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北方士族遭到称重打击
拓跋焘的汉化倾向日益引起鲜卑贵族们的不安，企图更换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这种不安变成
【千问解读】
拓跋焘的汉化倾向日益引起鲜卑贵族们的不安，企图更换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这种不安变成了恐惧。
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是把草场变成耕地，还是把耕地变成荒原?胡汉贵族们争相拓展土地，冲突在所难免，鲜卑贵族与汉人门阀展开新一轮的争斗，引发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
北魏初年，汉族大臣崔浩当政。
崔浩不顾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试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由是遭到鲜卑贵族的不满;此外崔浩又因主持编纂国史，无所避讳，直书了拓跋氏皇帝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
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
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
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
闵湛、郗标，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
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
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
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
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
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45年)，太武帝诛杀崔浩。
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太原、河东都被连坐灭族。
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
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
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
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
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逝，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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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尚存规模较大的武侯祠9座，天下第一武侯祠
旧时武侯祠多如繁星，不胜枚举。
现在，全国尚存有规模较大的武侯祠9座。
9座武侯祠为勉县武侯祠、古隆中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祁山堡武侯祠、白帝城武侯祠、五丈原武侯祠、南阳武侯祠、宝山武侯祠、兰溪武侯祠。
而勉县武侯祠是下诏修建的，比成都武侯祠早建约50年，堪称“中华第一武侯祠”。
公元263年，即死后第29年，才下诏立祠。
当时因“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故选祠址于定军山下的武侯坪，祠靠近墓所。
勉县武侯祠是全国唯一由皇帝下诏并拨给银两修建的“官祠”，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武侯祠。
勉县武侯祠自魏晋以来，历代名人留下墨迹甚多。
、、、王士祯等，都曾来此赋诗题字。
目前保留下来的碑石有60多通，匾30多方，联20余幅。
祠内遍悬匠、联，匾额有：“高山流水”、’“醇儒气象”、“代仰清高”、“大汉一人”、“大器无方”，“天下奇才”、“其犹龙乎”、“”、“伯仲伊吕”等。
大殿内，有诸葛亮泥塑坐像一尊，羽扇纶巾，目光凝重，栩栩如生，侧塑关兴、张苞站像。
坐像前额殿中，悬有清皇帝于嘉庆八年(1803年)亲笔御书“忠贯云霄”匾额。
勉县武侯祠历经1700多年，融古建、园林、文学、艺术、书画、雕刻、彩绘于一体，是一座代表陕南地方传统建筑风格的千年古祠。
大殿两侧、山墙及正面檐下，碑石林立，上刻历代文人墨客及军政名流诗词歌赋。
勉县武侯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票价60元有点贵，喜欢文化的朋友还是值得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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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刑讯逼供”的帝王是哪位？
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刑讯逼供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行径，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酷摧残，更是对无罪之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极端践踏。
在中国，刑讯逼供起源甚早，周代已见于典籍：“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讼。
”郑玄注曰：“掠，谓捶治人。
”“肆掠”，就是指现在刑讯。
建立以后，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专任刑罚……昼断狱……”。
作为刑罚的一个重要方面，刑讯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
《秦律》规定：“能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
根据这一原则，又对刑讯做了进一步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更言不服，其律当治者，乃谅(笞掠)”。
当时虽然不提倡拷讯，但《秦律》在另一法律问答中已列举出“大痍”，即囚犯经刑讯后，肢体将断不能行走，须长官令人扶回的谓之“大痍”。
既然作为刑讯的一种事实状态已明文列出，秦拷讯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西汉时期，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而用刑讯的记载不绝于书。
汉初，对预谋行刺的贯高“榜笞数千，刺身，身无可击者”。
廷尉杜周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不服，以掠笞定之。
”此语出自主刑大臣之口，不但说明刑讯的合法化，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皆以苛酷为能，拷囚之时，极尽残忍。
虽然废除“肉刑”，但刑讯逼供依然普遍，以至到了时，酷吏刑讯断狱成风。
一直把拷讯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
明帝时，楚王刘英被告谋反，刑官就用极残忍的手段对其属吏逼供，“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
”这种血腥的场面，还是发生在“显宗以亲故不忍穷究”的情况下。
试想在当权者认为“需要穷究”的情况下，在对待“非亲非故”的普通百，那刑讯之苛酷，真不知会惨烈到何等境地。
事实上，东之后，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
王吉，“性残忍……夏月腐烂(人犯因刑讯而肉体糜烂)则以绳连其骨，见者骇然。
”周纺，“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吏人及羌胡畏之。
”就是此人，后来“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
”在东汉，有王吉、周纺之流的“活阎王”充斥司法领域，东汉拷讯之酷，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难想像。
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律》曰：“掠者唯得笞榜立。
”此律即东汉的通行法律。
但用何方法，用何刑具，用刑到何种程度，法无明定，而由法吏率意为之。
可见秦汉之际是刑讯的随意性时期，因而具野蛮性和残酷性。
魏晋之际，魏据《汉律》立法，名曰《魏法》，包含“系囚”、“鞫狱”、“断狱”三章。
晋文帝时，“令定法律，辨囚律为告劾、击讯、断狱。
”可见两朝已有了刑讯的专论。
但由于两律皆已失传，故具体内容无从察考，不过可从见诸典籍的个案中窥出一些端倪。
曹魏时，尚书令为下狱的太尉杨彪向法吏满宠说情，“嘱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
宠一无所报，考讯如法。
” 在南朝，刑讯也逐渐规范化。
宋时，“建康县考囚，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即后世的“压杠子”。
当时有一名叫奚显度的小吏对怠工民工常法外施行。
以至于流传着：“宁得建康压额，不能受奚度拍”的民谣，说明在存在拷讯的时代，刑讯规范化总比滥施刑讯好得多。
齐时，多沿用宋时的律法。
梁时，“凡系狱者，应加测罚。
”《刑法志》解释为：“立测者，以亡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扭，上垛，一上测七刻。
”即先抽鞭子，打棍子，然后带械站跺，迫囚招供。
鞭打多少，带何刑具，罚站地点时间，皆有法律明示。
陈时，刑讯沿用梁朝的“测囚法”。
由于鞭笞之后又罚长站，此法引得当时不少开明人士的批评。
都官尚书周弘正感叹道：“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
”有鉴于此，主刑大臣范泉在修订律令时，对“立测”法有所改进：“分其刻数，日再上。
”即将囚犯罚站时间缩短，隔日限时而站。
变动虽小，但无疑也是一种进步。
在北朝，由于掌权的鲜卑族是由奴隶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因此部落式的野蛮刑罚曾广为施行。
世宗时，广用酷吏：“卢斐，性残忍……为相府刑狱参军，无问事之大小，考掠过渡，于大楱车辐采死者非一”。
“毕义云，专以车辐拷掠，所获甚多。
”文宣帝时，“有司折狱，又皆酷法，讯囚则用车辐……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既，皆致诬服。
”北魏献文帝都不得不承认：“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习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限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
” 隋初统治者(541年-604年)宣布：“尽除苛惨之法”。
根据前朝旧律修订刑律，“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并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
隋文帝下令：废除前代的“审囚酷法”，禁止对囚犯“屈打成招”，反对“刑讯逼供”。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讯囚的数量，刑具的规格，施刑的主体、对象，以及行讯过程中不得更换法吏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同时，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
制定修订了简要的刑律，并基本上被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袭。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他深刻吸取了历朝历代灭亡的教训，勤劳思政，励精图治，实行开明统治，不断减轻刑罚，在各朝旧律的基础上，制定修订了简单明了的《开皇律》，废除了一些的酷刑，规定了“有期徒刑”的年限，规定了“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覆按”，由专门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
隋文帝对法律的一系列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性和野蛮性，他的这种思想和做法，不但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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