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灾异论有多重要？最后会覆灭的原因是什么

　　“灾异论”是董仲舒政策主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在追求“王道”的努力中不可缺少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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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异论作为一种维护皇权的政治手段深刻影响着西汉的政治运作，作为灾异论萌芽期的汉文帝就曾因日食而下“罪己诏”，从而赢得了即位和合理性，并且借此广招天下人才。

　　到了元帝、成帝、哀帝时期，灾异论更是发展到了巅峰期，此时期借助灾异论进行的政治斗争是帝王统治者管用的手段。

既然如此，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灾异论为什么会衰落呢?

　　新朝的建立

　　哀帝崩后，平帝即位，王莽复为大司马，复古改制运动迎来了高峰，灾异论则开始衰落。

王莽的崛起并非突然而就，而是有诸多原因。

　　成帝时期，王氏自身具有有向儒家靠拢之意。

《谷永传》载：“时上诸舅皆修经书，任政事”，且王氏一族亦举荐不少儒生为官，李寻、何武等人皆是。

王氏其时已获得一部分儒者之好感，甚至会将其视为实现儒家理想政治的依靠。

　　王莽的出现，使得更多儒生相信这一点。

王莽最终能通过禅让而建立新朝，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亦有极大关系。

　　阎步克提出与汉儒复古化思潮并行而交融的，是一个强烈的神道化倾向。

而这种神道化虽强调君主“受命于天”，但也直接动摇了君主的权威。

眭弘借助异象，提出汉帝应禅让帝位让与贤人，便是最直接之一例。

　　眭弘虽死，然此种议论并未消亡。

这种思潮不仅影响儒生，连皇帝都深受影响。

如元帝在面对京房之问时，亦承认当下是极乱之世。

哀帝因久寝疾，无子，灾异又多发，故亦怀疑汉之天命已尽，于是便有“再受命”之举

　　正是在此思潮的激荡下，外戚王莽以儒生的形象登场，将自己塑造成践行儒家理想的贤人。

据《王莽传》记载：

　　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

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

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

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从此段记载便可知王莽能成事有两大原因。

　　一是王莽起先以儒生的姿态出现，结交许多名士，且其行又极为符合儒家之要求，故获得大部分儒生之支持。

　　哀帝时，莽被遣就国，在国三年，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

而当出现日食时，还有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

由此二事可知王莽在儒生中之地位。

　　二是他对于宗族内部事物又极尽心，获得王氏家族内部的支持。

班固评价王莽时便提及：“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

”

　　余英时指出王莽是当时两种矛盾的社会势力的综合产物：身为外戚，属于王室势力系统;当从其行事及其所推政策看，他又代表了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

此前儒生将外戚作为复古之阻碍，有的人想要移除它，而有的人则是选择绕开它，不过结果都没成功。

直到王莽的出现，这一阻碍便没有了，外戚势力亦成为复古运动的支持者。

　　钱穆指出莽、歆新政，托于符命，则言灾异之变也。

其措施多幕古昔，切民事，则言礼制之裔也。

王莽新政的出现，使得之前儒生之间的差异缩小。

　　王莽对于祥瑞符命之利用主要集中在即位之前。

王莽刚掌权不久，便有塞外蛮夷献白雉。

借此而称“安汉公”。

　　而后又有武功所出之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经过群臣奏言，最终确定王莽在祭祀中，赞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

改元为居摄。

符命之作由此开始。

　　三年后，又有人献符命。

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齐郡新井之事后，王莽便借助“再受命”之说，改元为初始元年。

不再称“摄皇帝”，而统一称“假皇帝”。

没过多久，又有梓潼人哀章上金匮，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

王莽便借此机会即位为真天子。

定天下号为“新”。

　　以上便是王莽利用符命一步步登上天子之位的大致过程。

期间灾异事件之记录变少，关于灾异现象的讨论几乎不见。

王莽即位后，对于灾异现象做出反应亦不多，且大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选择应对方式。

大司空王邑因灾异多现上书而乞骸骨。

　　王莽曰：夫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

《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胁，万物生焉。

灾异之变，各有云为。

天地动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

　　王邑乃王商之子，王莽从弟，亦是主要的军事将领，王莽当时还需王邑的鼎力相助，故自己揽下灾异的责任。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待遇，其后数月，出现日食，王莽除大赦天下及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外，还将大司马陈茂免职。

三公之外，其他官员亦有可能因灾异而被问罪。

　　如地黄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

莽恶之，下书曰：乃者日中见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

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适见于天，以正于理，塞大异焉。

　　由上三事可看出，王莽对于灾异的回应取决于他对于某位大臣的态度。

三公负责制虽已建立，但在落实过程中仍旧由皇帝掌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灾异的三公负责制更为有利皇帝对臣子的控制。

亦可说灾异论大致已失去限制皇帝行为的作用，反倒成为皇帝推脱责任或更换大臣的借口。

灾异论在政治斗争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亦大为削弱，在此情形下，灾异论走向衰弱亦是正常。

　　此时期讨论灾异的人大大减少，而献符命者多。

符命之说虽可视作是有灾异论演变而来，然则还是要注意其间之差别。

　　灾异中的天象、灾害没有办法轻易伪造，而符命则极容易伪造。

正如上文所举之符命内容，基本都已将文字之意清楚刻于上，无需什么专业知识只要识字便可制作与解读。

　　武功所出之白石，只需在白石上刻上字后埋到地里，然后再挖出来便可。

而齐郡新井则只是需挖个井，再编制一个梦便成一符命。

　　符命既容易制作，而所得又颇丰。

如献金匮之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

当时通过献符命封侯者当不在少数。

不过王莽即位后对于符命的管控明显加强，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讲符命的人太多，显得天命太混乱。

　　二是有大臣通过造符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如上述引文中丰之子寻。

当得知丰被贬官后，就开始编造符命，想让其父当陕之右伯。

　　三是有的人开始借助符命来反抗王莽之新政。

如此前有一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

不者，九月必杀汝。

”

　　王莽虽借助符命即位成功，但是符命的缺陷也开始显现，符命开始超出王莽的控制之外，而这将冲击王莽所塑造之天命的神圣性以及现实的政治权力。

故其才规定除五威将外，再私作符命的人都会被下狱。

不但不能乱作符命，还不能非议符命，否则亦会面临着惩罚。

　　王莽即位后，极不愿看到灾异现象的出现。

符命能够体现出王莽即位乃天命所归，而灾异现象则会挑战“新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故《汉书》中多次记载当某种灾异出现时，莽恶之。

　　王莽时期，亦未见其有因灾异现象颁过罪己诏。

其应对灾异多是大赦天下，举贤，以及罢免三公中的一位。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什么人会谈论灾异。

毕竟那时谈灾异，不仅不能封侯，甚至可能要有不小的风险。

　　另外，此前儒生谈灾异是为借助天道劝君主“法古”，行德政。

而当下之“新政”，正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全面的复古运动，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借助灾异论来劝谏天子。

　　最后，此时的儒生已基本不需要再考虑与外戚的斗争问题，因为外戚的代表者已经成为儒家的信仰者，并被视为那个可取代汉朝天命的圣人。

　　因此，灾异论的另一个用途也几近消失。

故为禄利者，皆转向符命之作;而为建立儒家之理想政治者，则转向制度之建设。

由此，灾异论在此时期的衰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灾异论从精神上打垮了汉家，为王莽取代汉室提供了机会。

不过王莽建立起新朝后，灾异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

　　一是以灾异论的政治目标看起来已大抵实现，言灾异的儒生已经投入儒家理想政治的建设浪潮，而不再以灾异论抨击时政。

　　二是王莽对于灾异论的控制。

灾异应由谁负责已经怎么负责依旧是由皇帝说了算，并且因为三公负责制的建立，儒生论灾异所能发挥的作用亦随之减弱。

　　三是符命说的兴起，亦使得人们越来越少关注灾异论。

　　新朝时期复古改制更为全面和彻底，或可说新朝的建立标志着汉代儒家理想主义达到顶峰。

王莽执着于制度之建设，以为制度一变，便万事可成。

此风气大抵是从此前言礼制者传袭下来的弊病，或可说这是儒家学派本身就带有的一个问题。

　　王莽着力于制度建设，所立新制极为繁密，然却没有对儒家之精神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民众之反对只是残酷镇压，最后某些制度的改变亦要靠严刑峻法来推动。

　　阎步克提出官僚制这个高效的理性行政机器反而助长了王莽改造社会的雄心，并用于实现非理性的空幻目标。

王莽依据儒家理想大易官名，可官僚机构骨子里却仍充斥着法家精神，并且还得依靠这些官僚机构推动改制运动，这不得不说是一极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