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人骂清朝！清朝到底做错了什么？
【千问解读】
当年随着百家讲坛的开播，社会上挂起一阵历史风，这本是好事，但就有人喜欢把历史和当下的“现实责任”联系起来，于是谁将为中国的没落买单的问题被一再炒热。
而令网友的即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人建立的清王朝。
佛洛依德曾把一群人在反复鼓噪下出现的某种精神狂热或亢奋现象叫作“集体催眠”，这种现象在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都出现过。
而另本人三生有幸的是，我竟然能在21世纪的中国网络亲眼目睹这种“精神病盛况”。
似乎只要一有导致中国落后的文章出炉，都能激起底下一群人“捶胸顿足”、“泣血痛骂”。
凭良心说，如果非要清朝背负科技、文化落后的包袱，需证明清朝在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上与前朝有着骨架上的差异，但遗憾的是，网络上的“思想家”们没有给出任何相关的证据。
其实循着中国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就从未发生过根本性改变，是行郡县，后面的历代王朝还是行郡县，皇权与儒生集团组成的政治力量把中国抓的死死的，任何破土的新苗都无法在这棵参天古树下茁壮成长。
说到科技，的确骄人，然而真正把这些发扬光大的却是欧洲人，中国的火药技术自诞生以来就是凭经验配比，到了清朝还是凭经验配比，作鞭炮赚钱比造炮弹更实惠。
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基本核心就是实践理性。
与英国首相合影网上总有一些人喜欢陶醉在自我催眠构制的臆想之中，认为如果不是清朝入关终结了一切可能，晚明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初署。
的确，晚明社会出现了农民与土地分离，工商业城市繁荣的迹象，这与英国圈地运动颇为相似，但是细致对比不难发现，两者存在质的差别。
面对农民流离失所的情况，英国都铎王朝在16世纪颁布了惩治流浪者和长期乞丐的法令，法令中有放逐流浪者返回本国即处以死刑的条例，迫使失地农民转化为无产者。
然而面对同样情况的大明君主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在1441 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诏》中，对失地农民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杂泛差役三年”。
与英国政府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流动不同，政府用招抚的办法，让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以维持地主经济结构的稳定。
而与英国大量失地农民流向城市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明末流民涌入城市是王朝崩溃的前兆。
乌什酋长献城图再说城镇发展，欧洲的城市是封建农村经济对立的产物，也是封建专制统治最薄弱的地方。
而中国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几乎也是专制王朝控制最严的地区，从的长安到的开封再到明朝的北京，中国大一统王朝以政治中心为经济中心的趋势从来没有变过，这里虽然经济繁荣，但是市民阶层也始终没有强大过，虽然明朝出现了市民与下层官僚联合罢市的现象，却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其实明朝末世的城镇繁荣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有现象，王符在《潜夫论》中就描述过末年市镇繁荣的景象：“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
商邑翼翼，四方是极”。
可见弃农趋末，商业市镇发达本是历代王朝末世的常景，难说有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
反观清朝，虽然入关前期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但自亲政后，立即废除了专权时期的弊政，停止满洲贵族的圈地，并于1669年搬诏，将十七万倾明朝藩王的“荒熟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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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予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为其永业，名为‘更民田’（见于《实录》卷二十八）。
为了鼓励垦荒，康熙还动用正项钱粮给无业之民“置立房屋、每户二间”，并给予“口粮、种籽、牛具、令其开垦，即给与本人，永远为业。
”正是康熙一系列恢复农业发展的政策，才使清初混乱的局面得以稳定，为日后长达115年的奠定了基础。
谈到康乾盛世，也是网上垢病最多的，有人认为所谓的康乾盛世是“假盛世”、“贫穷盛世”，甚至有人否定她的存在。
但是当时却出现了众多时人对那一时期的描述，如“正直太平盛世”（出自沈复《闺房记乐》），“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于敏中：《贺平定西域表》，《素余堂籍》卷二十五）。
就连在《古无正统论》中否认清朝正统的袁枚也在其著作《随园诗话》中说：“生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
扬州有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査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公千之小山堂，尺凫之瓶花斎，名流宴咏，殆无虚日。
”可见，康乾盛世之说并非虚妄。
这点清末民初史学家王先谦在其《东华录序》中也评论道“高宗（）仰绍诒谋，以育。
天受神武，成两朝未竟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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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立贤之策，善继述，于斯为盛。
”大水法复原图坦白的说，当历史的车轮驶上大清王朝的轨道时，皇权确实一度膨胀过，也出现过钳制文人思想的“”，这也是网上一些人攻击清朝集权专制，阉割汉文化，断了儒家道统的主要依据。
然而历史上，正是清朝吸取晚明学界空谈误国的惨痛教训，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也正是清朝在1687年颁布《庙碑》把孟子放到的地位，到1689年又颁御制《赞序》，康熙还于1693年，在阙里圣庙落成之际，派皇三子、皇四子前往致祭，给予圣人孔子以无尚的地位。
我实在看不出这一系列举措断了哪家的统，割了哪家的道。
每当有人提起清朝的文字狱，都喜欢把她和明末所谓的进步思想作比较，从而得出清朝黑暗、抑制思想的结论。
先不说这种比较是否客观，就说清朝文字狱本身就没传说中的那么恐怖。
清初时期，天下未定，羽书旁午，用兵各地还来不及，哪有精力去检查、挑剔士大夫的文字呢?到了康熙年间，由于鳌拜专权，出现了打击、祸罪汉族文人的恶性事件，但是不久康熙便清除鳌拜一党，文字狱恶性泛滥之势立刻受到控制。
乾隆画像从康熙亲政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爆发，这四十几年间康熙都是宽文网。
可以说当时的思想界还是相当活跃的，不少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作都陆续结集出版了，僧函可《千山诗集》就是一例。
此外，康熙年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违碍”之处可以说触目皆是。
顾炎武记了《明史》案，记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装”)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更是对清初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挞。
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
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起来造满洲的反，然而在当时都未予追究。
即使文字狱集中爆发的乾隆朝，据学者统计，有明确记载，时间确定的文字狱也只有58起，至多不超过100起。
不错，明末是出现了李贽这样的进步思想家，但当时士人对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毁其书刻”，不予接受。
而鲜为人知的是，清朝在18世纪也诞生了一批进步思想家，以袁枚和催述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皇权的正统论提出了质疑，而袁枚更是对清朝的正统地位直接发问，乾隆年间的学者尹会还在其著作《四鉴录》中提出了限制君权的主张。
可以说，从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激进学派，到清中后期以尹会、袁枚等为代表的反专制学派，清朝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虽然这些学术论著还不能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但却为19世纪中期，中国初步接受西方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象魏源这样晚清的开明思想家，绝不是突然受到发才写出《海国图志》的。
清末中国弓箭手至于皇权专制，从秦朝确立法家的统治地位开始就已固定，中国古代从独相到群相，从群相到废相，皇权一路加强，从未停歇过。
虽然屏蔽了门第观念，但也为进一步思想控制埋下了伏笔，唐太宗就曾骄傲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实，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推给某个王朝的做法是一向被史家所不齿的，中国历史到了清朝，皇权确实加固了，但同时也保证了四方的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朝与前朝对比一直是沿着中国自己的道路前进，而绝不是象某些网文说的那样出现了所谓“崩塌氏”的大衰退。
清朝拜孔孟、倡儒学，开科举、复农耕，哪一点没有“中原王朝”的样子。
有些人一直强调，批清是为了反思和文明的复兴，然而反思的是什么？复兴的又是什么？翻开清末史，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是晚清立线派代表人物之一，这个人几乎名不见经传，但在一百年前他却喊出了：“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权威的政治机构”这样的话。
一百年来，他的话被一再证明是正确的，可当时，这样理性的呼声迅即淹没在一片狂热的口号声中。
中国的近代史也是一部GM史，100年来我们习惯了喊口号和群殴，却丢了人文的终极关怀和理性的思维能力。
中国一直不缺少智慧的思想家，却缺少支撑他们的土壤，相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呼声总显得那么单薄无力，难道这样的悲剧还将贯穿于我们的21世纪么？ 随机文章白痴皇帝隋朝隋炀帝朱贵儿的生平事迹特岗汀机场降落事故，每月4架飞机冲出跑道秦始皇地宫被盗过吗，秦始皇地宫藏万吨水银无人敢挖(剧毒)迅猛龙能否猎杀霸王龙，单挑打不赢霸王龙/群殴可猎杀（得不偿失）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北魏孝文帝为什么会英年早逝？他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执政期间，他整顿吏治，倾心汉化，迁都洛阳，南征北战，对北魏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拓跋宏的这首诗表明了其心怀远大志向，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
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拓跋宏只活了三十三岁便离开了人世。
关于他的英年早逝，普遍认为他是得知皇后偷情，被活活气死的，其实，是因为疾病加劳累而死的。
拓跋宏究竟得了什么病?在《魏书·高祖纪》中，从他“不豫”，到“疾甚”，最后“驾崩”，并没有说明病症;而在拓跋宏的御医徐謇及元澄、等几位近臣的传记中，对拓跋宏的病症却有所透露。
《魏书·元澄传》称，拓跋宏“疾患淹年，气力惙弊”;《魏书·元勰传》称，拓跋宏“气力危惙”;《魏书·徐謇传》称，拓跋宏“心容顿竭，气体羸瘠”，患的是“沉劳”和“笃瘵”。
在古汉语中，“惙”的意思是指气短促而微弱，即呼吸有障碍;“劳”同“痨”，即痨病;“瘵”也多指痨病。
综合分析，拓跋宏多年患有肺痨，而且病得不轻。
拓跋宏英年早逝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其一，拓跋氏皇族有早婚早育的传统。
拓跋宏之前的数代嫡祖，如景穆太子，十三岁生文成帝;拓跋濬十五岁生献文帝;拓跋弘十四岁生孝文帝拓跋宏;皆在十多岁时，便已生子，因年幼，精子质量不高，很容易造成后代遗传性。
同祖辈一样，拓跋宏也是早婚早育者，他十六岁生长子元恂，十七岁生次子，而且，在生元恪之前，还生有华阳公主、两个女儿，可见，拓跋宏从十多岁时，就开始涉猎后宫，宠幸女人了。
十多岁正处身体发育初期，这个时候过度行房事，很容易造成气血亏损，体弱多病。
其二，早年经历，对拓跋宏身心影响很大。
拓跋宏三岁丧母(生母李氏依北魏宫廷“子贵母死”的祖制被赐死)，十岁丧父(父亲拓跋弘被冯毒死)，受过寒冬“单衣闭室，绝食三朝”的责罚，遭过“食中得虫秽物”的恐吓，挨过杖打“数十”的体罚，甚至因为太过“聪圣，……不利于”(见《魏书·高祖纪》)，险些被权欲极强、生性猜忌的冯太后废黜。
《内经》云：“忧伤肺，恐伤肾”。
亲生父母的痛苦死亡，在位前期的胆颤心惊，这一系列悲苦遭际，使拓跋宏的幼小心灵遭到严重打击和伤害，很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其三，宠幸冯氏，使拓跋宏感染肺病。
早年，冯太后的两个内侄女入宫，其中一女冯氏，即后来给拓跋宏带绿帽子的冯皇后，“有姿媚，偏见爱幸”。
不久，冯氏因有病，被冯太后“遣还家为尼”。
冯氏得的不是一般病，而是可怕的“素疹”。
在古汉语中，“素疹”即“宿疢”，也就是热病，多指肺病。
这种病传染性极强，且极难痊愈，让人避之不及。
冯太后死后，拓跋宏打着冯氏“素疹痊除”的幌子接其回宫，“宠爱过初，……宫人稀复进见”(见《魏书·后妃传》)。
拓跋宏身体本来就很差，在与冯氏亲密接触中，最终染上了肺病。
其四，心力交瘁，使拓跋宏病情加重。
拓跋宏独掌大权后，励精图治，勤于政务，掀起了般的改革浪潮。
特别是在迁都问题上，拓跋宏，软硬兼施，甚至不惜自编自演了一场冒雨“南征”闹剧，可谓殚精竭虑，耗费心智，以至于“及迁洛，……体小不平，……令(徐謇)处治”。
迁都后，拓跋宏不作停歇，御驾亲征，发动伐齐之战，恨不得，结果，几次仓促出征，均无功而返。
急功近利，加之疲惫焦躁，使拓跋宏于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再次亲征时“其疾大渐”(《魏书·徐謇传》)，幸亏徐謇救治才好转。
拓跋宏久病心烦，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训斥、诛斩，甚至对老婆孩子也不手软。
迁都洛阳后，第一任皇后冯氏，因为拒绝说汉语、穿汉服，被拓跋宏废黜;第一任太子元恂，因为嫌天热，不穿汉服，遭到责骂后又发动叛乱，被拓跋宏废黜、赐死。
先天不足，后天劳烦，事事亲为，，性情暴躁，动辄发怒，平时又不注意养生和保健，使拓跋宏的病情由轻变重，以至于在亲自审讯第二任皇后出轨一案时，已经力不从心，他先是“以疾卧含温床”，后“取卫直刀柱之”(见《魏书·后妃传》)才勉强支撑着站起来，可见其病之重。
有人说，拓跋宏此状，是因为皇后让他带了绿帽子气的，其实不然。
首先，拓跋宏是个英武帝王，他虽然宠爱皇后，但不是个唯唯诺诺、忍气吞声、惧怕皇后、驾驭不了皇后的懦夫;其次，拓跋宏胸怀宏图，几乎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改革和统一大业上，他连年征战在外，知道是自己冷落了皇后，所以，并没有将其废黜，只是将其幽禁，显然是想通并原谅了皇后的背叛;再次，拓跋宏临终前“遗诏，三夫人以下皆遣还家”(见《》)，明令允许后宫众多妃嫔在他死后再嫁，可见，拓跋宏心胸很宽广，绝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小家子气。
皇后私通，可能会让拓跋宏一时沮丧，但绝不是致命的伤害。
拓跋宏之死，在于他明知自己“心容顿竭，气体羸瘠”，还继续忘我的创业，希望能够一统天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皇帝。
作为一个重病之人，拓跋宏这是在拼命。
处理完皇后出轨一事后，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三月，拓跋宏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再次强撑病体亲征伐齐，途中，“疾势遂甚，戚戚不怡”(见《魏书·徐謇传》)，御医回天无力。
四月，提前耗尽毕生精力的拓跋宏，在取得马圈城大捷后，因操劳过度，病入膏肓，抱憾而死，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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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有九位帝王，为什么出现了五次垂帘听政？
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专制社会里，如果年纪轻轻就去世，太子还未成年，这就需要皇太后辅佐未成年的皇帝执掌朝政，即所谓的“垂帘听政”。
这些临朝听政的太后，往往手握国柄，执掌朝政，成为当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北宋从太祖开始，到钦宗赵桓结束，一共有9位皇帝，由于古代医疗技术落后，以及宫廷争斗、内忧外患压力巨大等等的原因，北宋的皇帝大多英年早逝，这就导致继位的皇帝年龄都小或者来不及培养继承人。
比如，第三位皇帝活了55岁，算是寿命较长的，但在他去世时，太子却只有13岁。
第六位皇帝活了38岁，继位的才9岁。
第七位皇帝宋哲宗去世时，年仅25岁，继位者端王年仅几岁，几乎没有接受过治国理政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只得由皇太后垂帘听政。
北宋因此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过5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其中有的皇太后地位与皇帝，甚至与皇帝并称“二圣”，代皇帝奉祀太庙，与皇帝共同接受百官朝拜。
但是，北宋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始终没有像那样，登基称帝，也没有像后来的太后独揽大权，这又是为何?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皇太后垂帘听政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在诸多限制因素中，最为特殊的便是遗诏了，遗诏既是北宋皇太后得以垂帘听政的依据，同时又是限制皇太后专权并最终迫使她们撤帘归政的政治工具。
所谓遗诏，又叫做遗制，北宋9位皇帝中，除未驾崩即传位于其子，后徽宗、钦宗一并被抓到外民族地区，其余7位皇帝均留有遗诏，其中有3篇遗诏明确规定皇太后享有垂帘听政的权力——即《乾兴遗诏》《元丰遗诏》《元符遗制》。
北宋遗诏在授予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时，都会给出听政的条件，在《乾兴遗诏》与《元符遗制》中，遗诏给出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条件是“然念方在冲年“，具体听政的内容为“方嗣君践柞之初，应军国事请皇太后权同处分”。
意思就是说，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原因是皇帝年龄太小，个人无法处理国家大事，或者皇帝刚刚继位，需要有人来协助他稳定政权，所以才需要皇太后垂帘听政，共同处理朝廷事务。
这样的遗诏包含着一个重要意思，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基础是皇帝年幼或者缺乏政治经验，皇帝一旦成年，又有了从政经验之后，皇太后便失去了垂帘听政的合法基础。
这便给了北宋大臣们要求皇太后撤帘归政的理由，一旦条件成熟，大臣们便会时时敦促皇太后还政，让皇帝早日亲政。
就这样，面对所造成的压力，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不得不及时归政于皇帝。
众所周知，皇后武则天在唐高宗死后垂帘听政，最终代唐建周，如果将那个时候的遗诏与北宋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借以垂帘听政的遗诏对处理政务权力的规定有很大的不同。
在《大帝遗诏》中，对武则天垂帘听政的规定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所有的大事，皇帝与大臣之间不能决断，都交由武则天处理，与北宋的遗诏相比少了一个“权”字和一个“同”，说白了，皇太后的听政权力是有限的，必须同大臣们商议，共同决定。
然而，这两个字的缺失使得武则天垂帘听政的权力无限扩大，武则天可以不同皇帝、其他大臣共同商议，自行决定。
这就造成武则天的实际地位与权力已经超过了皇帝，只要大臣与皇帝、大臣与大臣之间在处理政务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即“军国大事有不决者”，武则天就可以凭借遗诏所赋予的权力，合法地干预朝廷政务，甚至废。
所以说，北宋出现这么多的太后听政，但是，太后的权力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最终始终未超越皇权，也从来没有办法独揽皇权。
“冷丝说历史”发现，朝代更迭是正常的历史发展逻辑，但是，太后专权在历史的发展逻辑之中被印证有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关键还是在于权力是否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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