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得了跳蚤怎么办？如何彻底消灭家里的跳蚤？猫得了跳蚤有什么表现？
【千问解读】
一、跳蚤的种群形态
跳蚤是猫最常见的体外寄生虫，它的整个成虫阶段都是在猫身（或者其他宿主）上渡过，但大部分的生命周期在宿主外完成。
雌跳蚤在猫身上产卵，卵子从猫体脱离，数天内可孵化为幼虫。
幼虫先变成茧，再变成蛹，这个阶段可长达140天。
当环境适宜后就孵化为成虫。
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跳蚤的生命周期只有2-4周。
对于跳蚤这个种群来说，卵子占50%，幼虫占35%，蛹占10%，跳蚤成虫只占5%，因此，控制跳蚤的重点是控制幼虫和虫卵，而不是控制相对较少的成虫。
二、猫得了跳蚤的表现
1、跳蚤的粪便
在梳猫毛时，可以把梳出来的黑色小颗粒涂在湿的纸巾上，如果观察到血液消化后的痕迹就是跳蚤粪便。
如果给猫洗澡，跳蚤粪便甚至可以洗出红色的水。
2、血常规检查
被跳蚤严重感染的猫（特别是小猫），由于被吸血过多可能出现贫血。
跳蚤叮咬也会引起血常规检查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3、皮肤损伤：
被跳蚤叮咬的猫通常可以在尾巴根部和脖子周围摸到结痂。
三、治疗
复杂的不说了，常见的福来恩、大宠爱、爱沃克都可以灭跳蚤，可以加强剂量，按照2周一次的频率驱虫直到猫身上的跳蚤痕迹消失。
由于跳蚤在环境中很难彻底消灭，所以请至少保持每月驱虫一次的频率，持续半年以上。
看过我文章的人都知道，我是不建议平时也一月一驱虫的，但是如果已经的了跳蚤，那么还是坚持一个月一驱比较好。
四、彻底消灭家庭环境中的跳蚤
1、超市常见的杀虫剂都是植物类杀虫剂，主要成分基本都是除虫菊酯和拟除虫菊酯；这两种药物对幼虫阶段的跳蚤无效。
有些植物性杀虫剂（苄氯菊酯等）可能对猫具有毒性。
2、另外，淘宝上比较常见的灭跳蚤颈圈、梳子、洗发剂、喷雾剂等，由于主要是查杀的还是跳蚤成虫，因此作用有限。
3、很遗憾的是，日常我们容易接触到的杀虫剂，很少能同时满足有效、便宜、对猫无害这3个条件的。
不过实际操作，平时做好猫身上的驱虫，吸尘器家里每天彻底吸一次，一般1、2个月都能够恢复。
4、如果实在难以搞定，建议找当地兽医，兽医中很多的药其实可以满足有效、便宜、对猫无害这3个条件。
比如大宠爱的原料塞拉菌素，非常便宜，但是由于是处方药，一般只能通过兽医出具的处方才能买到。
一代奸雄曹操得了赤兔马，为什么会给关羽？
“赤兔马”本来在董卓手中，后来董卓手下有个叫李肃的，用赤兔马和金银珠宝收买了，让他杀死了自己的义父丁原。
吕布本来就是一员猛将，他得到“赤兔马”后，那真可谓是，天下无人能敌，被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后来，曹操杀死了吕布，得到了赤兔马。
奇怪的是，曹操得到赤兔马后，自己不骑，也不送给或，而是送给了关羽。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问题。
曹操杀死吕布，时间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时年曹操四十四岁，许褚三十岁，徐晃出身年不详，故不知他多少岁。
但是他死于公元227年，所以当时也差不多三四十岁出头。
赤兔马较高，曹操身高够不着，所以自然他驾驭不了。
这一点很好理解。
为什么说曹操身高不高呢? 陈寿写的《》是以曹魏为正统的，他尊称曹操为“”，如果曹操长得高的话，陈寿不会不描写。
可是我们会发现，《三国志》整本书就没有关于曹操身高的描写，而其他人，比如、、，则是有的，诸葛亮是“身长八尺”，刘备是“身长七尺五寸”，周瑜是“长壮有姿貌”。
这可以解释曹操为什么自己不骑，那么，曹操为何不送给的许褚或徐晃呢? 我认为这个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曹操手下猛将如云，他不管送给谁，都会引起其他将军的不满。
众所周知，曹操手下的将军，那是非常多的，除了许褚和徐晃外，还有(卒于公元197年)、、、、、曹洪、，等等。
大家想一下，在古代，每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都是视宝马如命的。
更何况是赤兔马呢? 第二，曹操已经给了许褚和许褚很多封赏，没有必要再送赤兔马。
先拿许褚来说，他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跟随曹操征讨，每次都身先士卒，斩贼首万余，被曹操封为校尉。
再拿徐晃来说，他在公元192年，因护驾有功，被封为都亭侯。
第三，曹操有私心，在他的心目中，他手下的那些将军，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赤兔马。
讲了这么多，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曹操为何要将赤兔马送给关羽呢? 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很简单：曹操太喜欢关羽了。
关羽投降曹操，时间在公元200年，此时曹操已经得到了赤兔马。
曹操是个十分爱才的人，像关羽那样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人，他就更加无比宠爱了。
所以，曹操擒住了关羽后，一直想留下他，让他为自己效力。
为此，曹操真是下了血本，不仅送黄金、美女(礼之甚厚)，还封他为偏将军、汉寿亭侯。
可是即便如此，关羽还是不为所动。
因为关羽的心里，还在想着他那位哥哥呢。
曹操没办法呀，就只有送赤兔马给关羽了，以为这样关羽就会感动。
谁知关羽还是无动于衷，坚决要离去。
当然了，曹操送赤兔马给关羽，不全是为了打动他。
我认为曹操是真心赏识关羽，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他才能配得上赤兔马。
为什么这么说呢?关羽既是“”，又长得高(身长九尺)。
他骑赤兔马，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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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夷夏平等观是什么？获得了很大成功
参与者有、李百药、窦静、温彦博、数位名臣以及许多没有记名的朝士，太宗是这场辩论的召集者、主持者以及裁决者。
是“受”之塞内，还是“弃”之塞外，这场激烈的辩论对突厥问题大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并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夷夏观念，其中接受派以温彦博为代表、离弃派以魏征为代表。
魏征等人坚决反对的理由，大致有四条。
其一，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魏征)。
其二，戎狄不可教化，“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窦静)，因此无法给予希望。
其三，戎狄为中国隐患，“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魏征)，“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窦静)。
其四，有惨痛的前事之鉴，“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
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魏征)[4]6075-6077。
温彦博等人接受的理由，大致有两条。
其一，王者无外，靡有所遗。
“王者之于万物。
天覆地载，靡有所遗。
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曰：‘有教无类。
’”(温彦博)其二，以夏变夷，可以教化。
“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
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温彦博);“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朝士)。
同时，在接受派的内部，对于将突厥安置塞内何地，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案。
方案甲为河南说：“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永空塞北之地”(朝士)。
方案乙为河北说：“请皆置之河北。
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
”(颜师古)方案丙为塞内说(即实边说)：“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
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
”(温彦博)[4]6075-6077 两者相较，魏征等人的史观，显然还是停留在“据乱世”与“升平世”的阶段，“内诸夏而外夷狄”，为安全计，思想非常谨慎保守，是狭隘的族群中心主义。
而温彦博等人的夷夏观，适应了历史的发展，在大一统形势下，将四夷族群纳入华夏体系，以夏变夷，用先进的文明教化落后的文明，共同“止于至善”，达到“升平世”，从而实现天下一家“大同之世”的愿景。
而且，在这一新的族群内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而不“乖违物性”。
此“物性”，并不是魏征所言突厥之“人面兽心”，而是指戎狄的生活习俗，即所谓的“先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6]1875。
如此，四夷一家，华夏族群呈现文化多元的样态。
接受派的观点非常契合太宗的大同理想，因此太宗“卒用彦博策”。
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争论的焦点，即戎狄“人面兽心”，究竟能不能教化，还仍然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
夷夏史观中这一古老的命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即便是将突厥纳入塞内，汉人内心深处依然会有芥蒂，从而影响族群的和睦。
太宗深谙此道，而且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夷夏族群关系的新命题。
贞观十八年，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
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
”[4]6216此论断，堪称，给夷夏有别观以致命一击。
他直指古人所谓“戎狄人面兽心”原本是一个假命题。
古人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有善恶;而太宗则从“人情论”出发，发现“人情不殊”，而此命题的前提条件则是“夷狄亦人耳”。
对夷狄族群的如此表述，比起的“圆首方足”[6]1815，更具人情味道。
如此，华夷本是同类，而非“异类”;既然同类，“人情不殊”，那么胡汉之间就不应该相互“猜忌”敌视，故“四夷可使如一家”。
太宗进而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完整地表述了新的“平等”夷夏观。
这就自然化解了夷狄人面兽心、不可教化的矛盾，故华夷之间心无芥蒂。
可贵的是，太宗的情化观，并非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他还真诚地将之付诸于实践。
他对华夷将领同等爱护和体恤就是证明。
如贞观十九年，突厥族的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随太宗出征，“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而且，在用人方面，他也突破种族界限，任人唯贤，“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
建国时，汉化鲜卑贵族的支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有人统计，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占1/10。
《唐书》还特辟专章为蕃将立传”[7]16，其中出身鲜卑族的曾被任命为宰相，并列为之一。
太宗的夷夏平等观，意义重大。
从戎狄的角度来讲，能起到以情感人，“畏威怀德”的作用。
正如太宗所云：“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
”[4]6216“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
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
”[4]6247对突厥的成功收服，正是“情化”的结果。
《通鉴》载，唐太宗死后，“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拗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4]6269。
此种痛不欲生、感恩戴德的场面，在我们知晓太宗夷狄“情化”观之后，丝毫不再感觉史笔的夸张。
因为，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弱势群体，被优越的华夏人敌视和轻蔑，一旦获得人的尊严，而且能分享天下文明大国的待遇，其感恩之情当何如哉!就此而言，太宗的平等观，在华夏族群的重构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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