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天才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由蒙古帝国改为大元王朝

缺不缺粮只是一个相对状态，拥有最大的土地和最多的人口，在粮食问题上确实比汉、吴两国要好上很多。

但是，平稳状态下粮食够吃，和拥有足以支持战争的粮食资源，完全是两个概念。

一旦开战争模式，称其为“十年之聚，一夕而尽”丝毫不显夸张。

按照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说——需要转战千里的话，那每个兵丁需要配备三个民夫来背负粮食，即使这样，一旦战争进程超过一个月，仍然会面临断粮的风险。

这个消耗够不够恐怖? 战争消耗的粮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伴随着战争的开启，大量的士兵以及民夫被派往前线，势必会造成大量的田地荒芜。

之后国家可以征收的粮食大幅度削减; 2.远距离运输的人吃马嚼，以及各种形式的损耗。

不管是人还是牲口，在高强度的行军、作战状态下，消耗的粮食与平时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的鼎盛时期，驻扎西域的兵力一般也不超4000人，原因就是粮食供给不上。

东汉时节的运输损耗有多大，这个没有明确的记载。

不过可以参考下经营安西时候的资料—— 一头毛驴架着小车，装满粮食从长安出发，至少需要三个月才可以到达安西。

届时，能够交付的粮食就只剩下了区区一碗而已。

虽然，季汉所处的四川比安西要近很多，但交通条件的恶劣程度，导致其运输的损耗程度，绝不逊色于安西。

四川的地理条件，不光是给曹魏的进攻带来困扰，就连季汉政权也同样受到影响。

五次北伐中，至少有三次撤军都是由于粮草原因。

“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

”这是手下的论断，蜀中也不缺粮草，至少不会缺几万北伐将士的粮草。

但一旦开战，就不能保证了。

终究出川的交通条件，实在是太过糟糕了。

为此，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来应对，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尚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该缺粮还是缺。

季汉占有主场优势，尚且面临此种局面;魏国进军的后勤保障难度，可想而知。

262年初，下定伐蜀的决心，但直到263年8月才正式出兵，即使是对付疲惫到极点的季汉，魏国也准备了一年半的时间： 西路军邓艾率军三万，出狄道向甘松、沓中进攻;中路军率军三万，自祁山向武街、阴平切断的后路;东路军钟会率主力十万，分兵三路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攻击汉中。

魏军16万人(一说18万)，面对汉军10.2万人，双方兵力对比8:5。

说实话，作为进攻方，这样的兵力不算绝对优势。

但这已经是魏军所能保障的极限了。

况且，由于三国彼此间的军事实力处在保密状态，按照司马昭的估算，西川的兵力可是20万人。

也就是说司马昭的本意是计划靠着几乎相等的兵力，来打一场进攻战。

吾料西蜀将士，守成都者八九万，守边境者不过四五万，姜维屯田者不过六七万。

在西川糟糕的交通条件之下，这已经是曹魏所能承担粮草负荷的极限了。

按照的屯田法令，讲究的是把粮食分散储存于本地，提高调动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

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这也是司马昭，仅仅准备一年半，就敢对西川用兵的底气所在。

但是，既然粮食分散储存，那每个州郡的粮食就不会太多。

兵分三路，一则是军事需要;二则是粮食压力。

即便如此，将近20万部队的调动，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耗空西北的粮食储备。

邓艾走阴平小道弄险取胜，也是。

时间一长，光是粮食的问题，就足以使魏军无功而返，如同武侯当年的北伐一般。

有理由相信，邓艾走阴平绝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来源于司马家的意图。

在司马昭做出伐蜀的决策之前，邓艾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为此数次上书，言伐蜀时机未到。

邓艾的思想偏向于保守派，这么弄险绝非本意。

但同时他又是军人，上级的命令他必须服从。

所以才有了穿越700里阴平的壮举。

归根究底，都是粮食闹的。

魏国平时不缺粮，是靠着收拢流民，屯田垦荒的举措;打小仗不缺粮，靠的是分散储备的高效率性;至于打这种倾国之战，不缺粮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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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没这种机会，却有。

他一生做过几次重大选择，有对也有错，选择对了，就声名显赫，错了，竟断送了性命，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

只有选对人，才能改变命运 早 期，他是穷人，也是废人，既不会经商，又不能种田，政府也不肯雇用。

因为穷，只能到处蹭饭，先在南昌乡长家混吃食，后又在河边吃漂母的饭，再后来，竟受到街头混混污辱，被迫从人家跨下钻过。

所谓穷则思变，辱更思变，他背着嘲笑，提着剑，去寻找战争。

此时，秦末战争已经开始，各地反秦武装纷纷举事，遍地都是王侯将军。

很多人都在认真闹事，都想在秦的大蛋糕上挖下一块。

他很清醒，知道自己的目的，走进战争不难，难的是被人赏识，找到向上的梯子。

为此，他开始择人，方法是自我推销，期望能引起注意。

起初，他跟了。

因为项梁是楚将，他是楚人，有同根而生的意义，也许更便于推销。

但他没有机会，和领导说不上话， 最终“无所知名”。

项梁战死后，他跟了，几次献计献策，项羽不理不睬，无奈，只好投奔。

在他看来，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你项羽可以有眼无珠，可天底下有眼有珠的人多了去了，没准就能碰上一个。

他投刘邦，其实只是想撞撞运气，谈不上有什么把握。

毕竟，他不了解刘邦，只知道刘是忠厚长者，有点儿地盘和人马。

韩信投汉初期，仍“未知名”，仍在自我推销。

因为犯下死罪，在被砍头之际，他推销成功，说动了滕公夏侯婴，免于一死，还当上了治粟都尉。

他又抓住了，多次面对萧进行自我宣传。

虽费尽口舌，结果却无法期待，韩信只好逃亡。

这一次，却因为萧何，外逃未遂。

经萧何强烈推荐，刘邦这才以最隆重的礼仪，拜韩信为大将。

此时，刘邦对韩信一无所知，之所以拜将，既出于对人才的渴望，也源于对萧何的信任。

刘邦很精，他的想法是：既拜你为将，你就得是那块料，否则，你还得走人。

拜将之后，他马上找韩信谈话，进行具体考察。

现在已很难确知韩信受教育情况，但该人善于局势分析，精于兵法，却是不争的事实 谈话中，韩信纵论时局，剖析前景，指出了项羽的弱点和失误，提出了谋求天下的种种构想。

“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

韩信和刘邦的照面，分明是命运的巧意安排，是历史的歪打正着。

因为有了刘邦，韩信才有了大感觉，建了不世之功，由此改变了自家命运。

也是因为有了韩信，刘邦才得以灭项羽、定天下，成就了丰功伟业。

选择中的游移，最终还是埋下了祸根 韩信是军事天才，善于以奇制胜，但也有弱点，一个是太重情义，另一个是不够大气。

因为重情义，面对选择时，就会游移，不那么绝决; 因为不大气，处事就欠周全，不怎么考虑领导的感受。

相争时，刘邦实施了两线战略。

自己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周旋，另派韩信出兵北方，与各诸侯国作战。

刘邦的战场，一直都不乐观。

他搞不过项羽，但很执著，打了败仗，总能从头再来。

项羽却不行，敌人太多，既有正面的刘邦，还有侧翼的黥布和，即使打败了刘邦，也无力扩大战果，撑住局面已属不易。

韩信这边，进展却相当顺利。

他先用疑兵之计，活捉魏王豹，平定魏地;又进兵代国，擒代相夏说。

此后，他率部出井陉，，全歼赵国部队。

紧接着，又降服燕国，攻占齐国。

从高帝二年至四年，仅两年多时间，韩信就灭了5国，完全平定了北方。

他的胜利，有效改变了楚汉争斗格局，项羽受到牵制，力量被严重削弱;刘邦却得到强力支持，兵员得以充分补充。

最重要的是，北方已汉，刘邦具备了战略反攻的条件。

是 时，他面临着多种选择。

比如，可以独立，让天下三足鼎立;也可以帮楚，或继续助汉，无论楚汉，只要他支持某方，他方肯定完蛋。

他左右了时局，意向举足轻重，天下人都在看他的眼色，猜测他的动向。

有人嗅到了机会，登门造访，试图影响他的选择。

首位访者叫武涉，是项羽的说客;继之而至的是蒯徹，属无党派人士。

两人都强调了他的战略地位，指出刘邦薄情寡义不能继续助汉，都建议他宣布独立。

两人说辞类似，立场却不相同，武涉为项羽谋求利益，蒯徹却看重独立的价值。

其实，用不着说客费口水，韩信对局势早有判断，理性地看，独立最好，南面称孤，人生还有何求! 但他不能不有所顾及，刘邦于他有知遇大恩，人家发现了你，又给了你前程，关键时你却踹人一脚，做人不能这样不讲情义。

他对武涉说：我在项王那里，“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而在这里，“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

他表态说：我死都不会背叛汉王!对于蒯徹的建议，他犹豫过，终究还是“不忍背汉”。

犹豫和不忍，表明他心里矛盾，虽不背汉，却心有不甘，感觉有点儿亏。

在他看来，不独立，就是报了刘邦的大恩，接下来，就该搞点儿补偿。

他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申请代理齐王，另一个是拖延合围项羽的时间，以便获取更大利益。

事儿做得不够大气，也不很慎重，甚至有要挟的意味。

刘邦强压怒火，在满足韩信欲望的同时，也藏下了不满和怨恨。

错误的时候做出了错误选择 因为成功过于巨大，也来得太快，韩信有点儿受不了。

他没有多大政治野心，也从未想过谋反;他对刘邦不甚了解，对功高震主的说法也没放在心上;他甚至“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

战场上，他，进入官场，却有些弱智，遇事应对有误，最终导致在错误的时候，做出了两大错误选择。

其一是该收敛的时候不收敛。

刘邦疑心重，尤其是代理齐王和延迟合围事件后，对韩信已有警觉，待到打掉了项羽，马上采取组织措施，把韩信调到了淮北，转封楚王。

一年后，刘邦又凭一封可疑的检举信，假借南游云梦，将韩信生擒，不杀，由王直降为侯。

刘邦的两步棋，走得精巧，没费事就把拥兵自重的王，打压成无职无权的侯。

对此，韩信没有准备，不知如何应对，特别是被擒前，他狼狈极了，甚至杀了正受追捕的朋友钟离昧，以期取悦刘邦。

此时的韩信，早没了战场上的睿智和风采，对上头的心思不甚了了。

实际上，他该知道，仗一旦打完，你非但没了价值，反倒成了负担。

你该换个面孔，懂得收敛，学会低调，当个老实听话的臣子，果真如此的话，王位是不成问题的。

遗憾的是，他没朝这方面这努力，反倒一如旧日，该干嘛干嘛。

他很傲，即便受了打击、由王而侯之后，还是傲气不减。

他看不起、及等人，羞于与之同列为伍。

某次，和他闲聊带兵问题，他断定皇帝只能带兵10万，还自夸“臣多多益善耳”。

当然，他也有限地恭维了皇帝，指出：您不能领兵，却善带将，您受命于天，非人力可及。

其二是不该谋反的时候偏要谋反。

当齐王时，他有权有人，造反轻而易举，做楚王时，也有条件与朝廷为敌。

唯独当淮阴侯的时候，他不该动歪心思。

道理是明摆着的，此时的他，已两手空空，想也是白想。

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策划了一次政变。

他曾和陈豨相约共同举事。

陈时任相国，在赵和代地监军。

高帝十年，陈自立为代王，宣布造反。

韩信在京城也做了部署，但被人告发，采用萧何之计，把韩信诱到宫中，杀死于长乐宫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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