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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吸取了薄俸易发贪腐的教训，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性补贴。

年间一度实行柴薪银、心红纸张银、蔬菜烛炭银、案衣什物银等，后因财政紧张方取消。

比较起来，“官员”的工资是中国历代最低的。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制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正一品大员，俸禄仅900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提高了标准，正一品为1000石。

至于普通“公务员”，其俸禄就更低了，相当于副科级的从八品为65石，后加至70石。

为了生活，地府便采取半合法的手法，增加“公务员”个人补贴，实物征税时增大消耗比率，向纳税人多征，多出的部分叫“耗羡”，截留在地方使用，实际多被官员作为补贴吞没。

但考虑地方没有耗羡后，官员生活可能困难，首创“养廉银”制度，发给一笔补贴，远远高出正俸，导致官员靠补贴生活。

出于公平原则，除给部分京官发放养廉银外，在京员中则实行“恩俸”制和“双俸”制。

所谓“双俸”，就是再领取一份与正俸一样多的补贴，也就是现代的“双工资”。

在，官做得越大，所得赏赐便越多，很多时候得到的赏赐性补贴超过正式工资，官员仅靠赏赐便能致富。

如时期酷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廉官员。

《汉书·张汤传》记载，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遭构陷，时任相当于今中央监察部部长的御史大夫张汤冤狱自杀，死后清查，其“家产不过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赐，无它赢”。

当时的1金为1万钱，张汤所任最高职位御史大夫月俸4万钱，“五百金”的家产仅靠死工资的话，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0年。

张汤生前不腐败，这些钱财大部分都是靠赏赐得来的。

但是一些小角色，也就是基层“干部”，基本是接触不到朝廷赏赐的，怎么办呢?得想办法发挥“干部”的优势吧，得想办法搞钱。

，当年最普通的“斗食”级“公务员”，月俸仅“十一斛”，相当于1100钱，而当时一个打工仔(雇工)月工资都有1000钱。

因工资少，一些下级官员便向老百姓伸手，弄点补贴，这大概就是腐败的源头了吧。

唐宋“公务员”不仅收入稳定，收入也高，特别是“公务员”，还有更多的补贴，名目多多。

虽然也曾因边境开战、财政紧张而减薪;但正常情况下宋代“公务员”的福利还是令人羡慕的。

宋代“公务员”除了加俸、职田外，赏赐也是少不了的，另还有“公使钱”、可以支配的有价证券等。

公使钱相当于现代的接待费，实际也都被官员之间用来下馆子、买礼品消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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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

而就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

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

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

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

从时期起，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

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

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

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

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

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

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

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

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

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

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

如此“”，不符合曾国藩“”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

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

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

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

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

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

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了之先声。

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

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

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

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

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

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

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

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

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

”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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