日终于来临。

首府天京(今南京)陷落后，湘军如洪水猛兽般地进入天京，地毯式洗掠全城达三日之久，可称得上是挖地三尺，捞尽了天国首府里所有的浮财。

因“历年以来，中外皆传洪逆(清统治者对的蔑称)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湘军领袖与弟兄怀疑还有更多财宝窖藏在地下深处。

“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 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奏报同治帝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

且看曾国藩写给朝廷的奏折：“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

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

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

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币。

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刮各馆之银米。

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

唯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

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

臣弟国荃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

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

因晓谕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

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

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 曾国藩以“挺经”之法，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地上奏“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

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写诗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意即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怎么会“全无货财”呢，谁信? 大廷对曾国藩还是十分信任的，曾折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

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

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 天京究竟有没有藏宝?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与曾国荃都审讯过这位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其中有一条问：“城中窖内金银能指出数处否?”李秀成就利用自述来对付曾国藩。

他在自述里十分巧妙地作了委婉叙述，然后分别引出“国库无存艮(银)米”、“家内无存金艮(银)”的结论，搪塞了曾国藩。

天京城陷时，全城的口号是：“弗留半片烂布与妖(太平军对清兵的蔑称)享用!” 太平天国在南京十载，一直就有洪秀全窖藏金银财宝的传说和“金银如海”之说。

攻打南京城的湘军十分相信这个说法，待到破城之日，湘军四处掘窖，曾国藩甚至还发布过“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的命令。

就是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报里，也公然提出过“掘窖金”的话。

按太平天国的财产管理制度，所有公私财产都必须统一集中到“圣库”，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圣库统一配给，百姓若有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斩。

这种制度使得太平天国的财富高度集中，为窖藏提供了可能。

“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后已。

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币。

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指洪秀全)、次兄(指清)且用穷刑峻法搜刮各馆之银米。

”这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嫡系掌管，“圣库”财富已成洪秀全的“私藏”。

而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便避居深宫，十年未出。

如果没有其亲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府。

其他异王受到的猜忌更是越来越深。

天王府成为洪秀全唯一信赖和感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要窖藏的话，最有可能就在天朝宫殿地下。

据历史文献记载，当年天王洪秀全在南京建天朝宫殿时，自然是倾“全国”所有，掠各地奇珍异宝于宫内，其他王府也都藏有金银珠宝。

据《淞沪随笔》记载：“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

”既然别的王府尚且有窖金，天王府就更不应该没有。

天王府当时并没有被湘军全部毁掉，有不少还未烧尽，当年的核心建筑“金龙殿”依然存在，百年来，从来没有谁对其地下进行过勘察。

“金龙殿”下边到底有些什么?天朝宫殿地下有没有藏金?真是扑朔迷离。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还有军阀想要掘太平天国窖金发财，但不知什么原因，最后并未下手。

关于藏宝的两种说法 湘军入城后，曾国荃的部队是最先进入天王府的，相传曾国荃挖得洪秀全的藏金而入私囊，为毁灭证据，最终一把大火烧了天朝宫殿。

清人有笔记记载，洪秀全的窖金中有一个翡翠西瓜是中传出来的，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皆是浑然天成。

这件宝贝后来居然落在曾国荃手中。

当年湘军劫掠天王府时搜查得很仔细，甚至连秘密埋在天王府内的洪秀全遗体都被挖了出来，焚尸扬灰，一大批窖金怎会发现不了呢?所以，曾国荃得窖金的说法有许多人愿意相信。

另有记载：“宫保曾中堂(指曾国藩)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湖南)，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

”如此多的船只运送，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弟兄在给老家送掠来的窖金。

文人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

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

”忠襄即曾国荃，说他攻占南京竟然有千万收入。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驴、王豆腐靠太平天国窖金致富。

近代学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南京采风记?人品绰号》载：“宁俗好以绰号呼人。

暴富人家，皆有绰号。

如王豆腐，即其家曾业豆腐也;蒋驴子，即其先有人赶驴子也。

”位于城南三条营二十号的蒋寿山故居主人，就被人戏称“蒋驴子”。

蒋寿山，苏北淮安人，为人诚恳忠厚，清年间，随父流落南京以赶驴为业。

太平军攻破南京后，“蒋驴子”投军养马。

被忠王李秀成赏识，升为驴马总管。

据说他得到了太平天国的窖藏而富甲江南，人称“蒋半城”。

大富商王豆腐相传也是靠得到太平天国的宝藏而富起来的。

石达开藏宝之谜 除天京藏宝之谜外，太平天国还有一个藏宝之谜。

据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宝藏的故事》记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夕，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

石达开当时还留有藏宝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训。

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了一千多名工兵前去挖掘。

在大渡河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工兵们从山壁凿入，豁然见到3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

但是挖开两穴，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

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博士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

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终于被迫中止。

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后判断：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似非为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

石达开究竟在这里有没有藏宝，也成了历史未解之谜。

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是，在重庆南川市铁厂坪有段传说，当年石达开西征途中曾经路过南川，留下了一批宝藏，只要找到了一处名为“太平山”的位置，就能找到石达开宝藏。

为此，后来曾有记者专门采访过这两处地方。

两地的文物部门都肯定了石达开部队在当地的活动，说：“至于宝藏，不好解释，找不到东西。

” 和世界上所有藏宝之谜的复杂性一样，太平天国的两大藏宝之谜至今仍未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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