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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打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界限,将公民兵制度变为，由此出现了马略的军事改革和苏拉的军事独裁。

最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握有军权的独裁者身上，从而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皇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由于此时罗马的共和传统还在,王政时代王的暴政阴影还在，因此公开称王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有无视元老院、过于张扬的恺撒被刺身亡的事情。

有鉴于此，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虽然已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拒绝采用“君主”和“独裁者”的称号，而自称“元首”。

“元首制”实质上就是君主制，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

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之对王权寄予莫大希望,并且赋予王权神圣的权力。

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元首”,之后不久即获得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尊号,意为“庄严、神圣”。

他家中所有门柱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装饰,正门阳台则饰以橡树叶。

奥古斯都虽然位于众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人,而决不是东方的神”。

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很清楚,例如东方各省往往将所建庙宇献给罗马统治者以示忠诚,但屋大维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人建庙,除非是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再如“当人民想尽办法要他当独裁官时,他屈膝跪下,从肩上扯下托加,光着胸脯,求他们不要坚持这样做”;这决不是因为屋大维不想当国王,不想拥有独裁权力,而是出于政治家的精明。

他深感时机还不成熟,操之过急无疑会重蹈恺撒的覆辙。

这与其说是谦卑,不如说是狡猾。

从某种程度上说,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给罗马带来两个世纪的和平局面,也使罗马城变得更加辉煌壮丽。

正像奥古斯都所说:“他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

他使罗了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但是到公元三世纪上半叶,罗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经济衰退,商业萧条,最为严重的是政治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奴隶、平民起义不断爆发,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们成为左右政局的风云人物。

戴克里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

靠强权夺取政权的人将共和国视为多余的外衣,开始抛开它实行赤裸裸的帝制。

戴克里先对内镇压了高卢和阿非利加起义,对外击退了日耳曼人,战胜了萨珊,之后便公开仿效波斯帝王的行为,用豪华的宫廷仪式装饰自己。

他头戴珍珠冠冕,身穿金丝长袍,足蹬饰有贵重宝石的鞋子,要求每个晋见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礼,亲吻他长袍的边缘,并且自比为神。

正像威尔"杜兰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帝位并非正统的,为了巩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乱和军队的反叛,他尽量用神力及威严,使他们不敢存非分之想”。

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完善。

戴克里先曾自比“朱庇特之子”,迫害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则停止了这种迫害,还试图将其作为实行君主制的精神支柱,由此开始了对基督教长达80 年的改造过程。

313 年颁布的《米兰敕令》允许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公开传播;325 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须遵从的“三位一体”正统教义;392 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改造不仅表现在政策上,还体现在物质扶持和教会组织建设方面。

在君士坦丁之前,教会财产的存在虽然已成事实,但并没有获得法律承认;313 年《米兰敕令》首次确立教会财产的合法地位,并将其作为团体机关的财产写入罗马法。

教会不仅被赋予接受遗产的无限权力,神职人员还获得免税特权,结果出现大批“不信上帝的人争求圣职”的现象,严重影响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致罗马不得不一再重申,禁止将神职授予拥有300 索里达以上财产者。

与此同时,教会按照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逐渐建立起系统的组织,教会和帝国最终联为一体,罗马帝国实际就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国。

“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成了神的代理人,他们把自己的臣民带到了基督的治下;异端变得如叛国罪一般无法容忍,基督徒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传教活动成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

”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源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是军队、强权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的。

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随着君权衰落,西欧也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民族大迁徙拉开了中世纪历史的序幕。

在匈奴人西进的压力下,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罗马帝国衰弱之机,向帝国境内迁徙、定居和陆续建国,这一过程从公元375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568 年伦巴德人建国才告结束。

民族大迁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的过程也是掠夺和破坏的过程,它不仅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奴隶制,同时也葬送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使西欧社会陷入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日耳曼人对文明的破坏程度,从当时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416 年左右,阿奎坦的普罗斯珀哭诉道:“自从我们屈服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刀剑之下,已经十年了,人民已经灭绝,甚至儿童和少女也被他们杀掉了。

”“上帝的庙宇被投入火焰之中;寺院全被抢劫。

倘若海洋的波涛淹没了高卢的原野,它所造成的损失也会比这小些。

”他指出,西哥特人抢劫罗马人的别墅,掠走银器、家具和牲畜,瓜分珠宝和喝光醇酒,抢去教堂的神器,最后还对房屋纵火。

在众多蛮族中,汪达尔人破坏最甚,以致“汪达尔人”成为凶恶破坏的同义语。

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

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与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写,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

他说，“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但两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

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

同时他还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区分不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区分。

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黠和机智,既为当时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释,又给无奈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

他的理论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上帝看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具体事情也没做,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靠实力树立权威。

西欧封建王权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

正像基佐描述的:“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

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

”也说过:“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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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西欧广为流传，发展出不同分支。

思和对社会主义发展出了他们的理论体系，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的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时间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30—40年代，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并达于美洲。

社会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撰写了一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 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由此莫尔而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前提。

16世纪的西欧，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促进了商品生产;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两极分化速度加快，资产者和无产者两支新生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 紧随英国之后的，是法国、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从简单协作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工业阶段，期间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德国、法国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力催生和促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绵延经历了不同阶段。

特别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然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新的枷锁之中，仍然是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更加贫困。

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打破了启蒙学者对这个新社会的华美预言，无异于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那个时代，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大卫·科波菲尔》等作品，都以辛辣尖锐的笔法，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贪婪、凶残，描写了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抗争。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和要求日益强烈。

空想社会主义是适应早期无产阶级渴望改变现状的需要产生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斗争。

最初，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斗争是表面的，他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理解自己遭受剥削和奴役的真正原因，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多是本能的反抗和消极的抵制，往往把工厂和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采取破坏工厂、捣毁机器的行动。

这些行动表明，当时的无产阶级还非常幼稚，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序幕从此拉开了。

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下，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渴望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需要，导致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

”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材料。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

他们运用理性论的思想武器，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宗教神学进行猛烈批判。

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而且促进了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意识的觉醒。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让·梅叶、摩莱里、马布利、格拉古·巴贝夫等，就深受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理性”、“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等词句。

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

”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

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

1824年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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