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帝师”温葆深为什么无谥？左宗棠代递遗折惹祸
其实，我们南京也曾出过一位“两代帝师”——温葆深。
网络配图 温葆深，又名肇洋、葆淳，字明叔。
不少文章都将其名误作“
【千问解读】
其实，我们南京也曾出过一位“两代帝师”——温葆深。
网络配图 温葆深，又名肇洋、葆淳，字明叔。
不少文章都将其名误作“温葆琛”。
要知道，温葆深的兄长叫温肇江，他们这一辈在取名时是有讲究的，不管中间字是什么，末字都必须带三点水旁。
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将温葆深之名误读了。
温葆深的生年不见于正史，好在其卒年是有记载的。
据左宗棠《侍郎温葆深在籍病故代递遗折》，他是“于本年(九年)十一月初七日病故”。
光绪九年是1883年。
而在作于光绪五年的《愚园寿白图序》文后，作为与会者的温葆深题名时自署“年八十”。
若此为其足岁的话，可推知其生年为四年(1799)。
至于温葆深的“两代帝师”身份，是对、两代而言。
不过，正史中并无称其为帝师的记载。
一般而言，帝师指太师、太傅以及皇帝承认者。
而民间尊温葆深为“两代帝师”，应当是因为他曾担任过经筵讲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在笔者看来，也当是可以算作广义的帝师了。
网络配图 温葆深身后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得到谥号。
南京还出过一位帝师，他就是秦大士的次子秦承业，其实他生前品级较低，本是无资格获得官谥的，却因道光皇帝承认的帝师身份，最终破格获谥“文悫”。
反观温葆深，虽只算是广义的帝师，但其实他已够三品以上可获官谥的资格了，何至于会无谥呢? 这事坏在了左宗棠身上。
据《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有两条相关记载：“十二月十二日：左宗棠折，代递签户部侍郎温葆深遗折。
”“十二月十三日，旨：左宗棠代递温葆深遗折，辄请予谥，且措辞失体，著交部议处。
” 左宗棠代递遗折，按我们今天看来，似无不妥。
虽然咸丰、同治二帝都没来得及认师，左宗棠可是认温葆深这位恩师的，不仅在其去世后代递遗折，还不忘为老师请谥及恤典，可见作为弟子的一份孝心。
按理说，朝廷对此应予以抚慰才对，怎会如此严厉批复呢?因为这样做违反了朝廷规定。
同治十二年朝廷曾有旨意，“易名之典，出自特恩，不准臣下奏请”。
然而，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这一次是明知故犯，竟敢置皇恩浩荡于不顾，公然宣扬温葆深对他的知遇之恩。
网络配图 不管他是出于有意或无意，确有几分挑衅朝廷的意思。
此时光绪皇帝尚未亲政，出于政治上的敏感性，不免拿处置左宗棠的折子来立威。
虽然最终左宗棠的公罪被“准其抵销”，对温葆深也“赐恤如例”，但随着不久后左宗棠的去世，就再没人提给温葆深赠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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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之问：当“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遭遇哲学质疑
这句看似违背常识的质疑，实则暗含着对因果关系本质的颠覆性思考，将经验主义哲学的锋芒直指人类认知的根基。
一、休谟的质疑：打破经验主义的幻觉 在休谟的哲学体系中，这句诘问是对传统因果观的致命一击。
他认为，人类将“太阳升起”视为自然规律，本质上是基于经验重复的“习惯性联想”。
例如，人们观察到太阳连续数年从东方升起，便在心理上建立起“原因（时间流逝）结果（太阳升起）”的必然联系。
但休谟指出，这种联系从未被感官直接证实——我们只能感知到“太阳升起”这一事件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却无法感知到“时间流逝”与“太阳升起”之间存在任何必然的、超越经验的联结。
这种质疑与赫拉克利特“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形成鲜明对比。
赫拉克利特强调宇宙的永恒流变，认为太阳作为“永恒的活火”每日以新形态显现；而休谟则更进一步，否认人类能通过经验把握任何“必然性”。
例如，即使太阳已连续数百万年从东方升起，也无法排除某日因未知天体事件改变轨迹的可能。
这种对“归纳法”的批判，使休谟成为现代科学哲学中“休谟问题”的奠基者。
二、因果关系的解构：从必然性到习惯性 休谟的因果理论建立在三个核心要素之上：时间优先性、空间邻近性与“必然联系”的缺失。
他以“台球碰撞”为例：当白球击中彩球时，我们观察到的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与空间上的接触，但“白球运动导致彩球运动”的必然性从未被直接感知。
人类之所以认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实则源于心理上的“习惯性期待”——即基于重复经验形成的对未来事件的预测倾向。
这种解构直接挑战了科学的基础。
牛顿力学体系依赖“引力必然导致天体运动”的假设，而休谟却指出，所谓“引力”不过是人类为解释现象而创造的虚构概念。
正如他所说：“我们赋予事物的身份只是一种虚构的身份，是由思想建立起来的。
”这种观点在量子力学时代得到某种印证：微观粒子的运动表现出概率性而非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因果必然性的可信度。
三、认知的边界：经验主义的困境与突破 休谟的质疑暴露了经验主义哲学的根本困境：若知识仅源于感官经验，则无法证明任何普遍规律的必然性。
例如，我们无法通过观察有限次数的太阳升起，推导出“太阳永远从东方升起”的绝对真理。
这种怀疑论倾向促使提出“先天综合判断”理论，试图为人类知识寻找非经验的根基；而实证主义哲学家则将休谟的质疑转化为科学方法论的基石——即科学理论必须接受经验检验，但永远无法获得绝对证明。
在日常生活中，休谟的洞见同样具有示意义。
当我们依赖“经验”做出决策时（如投资、职业选择），本质上是在进行概率性判断，而非基于必然性的推导。
这种认知的谦卑，反而能避免过度自信导致的风险。
例如，投资者若意识到“市场规律”可能只是历史经验的暂时投射，或许会更谨慎地对待“历史会重复”的假设。
四、休谟之问的当代回响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休谟的质疑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机器学习算法通过海量数据训练预测模型，其本质仍是基于经验重复的“习惯性联想”。
例如，天气预报模型根据历史气象数据预测未来天气，但无法保证“太阳明天一定升起”——正如休谟所言，这种预测的可靠性仅源于概率，而非必然性。
更深刻的启示在于对科学进步的反思。
当科学家宣称发现“自然规律”时，休谟之问提醒我们：这些规律不过是人类为理解现象而构建的思维工具，其有效性仅限于经验范围。
正如量子物理学家所说：“谁不为量子理论感到震惊，谁就没有真正理解它。
”这种震惊，本质上是对休谟式质疑的现代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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