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人吃什么？原始人竟然吃这些
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了许多保存还相当完好的葫芦籽和葫芦皮
【千问解读】
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了许多保存还相当完好的葫芦籽和葫芦皮。
晒干的葫芦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用来取水 、装酒 ,看来河姆渡人也是有可能使用晒干的葫芦作为生活用器的 。
其次,从遗址第三文化层发现的由 4 块木纹不同木头雕成木盘及椭圆瓜棱形朱漆木碗看, 当时河姆渡人还应大量使用木质饮食用具。
另外 ,河姆渡人也可能用树枝、藤条等编织的篮筐, 因为它不仅与人们的采集经济联系密切 ,而且至今在宁绍地区南部山区农村中仍见广泛使用 。
总之,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目前我们对河姆渡人使用有机质饮食用具情况知之甚少 ,留给我们的是大量陶器 。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按用途分, 主要有炊煮器、饮食器、储藏器和水器(或酒器)等四种 。
炊煮器 最主要的是釜及其配件———釜支架 ,后来又出现了甑、灶和鼎等。
釜是河姆渡人烧饭的“锅” ,它既是河姆渡人的主要炊器,也是河姆渡文化最具特征的标型器。
二次考古发掘出土数量众多, 而且造型富于变化, 各期特征明显, 是河姆渡文化分期指示器 。
由于陶釜经常炊煮食物 ,故出土的陶釜外底部大多有因烧煮留下的烟垢或烟熏痕迹 ;有些釜的内底或陶片上还可见到粘着的烧焦米粒残渣或“锅巴” 。
与陶釜共存配套使用的主要是釜支架, 大多是以 3个釜支架架起一个陶釜, 用来烧火做饭 。
早期釜支架是方柱形和倒置的“靴”形两种 ,其横断面均为方形或圆形的块状实体, 全器向内侧倾斜 ,顶端有支物面,内侧常有烟熏痕迹。
另外 ,还在早期地层中见到一些形似馒头状的石块 ,一侧也有烟熏痕迹 ,它们也具有支架功能。
晚期釜支架演变为器身中空的“猪嘴形”和朝天象鼻形。
从第三文化层开始出现陶灶和陶甑 。
陶灶 ,呈箕形 ,火门上翘 ,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 ,外壁有二半环耳 ,以便搬动 ,显然已考虑到在干栏式木构房子内使用 ,即既便于搬动,又可防患火灾,充分显示了先民的智慧,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架釜炊煮的最早专用灶具 。
此外, 在宁绍地区考古发掘中, 还经常发现一些四壁比较厚重的陶片,从 1996 年底发掘的鲻山遗址情况看 ,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似 70 年代以前本地区使用的圆桶状, 近底部有火门的“缸灶”。
陶甑形近陶盆, 甑底有密集孔 。
孔经 1 厘米左右 ,外壁有一对半环耳以便搬动 。
甑的出现表明当时已懂得对蒸汽的利用。
至河姆渡文化晚期 ,由于受邻近文化影响 ,开始出现陶鼎 ,这虽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炊煮方法 ,但从发现数量分析 ,河姆渡人并没有普遍使用饮食器。
河姆渡人饮食器主要是盘 、钵、豆和杯 。
其中盘 、钵的消长是和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河姆渡人早期以盘、钵为主要饮食用器, 故发现数量较多,造型也富有变化 ;豆在早期数量少,器形亦小,到了晚期逐渐取代盘和钵 ,占居主要饮食用器地位, 器形也多样化, 并盛行各种镂孔装饰 。
储藏器 主要是罐、盆、盂、贮火尊和 等 ,除了贮火尊见于第四 、三层 , 始见于第二层外,其余各器均普遍存在 ,并且器形富于变化 ,其中的双耳罐是河姆渡人最主要的储藏器 。
水器(或酒器) 主要是带嘴器 、 和异形 规 鬲 ,而 和 规 鬲 的出现似乎昭示当时已有了酒 。
有带嘴罐形 、垂囊式 和三足 等三种 ,数量较少, 其中以外施红衣前有冲天嘴的垂囊式最具特征 。
异形 规鬲 出现时间较晚, 惜无复完器,从碎片观察 ,它前有二袋足, 后为一落地式的半弓形把手 ,器形奇特 。
食物构成 (一)淀粉食物 这里所指的淀粉食物主要是河姆渡人种植的农作物。
关于河姆渡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于农作物, 这已为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所证实。
首先 , 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中, 在第四文化层共出土木构件总数数千件以上 ,主要是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桩木。
从不同走向分析,这里原来可能有 3 栋以上的建筑 ,其中一组干栏式长屋达百米面宽。
如此规模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的发现 ,足以说明河姆渡人的定居生活已极为稳定 ,时间较长, 原始村落也已具有相当大规模 。
如所周知 ,稳定和长时间定居生活是需要以发达的农业作为基础的 ,从而证明了原始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首要的地位。
其次 ,由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鉴定中得知 ,河姆渡人已开始饲养家畜 ,在第二次发掘时还找到了当时圈养家畜的证据 , 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原始饲养业 。
而一般情况下原始饲养业与农业生产有较强的依赖关系 ,如果没有农业生产为家畜提供足够的饲料 ,那么长时间和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业则是难以维持的,因而从原始畜养业的发展情况亦可推知河姆渡人已有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
第三 ,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成套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
其中农业生产工具计有哺乳类动物肩胛骨加工而成的耕作农具骨耜 107 件 ,中耕除草木铲 、收割稻穗骨镰 、骨匕等;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 、木杵 、陶臼等 。
上述情况也足以证明河姆渡人已进入到相当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
第四 ,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均发现了由稻谷壳、稻秆、稻叶与木屑砂土相间组成多层次连续堆积 ,每层间距 2～ 10厘米不等, 总厚度达 100 厘米, 但不连片。
又据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的外观、粒型等研究鉴定 ,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存在类籼 、类粳及中间型的各种谷粒,并在抽样的 81 粒炭化稻谷中发现了 4 粒普通野生稻谷粒 。
又据孢粉分析报告,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单孔禾本科的花粉个体均较大 ,一般为 45 微米左右 ,最大可达 56 微米 ,与现代水稻花粉相似 ,在孢粉谱中水稻花粉含量很高, 最高达孢粉总量的 70% 。
上述发现和研究, 直接证251明了七千年前河姆渡人生活时期已大量种植水稻。
第五, 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还出土了不少表现原始农业题材的艺术品, 如“鱼禾纹盆” 、“猪穗纹盆”等 。
艺术来源于生活, 如当时没有水稻种植及丰收景象, 很难想象河姆渡人能刻划出如此生动的画面 。
总之,从河姆渡遗址考古资料看, 河姆渡人已有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 ,而且栽培的稻作已有了相当多的收获, 稻米亦已成为河姆渡人的最重要食物来源 。
(二)肉类食物 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资料得知 ,河姆渡人的饮食生活并非单一的依赖种植稻米 ,肉类食物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
而当时肉类食物的获取 ,一方面来自原始家畜饲养业,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先民的渔猎活动。
家畜饲养 在河姆渡遗址采集的 61 种动物遗骸中, 经鉴定家畜有猪、狗和水牛三种 。
猪骨在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较多 ,并且家猪和野猪同时存在,但它们在形态上已有相当明显的区别 ,河姆渡家猪属正在驯化中的类型 。
从第一次发掘出土的 72件猪头骨鉴定结果看 ,河姆渡家猪大多在幼年和未成年时便被宰杀 ,说明河姆渡人有以猪为主要食物来源的现象。
河姆渡犬“体型小,吻部变短, 鼻骨近端比较凹陷 ,下颌骨下呈弧形外 ,矢状嵴已显著退化” ,明显呈现现代家犬特征 。
遗址出土的 16 件水牛头骨及碎片经鉴定形态特征与殷墟的水牛骨骸一致, 可以肯定河姆渡遗址的水牛也是家养的 。
除了上述三种家畜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遗址出土的鹿类材料相当多 ,其中四不像鹿的鹿角就有 500 余件,但完整的角仅一件,另一特点是非自然脱落的和年青个体较多 ,再加上四不像鹿在其它几处遗址中也有较多发现,而且在历史时期它们又曾被人们所驯养 ,故猜想这种动物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被驯养 。
渔猎业 除了原始家畜饲养业外 , 渔猎活动也应是河姆渡人获取肉类食物的重要手段 。
河姆渡遗址地处山地与平原湖沼交接地带,背靠四明山 ,三面临湖河沼泽,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具有从事渔猎经的便利条件 。
在河姆渡遗址二次考古发掘中 ,不仅发现了石球、陶弹丸 、木矛、骨哨、木棍棒等一大批狩猎工具 ,而且伴出了大量野兽骨骼, 这些兽骨大都较破碎, 遍及发掘区每个角落, 许多骨骼上还留有刮切 、敲咂以及烧烤痕迹 ,无疑是当时人们食用时敲骨吸髓 、吃完后扔弃之遗物。
河姆渡遗址有骨镞和骨鳔, 而没有发现用鱼网的证据。
按当时人们的技术水平,人们既能纺织、编织苇席, 使用弓箭、弹丸 ,行舟水上, 想来织鱼网也不成问题的, 可是没有发现网坠。
能做而不去做 ,说明鱼网需要不是很迫切 。
也许由于当时湖沼多, 水不深 ,水生动物很多,容易捕捞,就没有重视鱼具改革 ,去制作和使用渔网捕鱼 ,这是环境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人们的生产活动例证 。
河姆渡遗址采集的 61 种动物中 ,无脊椎动物仅 3 种, 脊椎动物有 58 种 , 包括鸟类 、爬行类、鱼类及哺乳类,其中尤以哺乳类种类最多 ,占 34 个属、种 ,上述动物当然并非全是当时渔猎所得的食用动物 ,也不是当时所食用的野生动物全部。
从河姆渡人利用的动物遗骸数量上看 ,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水生动物。
在遗址发掘区内 ,鱼类 、龟鳖类等水生动物的遗骸之多 ,不胜细数,个体更无法全部区分统计 。
许多陶釜内也装有龟 、鳖 、蚌 、鱼等水生动物遗骸, 乃至连狗粪中也有鱼骨 。
而鲨鱼 、鲸等海产的发现, 则进一步证明了渔猎业发达及渔业在肉食中重要地位 。
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四不像 、梅花鹿一类野生食草动物, 栖居森林的兽类 ,在总数上所占比例并不大, 如按漫长岁月平均 ,数目就更少了 。
从标本鉴定中发现,一些凶猛、善跑或身躯庞大的动物,在捕猎武力不大条件下,估计一是强中捕弱,二是选择反抗力弱数量多 、行动成群的动物作为捕猎对象 。
总之, 当时河姆渡人的肉食来源 ,主要是下水捕捞, 其次是草原狩猎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河姆渡遗址出土不少猴头骨标本中 ,依其破损现状,经古动物学家鉴定,认为河姆渡人有吸食猴脑习俗。
以猴脑为美食 ,在《临海水土异物志》及《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述,在今日的广东、福建、浙江一带遗风尚存 (三)天然食物 采集天然食物是河姆渡人饮食的重要补充。
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不少储存野果的灰坑, 有的是麻栎果满坑 ,有的是橡子成堆,有的是整坑酸枣 ,有的菱角一坑 。
这些果实中有的完好无损, 果实饱满, 表明河姆渡人采集经济比较发达, 还略有富余。
但河姆渡人的采集范围不可能局限于上述几种植物, 还应包括其它可食植物根、茎、叶、花、果等 。
有时人们也拣拾鸟蛋或割取蜂蜜等 ,只是这些采集物没有引起重视或不易保存罢了 。
再则, 河姆渡人也种植蔬菜 ,如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葫芦籽、葫芦皮, 可能是当时种植的蔬菜,以丰富人们的饮食生活。
食物加工 (一)淀粉食物加工 我国古代曾流行“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 万民以济”说法 。
从考古资料看,河姆渡人生活时期稻谷脱壳主要是使用杵臼舂捣。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曾发现 1 件杵头硕大 、断面呈圆形的木杵 。
此外, 一些个体较大的自然卵石有可能当作石杵使用。
陶臼仅发现 1 件,器形硕大而器壁厚重粗糙, 形似陶盆而底较小。
至于那些体型较大 、磨槽阔而平缓所谓石磨盘和天然砾石的石磨棒, 由于器形相对较小而浅, 难以用来脱稻谷壳, 可能是用来磨块根及米粉等的工具 (二)肉类食物加工 家畜和猎获物的食用前加工, 主要是刮掉皮毛和切割皮革, 然后再切成碎块 ,以便于煮食 。
前不久笔者参加的鲻山遗址发掘中 ,我们曾发现成堆鱼鳞 ,表明河姆渡人吃鱼前也刮去鱼鳞 。
河姆渡人加工肉类食物的工具 ,主要是燧石质打制刮削器、石斧 、石锛和石刀等 ,它们器形都较小巧 ,可直接手握,有的也可装柄使用 炊煮方法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 河姆渡人的炊煮食物的方法主要是烤、煮、蒸三种 。
(一)烤 是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炊煮方法 ,不需要用任何炊煮器具, 直接把兽肉及植物果实等放在火中烧熟即可食用 。
在离河姆渡遗址仅 1 公里的鲞架山遗址发掘时 ,曾发现 2 处河姆渡人烧烤食物的遗存 。
一处遗迹在平地上, 由一些杂乱树枝堆成, 其中部树枝有火烧痕迹, 周围则散乱地分布着烧烤过碎骨及食余残骸。
另一遗存原为灰坑 ,淤积一半后,人们便在上面填上一层石块作为烧烤面, 其上是一层灰烬夹杂鱼骨及野兽骨堆积 ,一些骨骸还因火烧而呈黑色 。
上述资料表明在河姆渡人中用火直接烧烤肉食的作法仍较为盛行 (二)煮 是一种最普遍的炊煮方法 。
它是将加工完食物放入陶釜中 ,同时加上足够的水 ,然后再用火加热陶釜,使水沸腾以煮熟食物 。
这种方法是河姆渡人煮米的饭、肉类食物及野果等最常用方法 。
河姆渡遗址出土陶釜底部或陶片上见到的烧焦米粒残渣或“锅巴”, 是河姆渡人用陶釜烧煮米饭的证据 。
从这些烧焦米粒残渣及“锅巴”分析 ,河姆渡人烧煮米饭如《·滕文公上》及《礼记·檀弓上》中所记载的“ 饣 粥而食。
”其米水比例当介于现代人烧干饭和煮稀饭米水比例之间 。
而河姆渡出土陶釜内发现龟、鳖 、鱼类遗骨,应是河姆渡人煮熟后未食用完的遗存 。
(三)蒸 是利用蒸汽热能炊煮食物一种先进的烹饮方法 。
河姆渡人使用甑外形如陶盆, 底有许多孔,孔径 1 厘米左右 ,其上有盖 。
使用时先将食物放入甑内, 再将其置于釜上 ,釜内加适量水 ,然后在釜底加热 。
由于甑与水保持有一段距离,因而水沸腾时不会触及食物,从而使食物的营养价值全部保存在食物内部。
从甑孔径看,河姆渡人蒸熟食物主要是野果及兽肉,而不太适用于稻米。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等古籍中的“饭稻羹鱼”来概括河姆渡人饮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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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大鼠疫简介是怎么回事？该鼠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
、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
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
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和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
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末鼠疫这场大鼠疫是的“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
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
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
异常寒冷的气候频繁引发水灾、旱灾、蝗灾、鼠疫等，成为波及全国范围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成为明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背景 生态破坏 历载，自明嘉靖始，明朝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汉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生态环境。
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气候异常 同时，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瘟疫;崇祯十四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
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
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
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1618年，万历46年，广东下起了大雪，这标志着“小冰河时期”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到1638年，崇祯11年，漕河干枯，1640年，崇祯13年，黄河干枯了，而长江和淮河竟然已经全部封冻。
朝末年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进入小冰河时期，全国性的旱灾蝗灾和鼠疫长年反复上演。
对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根本无力抗拒这种打击。
伴随着自然灾害而来的是内部的暴动，东北和西南地区发生的叛乱。
崇祯10年-14年，中国华北地区连续4年大旱。
崇祯14年，在山西北部一个春季干旱荒野上的午后，一只因为体内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无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只灰老鼠身上拼命的叮咬它，这时大量的鼠疫菌进入被叮咬的灰老鼠体内。
于是鼠疫菌在这个身材比跳蚤大无数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个小时以后，灰老鼠开始出现高热症状，它的内脏开始溃烂出血。
在灰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
常年干旱食物减少，老鼠们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个地区，都布满了鼠疫菌。
干旱缺水也导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很快成群结队的带菌老鼠由于高热导致身体炎热难忍，它们到处寻找水源拼命的喝水。
于是为了寻找水源，老鼠们集体出发，开始了向搬家的历程，在这个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军。
崇祯14年夏天，中国内地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诸省。
50%的崇祯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体质严重下降，卫生条件极度恶化。
在这一年崇祯14年，中国内地还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几乎无雨，老鼠大军找不到水喝继续向更南的南方进军。
同时饥荒中慌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鼠疫大爆发终于开始了。
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
京师大疫，天津大疫。
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
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流民因素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
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
据《》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
当时著名医学家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
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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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时候都是穿什么衣服？有现在的那种裤子吗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被称为汉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曾经是人，而是因为时武功之盛，四夷宾服，所以敬畏我们，称为汉人，于是我们才有了这个称呼。
另外，在服装领域，我们管中国的传统服饰称为汉服。
也并不是指汉朝时候的服装，而是指汉民族的传统服饰。
尽管如此，汉朝的服饰文化，在汉服领域的地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汉初的时候服装基本沿用时候的风格，没什么自己的规矩。
一方面战乱之后，汉初的几位都信奉黄老的“无为而治”，以休养生息为主;另一方面，本身就不是什么严肃的人，跟的法家风格不同，没那么多讲究。
他自己经常很不尊重人的叉着腿坐着，还曾用儒生的高帽子当尿盆小便，用现在话说就是很随性，没那么多事儿。
也是时候，开始改为。
为了体现受命于天，开始“改正朔、易服色”。
慢慢地开始确立服饰的等级制度。
和秦朝一样，汉朝也分礼服和常服。
祭祀及各类重大场合穿礼服，平时穿常服。
汉朝的衣服主要有袍服(深衣)、襜褕(直裾单衣)、襦(短衣)、裙(下裳)几种。
汉初时候定礼仪，还是沿用秦制。
以黑色为贵重，除了刘邦做亭长时发明的一种帽子“长冠(冠)”被人不能碰之外，其他禁忌不多。
到武帝时，认为西汉是土德，不该继续用黑色，所以改为崇尚黄色。
汉朝时的正装(礼服)仍以深衣为主。
所谓深衣就是将上身和下身的衣裳分别裁剪，然后缝在一起的袍服。
汉朝时候仍然以交领为主。
汉服中的交领基本都是交领右衽。
就是将左面的衣襟掩盖住右面的衣襟，形成一个“y”字领口。
不能反过来，因为一些少数民族是左衽的，如鲜卑等。
另外，一些汉族地区的寿衣也是左衽，以示阴阳相反。
大致可以按两汉划分，西汉仍然流行秦时的曲裾深衣，到了就以直裾深衣为主了。
所谓曲裾和直裾，简单说就是看深衣的下摆。
曲裾是将左衣襟延长，盖住右边后再到背后绕一圈，兜回来再系上。
这样衣服就不仅是穿在身上，而是真正地裹在身上了。
从外面看，下摆围着身体一圈圈的，跟盘山公路样的。
直裾就简单了，左衣襟掩住右面衣襟，在右侧腋下系住，下摆是方直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汉昭帝服装有个重大变革。
就是俺们汉人穿裤子了!之前也有裤子，只是估计不能叫一条裤子，也许该叫一双裤子。
因为裤子没有裤裆连着，就两条到膝盖的裤腿。
在膝盖处系在腿上，就是裤子了，当时叫“袴”。
于是下体的关键部位其实是空的，于是只好在外面套个“裳”来遮掩，也就是穿裙子。
其实也不是没有连裆裤，军队里有。
战国时赵武灵王就引入了连裆裤。
否则当时又没有马镫，光着屁股坐在没有马镫的马上还要舞刀抡枪?这是要“绝后”的节奏吗?只是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这种服饰没身份，所以老百不穿。
汉昭帝时候擅权。
皇后是他的外孙女，皇帝也惹不起。
霍光当然希望皇后尽快能嗣，可宫里这么多女人都只穿裳，或是无裆裤，皇帝要干什么太方便了。
于是就弄出来个裤子，有裆，分前后，用带子系住。
这种连裆裤被称为穷裤，又叫绲裆裤。
由于连裆裤的出现，慢慢用曲裾的方式把身体裹得严严的，就没有必要了。
于是到了东汉，慢慢以直裾深衣为主。
最后说说汉朝男人的帽子。
男子二十行冠礼，就是要戴帽子。
这帽子不能随便带，有身份的士人戴冠，普通人戴巾，干粗活的才戴帽子。
汉朝时候冠是能完全体现一个人的地位的。
据统计，汉朝的冠超过十六种。
比如皇帝王侯祭祀戴冕冠(平天冠)，书生儒士戴进贤冠，执法者戴獬豸冠，武将戴武冠…… 说两个有趣的，我们看的形象，很多时候他戴着个像一层层山峦一样的帽子，那个叫通天冠，其实只有皇帝能戴。
不知谁给诸葛亮安上了，要是真的就是僭越。
还有一个是专门皇帝近臣(如侍中等)戴的，冠上装饰有金属片，金属片上镂刻着鸣蝉图样。
这叫金铛附蝉。
帽子两边还边还装饰貂尾，这种冠就叫冠。
对了，《演义》中，导致杀的绝代美女其实就是这个帽子变的。
有个叫，说的也是这个帽子，貂尾不够了，用狗尾巴来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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