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官吏考课制度重视“官德”是怎么回事？六项标准“廉善”为首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
【千问解读】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政风纯正、官吏清廉是历代帝王和黎民百姓所祈盼的，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要求官吏“清”、“慎”、“勤”，使对“官德”的考察在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中占主要地位。
古代的考课制度，又称为考绩、考功，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并评定优劣等级的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
《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
《周礼》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
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
”指的是考课官吏的六项标准，“廉善”、“廉敬”、“廉正”是针对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辩”则是针对能力的考察。
而《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故“善”、“能”、“敬”、“正”、“法”、“辩”六项标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为首。
按《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当时三年对官吏进行一次考绩，考察他们的德行与能力。
“德行”在《周礼》中指的是“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
《周礼》“六廉”标准的部分内容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西周春秋就已出现。
西周时就以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为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实行三年大比制度。
春秋时期著名革新家把“清洁于货”(《韩非子·外储说》)作为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
而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考课制度初具规模，“六廉”标准系统呈现，反映出国家考课制度注重官吏的品德与能力并举，而又首重品德的特点。
秦朝崇尚法治，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强调“垂法而治”。
虽根据不同的职务和职事分别制定了考课标准，但仍通过制定法律规定所有官吏应当具备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敦促官吏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官吏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其中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当时十分重视对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道德品行的考察。
《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以为耤。
肖人聶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
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强调的是官吏应该廉洁自律，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事，不徇私情，决不能为人情所阻碍，要为人正直正派，胸怀正气，为民表率。
汉承秦制，虽有发展仍一脉相承，考察官吏亦不出品行、能力两方面。
官吏选拔与考课不分，考选合一，许多选拔官吏的标准亦即考核晋升官吏的标准。
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
“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
由此可见，德被置于选官考察的首位。
而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性的官吏职务规范更是对官吏的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魏晋是大混乱大分裂时期，皇权相对弱小，但考课制度仍然存在，而且独具特色，由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官。
颁五条诏书作为管理和考核官吏的五条标准，“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晋书·武帝纪》);西魏文帝时发六条诏书：“一曰先修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北史·苏绰传》);曾规定：“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
岁积有成，迁位一级。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上》)不难看出，品行要求首当其冲。
的考课已经制度化、法律化，其官吏系统考评体制之完善居历代之首。
统治者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第七》)，因此在考课制度中贯彻以德为本的思想。
唐朝制定的考课法规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
《旧唐书·职官二》有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
”这是对流内官吏考课的法定标准，“四善”专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能力标准。
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课，《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
”上述考核标准的顺序，充分反映出唐朝首重道德品行，而才能绩效居其次的考课取向。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课制度上均有变化，但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上大体沿袭唐代旧制，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课法，其中有关品德标准的“四善”完全照搬唐代“四善”的内容。
开国君主虽厉行重典治世，但也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合治观，曾于洪武六年“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明史·选举志三》)其对为官者的道德品行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与明制同，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依然是主要标准。
总之，中国古代在对官吏的考课制度中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并凸显德的优先地位，特别注重官员的清廉节操。
通过褒善惩恶、奖优罚劣，来保障职官队伍的活力和效率，其中一些规定和做法，至今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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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印度人上厕所为什么会用手？用哪一只手
古代印度神奇的地方非常多，比如夸张的演技和歌舞，以及一些反常规的杂技表演。
比如有些怪异的穿衣风格，像男子几乎随时裹着大布帽，女子额头中间永远有个小红点等等。
除了以上这些外，古代印度还有一项最奇异的，就是他们的厕所文化。
(《厕所英雄》海报) 在我们眼中，古代印度人上厕所的方式，似乎是“肮脏”的。
因为他们从来不使用卫生纸。
往往在大解之后，都会用左手来代替卫生纸进行擦拭，把脏东西从身体上揩干净，再用一旁的清水进行清洗。
通常情况下，在古代印度人的厕所中，是找不到卫生纸的。
相应地，在每个蹲便坑位的旁边，都会有一个小桶，里面装有清水，可以供人进行清洗。
如果在一些极其简陋的厕所中，没有水桶和水龙头，古代印度人也会自带一瓶水来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这一奇异的习惯，世人普遍都会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古代印度人，认为他们非常不爱干净。
其实，显然这是世人的一种误解。
其实，古代印度人是非常讲究卫生的。
刚刚提到，在厕所中，古代印度人通常都是运用左手，而在饭桌上的时候，古代印度人则都是使用右手来抓饭，左右分工非常的合理。
古代印度人对手的运用，类似于我国古代“以右为尊”的原则。
他们认为左手是卑贱的，一般都是用来做肮脏，龌龊的事情。
而相应地，右手就成为了尊贵的手，因而在古代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中，打招呼、吃饭、握手必须要用右手来进行。
一旦不明所以的外国人使用左手来做这些动作，很可能被古代印度人误解为缺乏尊重。
(孔雀王朝) 那么，古代印度人这个奇怪的上厕所习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建立了文明。
随着历程的推进，教开始成为印度影响力最大的宗教。
到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统一印度后，又开始兴起。
在孔雀王朝灭亡后的动乱年代中，和伊斯兰教也开始影响当时的印度人。
从宗教这一层面来说，印度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
印度教源于，两者都崇尚自然、歌咏自然。
而粪便是自然产生之物，用自然之水将它带离身躯，就是崇尚自然的表现。
除了印度教和婆罗门教外，佛教同样也是影响力很大的宗教。
佛教里推崇的是众生平等，因而草木和人一样，都是平等的存在。
而卫生纸正是由草木制成，因此为了不破坏自然，保持众生平等的理念，信仰佛教的人，也就有了用手擦的习惯。
(印度的厕所文化) 久而久之，古代印度人上厕所用手这一习惯就一代传一代地流传了下来。
当然了，对于粪便的认识，在咱们中国其实也有同样的观念。
我们认为粪便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把厕所看成是“五谷轮回之所”，其实也有崇尚自然，提倡众生平等的意思。
只不过我们上厕所后的处理方式，和印度人不一样而已。
不过，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及现代文明的冲击，现在印度的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都已经在使用卫生纸了。
印度这个独特的厕所文化，肯定也将被彻底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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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东北亚的古时候劲旅
从公元前37年建国到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在七百余年的岁月里，凭借其独特的军事战略、经济基础和文化影响力，成为隋唐时期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书写了一段的历史篇章。
军事力量：令中原王朝头疼的劲敌 高句丽的军事力量堪称强大，其军队组织严密、战术灵活。
从兵力规模来看，在鼎盛时期，高句丽拥有军队约60万人，这一数字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堪称庞大。
其军队由步兵、和水军组成，各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极强。
人马俱装，配备高高的铁护领保护脖子和脸颊，通过冲锋和的方式作战，战斗力不容小觑；重步兵身着兜鍪和甲，手持长枪和方盾，是战场上的重要力量；轻骑兵和轻步兵则灵活机动，负责骚扰和消耗敌人的体力。
在战术运用上，高句丽也有着独到之处。
他们善于利用地形地貌和敌我双方的优劣势进行战略布局。
例如，将轻装弓骑兵布置在军队最前方，骚扰消耗敌人的体力；精锐的俱装骑兵布置在两翼，战斗的胜负往往受两翼影响；中央战线由长枪兵、弓弩手、剑盾兵依次组成；后方还保留一支由精锐步兵和重骑兵组成的预备队。
这种战术安排，使得高句丽军队在战场上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情况。
高句丽还修建了大量的山城作为防御工事。
这些山城修筑在盘跨山脊的环形山凹或地势拔高的山顶，易守难攻。
仅在辽宁省境内，目前就已经出土了30多座高句丽山城。
这些山城构成了层层堡垒，有效抵御了中原王朝的进攻。
，动用了百万大军，却未能取得胜利，反而断送了整个；唐太宗派出10万大军三次讨伐高句丽，在攻打安市城时也功亏一篑，扫兴而归。
这些战役都充分证明了高句丽军事防御的坚固和顽强。
经济基础：支撑军事扩张的强大后盾 高句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粟、黍、稷、稻等作物。
其地处平原和丘陵地带，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业发展水平较高。
高句丽上层统治者对农业发展十分重视，如“（高丽王）下令减不急之事，发使郡邑劝农业”。
唐军在攻破辽东城时，在城中发现了50万石的粮食，直到唐军班师回朝，辽东的粮食还有10万石，可见高句丽在农业方面的底子深厚。
除了农业，高句丽的手工业也十分繁荣。
其手工业以金属冶炼、陶瓷制作和纺织业为主。
东北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为高句丽的金属冶炼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高句丽积极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采矿和冶炼技术，生产的各类金属制品的种类和质量不逊于中原地区，比如其生产的铁斧、铁镰等物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铁质工具近乎相同。
高句丽的陶瓷制品也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而闻名于世。
商业贸易方面，高句丽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它通过陆路和海路将本国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商品运往各地销售，同时也从其他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果。
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其地处黄海、日本海和鸭绿江流域之间，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活跃。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高句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其军事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影响力：辐射东北亚的文化中心 高句丽在文化方面也有着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
在文化交流上，初期，高句丽和唐朝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互相称兄道弟，并且互派使节，进行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
高句丽还派遣了大量的学生到唐朝学习文化、艺术、科技等知识，并且将其带回高句丽，促进了高句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高句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也非常紧密。
它曾经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促进了两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在日本古代史上，高句丽还曾经对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句丽建立后，东北亚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结束了东北亚长期以来的部落联盟时期，推动了东北亚政治体系的演进。
同时，高句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贸易往来，也推动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贸易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
高句丽的强大并非偶然，它是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长达七百余年的历程中，高句丽以其强大的实力在东北亚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古代历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尽管它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的辉煌成就和独特魅力将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的历史篇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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