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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史家们，也把这一事件作为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水岭。

“《周纪一》，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默困敦，凡三十五年。

”(大意：周纪第一篇就从这里开始，记载了从周威烈王至周烈王三十五年间的大事件)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

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针对这件事，司马光发表看法说：我听说天子的职事没有什么比礼更重大的，礼没有什么比区别职分更重大的，而职分没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

什么叫礼?纪纲就是礼。

什么叫职分?君臣上下就是职分。

什么叫名位?公、侯、卿、大夫就是名位。

就在这段文字下有面，司马光展开了。

他明确提出，天子的职责就是守好礼，管好礼，以礼来治理国家。

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不能逾越。

正如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司马光还用大段文字阐述了周文王编《周易》时，把《乾》《坤》两卦放在首位，就是为了遵从尊卑上下的礼义关系。

孔子为《周易》作注释说的乾坤己定的思想，都是在论述守礼的重要性，而礼又没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了。

对于周天子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痛心疾首。

他说：痛心啊!因为周幽王、周厉王失德，而使的政道一天天衰败，朝纲政纪散失毁坏，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于上位的人权力衰落，诸侯专擅征伐大权，大夫专擅诸侯的国政，礼制大体十之七八己经丧失。

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宗庙祭祀仍能绵绵相延而不断，就是因为周代的子孙们还能恪守其名分的原故。

为什么这样说呢?昔日有大功于周王室(以盟主的身份带头拥戴尊崇周王室)时，向请求死后能像王者一样用隧葬的礼仪，但周襄王没有允许，说：“这是天子不同于诸侯的礼仪啊!没有更代周室的德运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你所反对厌恶的啊。

不然的话，叔父你自己有属地而尽可以隧葬，又何必来请示我呢!”晋文公由是畏惧而不敢违抗。

由此可知，从周王室的属地来看，不比曹国、滕国大;以周王室管辖的民众来说，不如邾国、莒国多;然而，经历了数百年，周王室仍为天下宗主，虽晋、楚、齐、秦都很强大，却不敢侵凌于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名分还存在的原故啊!至于在鲁国，田常在齐国，白公在楚国，智伯在晋国，他们的势力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始终不敢冒然行事者，哪里是什么他们的势力不足或者是什么于心不忍呢?只不过是他们害怕被安上冒犯名分的奸名，而使天下共诛之的原故啊。

如今，晋国大夫侵暴蔑视他们的国君，瓜分了晋国，天子既然不能讨伐他们也就罢了，却还宠护加爵秩给他们，使其列位于诸侯，这就使得人人都知道，现今连区区名分都无法守住了，从而把名分抛弃掉，至此，先王的礼制己经丧失殆尽了。

或者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衰微积弱，韩、赵、魏这三晋却很强盛，周天子虽然并不想允诺他们为诸侯，但他又怎么能办得到呢?这种看法非常不对。

韩、赵、魏虽然强盛，如果他们不顾天下人的诛伐而侵犯礼义，那么，他们就不会向天子请求册封，而会自立为诸侯了。

而不向天子请准就自立为诸侯者，则将成为悖逆之臣。

天下假如有像、晋文公那样的国君，就必然会尊奉礼义而讨伐他们。

可如今是他们向天子请示，天子应允了他们，是受天子的册封而成为诸侯的，还有谁能够去讨伐他们呢?所以，韩、赵、魏这三晋能够列为诸侯，不是韩、赵、魏破坏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

呜呼!君臣上下的礼制既然己经败坏了，由是，天下人便以智谋和实力相争为英雄强主。

这样下去，就使得圣贤的后代原来列为诸侯的，他们的国家没有不被消灭的，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不被离散除灭而消失殆尽的。

这难道不使人感到悲哀吗? 一声叹息，说明了司马光对周天子的失望，并认为周王室的衰微都是礼崩乐坏造成的。

司马光的这一观点也一直贯穿到他对以后不少历史事件的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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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宴请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

至于宴请费用，很多时候是由朝廷负责的，还有实行AA制的。

“鹿鸣宴”是为乡试后新科举人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用。

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鹿鸣宴”是唐代地方官员为本地新科举人举办的一种宴请，时间一般放在发榜的次日。

“鹿鸣宴”因宴会上演奏《》中的《鹿鸣》篇助兴而得名，是在周代“乡饮酒礼”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聚会形式。

实际上，鹿鸣宴的形式一开始并非如此规范完整，最初的乡饮酒礼并无繁琐的仪礼，只是农闲季节乡人相聚宴饮的一种民间活动。

乡饮酒礼的历史早见于“周王宴会群臣宾客”。

然而，《诗经》最早产生于西周，所以《鹿鸣》之章最早应是在西周时期被纳入乡饮酒礼的宴曲之中。

在鹿鸣宴滥觞的唐代，鹿鸣宴已经完成华丽变身。

在宴会中，增添《诗经》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与《节南山》等乐章，吹笙鼓簧，宴乐熙和，在文化品格上与乡饮酒礼相比更显得超迈脱俗。

具备了序长幼、别尊卑、敦风励俗、教化天下等多种功能，鹿鸣宴因此为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和儒家知识分子所重视，并由此长期盛行不衰。

的鹿鸣宴依然非常盛行，主要记载在各文人墨客的诗作中，北宋的鹿鸣宴诗作数目较丰，尤其是在。

到后来，菜肴中真的出现了鹿肉，此宴成了的“鹿鸣宴”，这一直盛行到清末。

在宋代，以学子为主角的宴请同样盛行，聚会的规格更高。

在唐代闻喜宴基础上，出现了相当于国宴的“琼林宴”。

当后，亲自宣布登科进士名次，并赐宴庆贺，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举行，“琼林苑”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

状元曾有一首《御赐琼林宴恭和诗》描写琼林宴盛况：“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

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

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

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到了元、明、清三代，“琼林宴”又称“恩荣宴”。

虽名称不同，其仪式内容大致不变，仍可统称“琼林宴”。

据载，辽也曾设宴招待新科进士，地点在内果园或礼部，但也沿袭宋人，称之为“琼林宴”。

至于武科生，也有相应的宴会，叫“鹰扬宴”和“会武宴”。

“鹰扬宴”是武科考乡试发榜后而设的宴会。

所谓“鹰扬”，乃是威武如鹰之飞扬之意，取自《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大意是颂扬太公望的威德如鹰之飞扬)”之句。

鹰扬既是对新科武举人的勉励，又是考官们的自诩。

清制，武乡试发榜后，考官和考中武举者要共同参宴庆贺，其宴就叫“鹰扬宴”。

清吴荣光《吾学录·贡举》载：“武乡试揭晓翼日，燕(即宴)监射主考执事各官及武举于顺天府，曰：鹰扬燕，仪与鹿鸣燕同。

”按照规定，武举人于乡试考中后满六十周年而人又健在，重逢原科开考，经奏准，一样与新科武举人同赴鹰扬宴，这是所谓的重宴鹰扬。

由于武将常年为国家戍边，战时还要血战疆场、身先士卒，长寿的武将十分罕见，因而重宴鹰扬这样的功名比重宴鹿鸣还难得。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载：“文官重赋《鹿鸣》，重宴琼林者，屡见记载。

武科虽亦有重赴鹰扬宴之典，而见之例案者，仅十五年陕西巡抚奏朝邑武举蔺延荐，系午中式，现在重遇庚午科，奏乞恩施，奉旨赏千总衔，重赴鹰扬筵宴。

” “会武宴”是武科考殿试发榜后举行的宴会。

古代科举，自隋朝开始，武科殿试发榜后都要在兵部为武科新进士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名曰“会武宴”。

这在清吴荣光的《吾学录·贡举》中也有记载：“《通礼》武殿试传胪后，燕有事各官暨诸进士于兵部，曰会武燕。

”清梁章巨《浪迹丛谈·武生武举》也云：“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

”武科殿试不同于武科乡试，故会武宴的规模比鹰扬宴要气派得多，排场浩大，群英聚会，盛况空前。

现代同学聚会流行AA制消费方式，古代也是这样。

及第学子聚会，很多情况下都是每人出份子，即“醵钱”。

“醵”字本义便是凑钱喝酒，聚会时甚至连酒具都是自带的。

与AA制稍有区别的是，有时份子钱并不是平均分摊，比如状元等排名靠前的学子，份子钱可能要多出一些。

唐代著名的闻喜宴，是新科进士参加的第一个上规模的聚会，又叫“敕下宴”。

在礼部发榜后、敕令发下来的当天举行，地点选在长安城内皇家园林内的曲江池。

闻喜宴最初便是及第学子凑钱喝酒，所以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解释此词条时称为“醵钱于曲江”。

虽然是学子自己凑份子聚会，朝廷也会有所表示，如在晚唐时期，皇家会赏赐宫廷美食，“赐进士红绫饼各一枚”。

到了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当皇帝时，凑份子吃闻喜宴的现象才发生改变，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及第学子聚会不再“醵钱”，吃喝开始由朝廷买单。

据《旧五代史·唐书》记载：“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逐年赐钱四十万”。

宋代继承了后唐的做法，新科进士聚会也不要学子凑份子，赐钱更多。

据宋人王公式《燕翼诒谋录》所记，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三月，()赐给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

到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三月，赐钱又有所增，“诏复增进士钱百万”，并赐“酒五百壶”。

科举及第学子的宴会活动有很多。

在唐代，与闻喜宴相呼应的是“关宴”，这是新科进士在京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聚会。

因为也在曲江一带举行，故又称“曲江关宴”，或“曲江会”。

关宴的费用则全是学子自己掏，朝廷没有一点赏赐。

这相当于现在同学之间的告别宴会。

吃了关宴后，大家便各奔东西、各赴前程了，因此关宴又被称作“离会”。

虽然关宴是自掏腰包，但并不需要自己张罗，一般由相当于现在公关公司性质的“进士团”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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