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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正是帝王与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与大清王朝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近，逐渐融为一体。

12次南巡分别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

除了康熙帝第一次南巡选择了晚秋至初冬的寒冷时节出行外，其他数次南巡都在新年之后的正月或二月从京师行，抵达江浙二省的时候正是阳春三月。

江南，繁花满地，为帝王的南巡之旅增添了不少明媚的色彩。

康熙、乾隆每次从京师下江南，再叫銮至京师，大概要三到四个月之久。

这期间，水陆转运、物资调集、人员流动、城市建设等颇经周折，个中，只有当事人了解。

在当时的条件下，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

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

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

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江浙一带是中国着名的鱼米之乡、丰饶之地，是清政府的主要“粮袋子”和“钱柜子”，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

在当时，江浙交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税银占全国的29%，关税占全国的50%。

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盐课银的60%以上来自江浙。

京城每年需要的400万石粮食，2/3从江浙漕运进京。

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景象。

每次南巡，除了确保这些正当的国库收入以外，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赞助、买官卖官等手段，向江浙官员和富商捞取私房银。

可以说，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帝国，是康乾二帝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第二，江南出才俊，自古多风流。

在产生的114名状元中，江苏人有49位，占到43%。

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考场，考生达2万多人。

乾隆下江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安邦治国发现人才、培植土类、笼络人心。

在清代，江浙也是明末移民众多的地方，反清思想广有市场。

乾隆南巡时，一方面对文人士子采取笼络手段，另一方面又严加思想控制，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严厉打击，大兴。

第三，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乡。

尤其苏北地区是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像洪泽湖、高邮湖等一旦泛滥，淮安、扬州、泰州等地则是一片汪洋。

乾隆在《南巡记》中称：“六巡江浙，计民生之要，莫如河工堤防，必亲临阅视。

”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岁修银”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1110，是当时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

六次南巡中，乾隆共发出数百条治水命令，实施了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动用了几千万两白银，对减少水患、保护百姓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江南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乾隆时期，长江运河两岸的都市商业繁华，人气旺盛。

当时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苏占据其三——南京、扬州、苏州。

南京，人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家”：苏州园林，享誉天下：扬州，更是富商云集，美景、美味一应俱有。

皇帝来到江南，看得开心，玩得尽兴，吃得可口，当然是了。

第五，皇帝出巡，安全第一。

江苏没有、荒蛮之地，盗贼流寇难以藏身。

特别是江苏人禀性温顺，加上日子比较富庶，属于那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地方。

皇帝到这里，凶险较少，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康熙帝首次南巡时，“”刚刚结束，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渐趋稳定，然而朝代更替的痕迹在各地仍比较明显，不少名胜景观处于荒颓状态，江浙地区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稳定，不少文人士子对明王朝仍抱有“故国之思”，对清王朝态度犹疑。

而至康熙晚期及乾隆时期，清王朝的凝聚力日益增强，江浙地区的城市景观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巡的主要路线经过清代直隶、山东、浙江、江苏数省，浙江、江苏二省是南巡的主要地域范围。

除康熙帝第一次南巡仅到苏州就回銮、两位皇帝各到过一次绍兴外，其他数次南巡都以杭州府为终点。

杭州、江宁、苏州作为江浙二省的核心城市，是皇帝驻足最多的地方;宿迁、淮安地区，因察视河工的需要，也是南巡的重点区域;扬州城盐商靡集，盐商为皇帝提供各类声色游乐活动，在12次南巡的旅程中，吸引了皇帝越来越多的目光。

此外，声势浩大的南巡活动，也给江南地区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冲击。

皇帝与地方官员、士绅、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一起参与并体验着这种变化。

在皇帝下江南的过程中，江浙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地方官商与帝王一起打造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和视觉盛宴，其中花样百出、创意无限。

京师与江南沟通有无，既注重南巡盛典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展示出鲜明的江南地域特色。

江浙地区的城市和地域文化景观在南巡过程中飞速成长，南巡中的城市和景观建设成为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基建工程，中央和地方官员对巡幸道路、行营、行宫、历史名胜、园林建筑进行全面普查营缮。

江浙地区日渐富丽，面貌。

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徜徉于江浙地区的诗意山水之间，与一些着名的江南文土结伴游玩、诗歌唱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他们用皇家的笔触描述诗意的江南，成为江南景观史上一段特别的经历，这种影响深深地刻印在江南地区的山水文化之中，至今仍有着清晰的印记。

皇帝醉心于江南山水，努力将江南文化携带至京师宫苑之中，造成了清中期京城皇家园林中的江南文化热。

尽管因为地域和气候的原因，江南文化元素在京师的生长难免会有不适的状况，但是皇帝的行为仍然增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

康熙、乾隆南巡，是当时的统治者接触社会实际、了解风俗民情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他们都十分重视治理黄河，兴修水利，优礼土子，蠲免赋税，利用南巡的机会治理水患、安定社会、了解民情、争取人心，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情。

这些举措，对统治者制定治国方略、解决现实问题、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统治，是有相当益处的。

然而，皇帝出巡有它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开支浩繁，劳民伤财。

帝王出行，总要有一定的仪式、规格，总要耗费一些国家财力，即使是康熙南巡也存在同样问题。

但这些花费完全在皇帝个人的掌握之中。

这样，实际花费的多少就因人而异。

能够自我约束的帝王，就会比较爱惜民力物力，顾念民生多艰，不随意糜费：反之，则会大肆铺张，任意挥霍;乃至劳民伤财，损耗国家元气。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

通过南巡，康熙、乾隆二帝相当清楚地了解了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数月，随驾当差的官兵数千名，约需用马数千匹和船数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

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南巡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入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

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联。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乾隆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没有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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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朝贡，就是中原王朝实力强大之时，周边小国为了增进双方友好关系，定期或者不定期派遣使者前来朝拜中原王朝。

为了表达诚意，使者们通常会携带大量礼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

而中原皇帝通常会册封对方封号、赐予金印，和一定数量的财物赏赐，作为回报。

朝贡在时期就已成为一种很常见的外交途径。

《志》记载，“自虞迄周，西戎有白环之献，有肃慎之贡”。

《尚书》记载，周武王灭掉后，威震天下四夷宾服，一向骜不驯的西戎国也特地献给周武王一条獒犬，以示臣服。

朝贡的礼品，大多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特产，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皆可以充当。

正常情况下，外国使者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带着礼品朝拜皇帝，可谓诚意满满，因此无论礼品的实际价值如何、无论皇帝个人好恶如何，礼品是必须要照单全收的，如果拒收，会让进献贡品的小国受到侮辱，进而影响双方关系。

但在弘治年间，在位时，曾经发生过一件反常之事：西域小国撒马尔罕千里迢迢，给明朝带来一头狮子作为贡品。

但却死活不肯要，最终拒绝了这件礼物。

明宪宗为什么要拒绝外国的狮子?狮子对于来说，并不陌生。

中原本土虽然不产狮子，但是狮子作为贡品来到中原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

《》记载，章和元年，的在位期间，东汉国力强盛，西域各国纷纷来朝拜，“月氏国献狮子”，这是正载中狮子第一次作为贡品来到中原。

此后，活狮子就成为历代王朝一种重要的贡品之一。

时期，随着西域和北方游牧部族涌入中原，进贡狮子也进入一个高峰期。

粟特国向进献了一头狮子，也向南朝梁进献过狮子，北魏也收到过安页盾国进献的狮子。

唐朝时期国力鼎盛，威加四海，西域各国纷纷前来朝贡。

贞观九年，唐太宗李世民收到了康国进献的狮子，他非常高兴，让大学者虞世南作赋纪念。

万岁通天元年，当政时期，收到了大食国进献的狮子。

开元年间，收到过波斯国送来的狮子。

由于狮子体型庞大，形象威猛，有兽中之王的美称，且还是佛经故事中的“瑞兽”，因此一直深受中原皇帝们的喜爱。

明朝早中期，综合实力强大，下西洋等一系列外事活动，使得明朝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大，狮子也屡屡作为贡品来到明朝。

不过，明朝皇帝对狮子的态度却耐人寻味。

在位时，哈烈国送来一头狮子，朱棣非常高兴，不仅给予使者优厚赏赐，还让大臣们写诗作文以示庆贺。

但随着来到明朝的狮子越来越多，明朝皇帝对狮子的态度却发生逆转。

弘治二年，西域小国撒马尔罕使臣带着一头狮子，来到了嘉峪关。

明孝宗接到禀报后，下旨让明朝守军“阻其使臣，尽却所贡”，拒绝接受，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撒马尔罕使者只得怏怏而去，成为明朝外交史上有名的“却贡狮”事件。

几年后撒马尔罕使者又转走海路，从东南沿海登岸，再次被明孝宗拒绝。

明孝宗拒绝是有原因的。

当年的朱棣，为了彰显大明盛世气象，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进贡臣服，把“厚往薄来”定为接待外国使臣的基本原则。

外国使者只要进入明朝境内，吃住行全免费，还可以获得极为丰厚的赏赐。

狮子被视为外国贡品中的高端货色，明朝给予贡狮使者的回报更是十分丰厚。

帖木儿汗国学者契达伊的《中国纪行》记载，帖木儿王朝献给明朝一头狮子，获得了明朝赏赐的30大箱器物，包括绸缎、布匹、铠甲、铁器、瓷器等100多种商品，运回国内后大赚了一笔。

狮子在明朝是物以稀为贵，但在西域各国根本不是什么稀罕动物，通过极低的代价就能从西亚、非洲等地弄到，作为贡品运到明朝，就能轻轻松松发一笔横财，而且还是吃住行一条龙免费服务，简直是一本万利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商机”。

很多西域小国都看准了这一点，抢着向明朝进贡狮子。

连与明朝素无瓜葛的鲁密国(即帝国)，都千里万里向明朝进贡狮子。

西域国家撒马尔罕更是此中老手，成化、弘治年间，数这个国家向明朝送来的狮子多，隔三差五就送来一头。

撒马尔罕人尝到了甜头，一发不可收拾。

成化年间，撒马尔罕使者怕六湾前来进贡狮子，此人贪得无厌，对如此丰厚的赏赐依然不满足，公然和明朝皇帝讨价还价，声称狮子是高价从瓦剌国换来的，“值银二万”，运送狮子路上“远走七年，多受辛苦”，运费就花了三千两银子，因此要求明朝在赏赐之外把这些费用全部报销。

当时是明宪宗在位，他最初死要面子，先后数次调高赏赐价码，撒马尔罕使者却不依不饶，吃定明朝，赖在明朝不走，反正是白吃白住不花钱，最后明宪宗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强行把撒马尔罕使者赶走。

外国使者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明朝人的警觉。

大臣之中的有识之士，经过多方了解，逐渐知道了内情，敢情狮子在西域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珍禽异兽，“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类耳”，被西域诸国用来钻了明朝的空子，当成生意来做，大发横财。

明朝对献上狮子的使者予以丰厚赏赐，且同时还把他们当成贵宾盛情款待，“日费多端，难以数计”。

狮子来到明朝，每年都要耗费大量人财物力饲养，“狮子等兽，日用羊二只饲餋，以十年计之计，用羊七千二百只”，同时还“拨校尉五十名看守狮子房”，“此皆无益之费所当省者”。

因此大臣们纷纷上书朝廷，要求拒绝接受外国进贡狮子。

明孝宗知道内情后，大怒不已，大明朝诚意满满款待外国使者，却被人当成人傻钱多的冤大头，所以才会下旨拒绝接受外国进贡的狮子，这种荒唐的局面才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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