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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

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艾儒略、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

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

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出洋中国人 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

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

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

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

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

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

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

但后来这些留学生习惯了西方生活，相信天主耶稣并对清政府不满，于是清政府严令禁止中国学生留学。

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

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

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

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

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

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

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

至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

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

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

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

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

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

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

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

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

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

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

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

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

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

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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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阮福晈参照的职官制度，重新制定官员品阶，设立九品十八级职官制度。

自一品至九品，每品分为正、从两级;又设立内阁，任命各部院的三四品官入阁，管理国家事务。

1831年，嘉定总镇黎文悦死后，阮福晈下令废除了北城、嘉定两个总镇之职，并参照清朝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全国的27个镇改为31个省，各省以下依次设立府、州、县、总、社这些行政单位。

在嘉隆帝时代，镇的官员多由武官担任，可以管理镇中的军民事务，因此各地的镇守、留镇有实力抗拒朝廷的命令。

阮福晈改镇为省之后，设置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领兵等职，由朝廷派遣。

此外，又派遣朝廷大员前往重要的省份担任总督之职(与清朝类似，阮朝的总督也管理两三个省。

不过越南的一省，实际面积只等于中国一县。

)，其地位居于巡抚之上，负责考察官吏、维护疆界。

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阮福晈施行的政策，任命当地酋长为知州，并派遣流官监督内政。

1934年，阮福晈参照的枢密院和清朝的军机处，设置机密院。

机密院之职由四名四品以上的大臣担任，其属下官僚有员外郎、主事、司务、编修，由各部、各院选出充补。

1836年，鉴于北城各地贫富差距悬殊、官僚、百姓好赌博和铺张浪费，明命帝接受裴茂先的建议，训导百姓，并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官员豪强。

他颁布了《十条圣训》以训导百姓。

另一方面，又在北城各地设立养济所(相当于福利院)，将鳏寡孤独残障人士接至养济所居住，由朝廷供养其生活。

1839年，阮福晈制定各品级官员的年俸、春服钱标准。

为了防止官员贪污，阮福晈又从清朝引入了养廉银制度。

经济制度 赋税 在经济赋税上，阮福晈与其父定下的制度并无太大差别。

只不过之前嘉隆帝给予嘉定城“裁决诉讼、自行任免官员”的权力被阮福晈收回。

1836年，阮福晈派遣官员来到嘉定城，丈量土地并征收丁税、田税、关税。

币制 阮福晈在位期间，铸有“明命通宝”小平铜钱，并开始铸造美号大钱。

美号大钱铜质，正面钱文“明命通宝”，背面选儒家经典中的文字为铭文，有四字和八字者，十分稀有。

另一方面，阮福晈及其父嘉隆帝均大力推广越南独有的锌钱(也称白铅钱)，份量沉重，价值甚低，可谓劣币中的劣币，因此阮福晈宣称：“铅钱之用，富户既不敢私藏，而邻国来商者又不敢带回。

此钱流通非但利于民，亦利于国，乃自然只利也”。

文教制度 改革 阮福晈在位期间，也对越南的科榜制度进行了改革。

嘉隆帝在位期间，越南仅有乡试而已。

阮福晈继位之后，全面恢复了科榜考试。

1822年，阮福晈下令开会试、庭试以选拔进士，改原先六年一次的科试为三年一次。

1829年，又命中格但不及分者可中副榜。

不过，阮福晈也发现传统的科举制度的众多弊病。

阮福晈认为科举制度人为地制造了学术研究的条条框框，且使士人迂腐而功利，对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但科举制度已经，且阮福晈又一时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法，只能逐步进行改革。

明命帝说：“自古科举误人至深。

朕以为文章无一定之规。

而今科举之文仅拘泥于腐套，互相夸耀，各立门户，人品之高下观乎于此，科场之取舍亦决定于此。

如此治学，无怪乎人称日益拙劣。

然集习成规，遽难改变，及后宜徐图变之。

”他首次废除了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目，并声称以后永不设立这种荣誉。

弘扬儒学 阮福晈，擅长汉文诗，精通儒学，崇尚，撰有诗集《御制剿平南圻贼寇诗集》、《御制诗集》两本。

阮福晈致力于推广儒学，在位期间，文庙遍布越南各大城镇，每逢春天、秋天举行都会为举行隆重的祭典。

他又设立国史馆以编纂国史，并下令奖励者。

明命年间，越南涌现出潘清简、黎光定、郑怀德、潘辉注、龚文曦、黄公才、阮廷正、武文镳等儒学大家。

《嘉定城通志》、《历朝宪章类志》、《开国功业演志》等书都是明命年间编写的。

在阮福晈的大力推广下，越南的儒学氛围再一次兴盛起来。

阮福晈非常重视儒学教育，他规定越南七八岁儿童就读蒙学时，塾师首先要教授忠、孝两经，以及的《小学集注》;先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

1835年，阮福晈还诏谕将四书五经和朱熹的《小学集注》等书大量印行，同时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使这些书籍能广泛流行于越南境内。

推广汉文 1839年，阮福晈曾以属国国王的身份，奏请中国清朝的道光向越南颁发《字典》，以便越南人可以学习汉语，并规定学校教学、政府文书、科举考试一律要采用汉字，不准使用或混用喃字。

不过，阮福晈在宣扬汉文文学的同时，也对喃字文学进行打压。

这些喃字文学作品多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因此被知识分子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之作。

虽然阮朝的士大夫中流传着“男不看《潘陈》，女不看《翠云翠翘》”之语，但这些喃字文学作品依然受到百姓的喜爱。

军事制度 阮福晈时代的兵种分为步兵、水兵、象兵、骑兵、炮兵五种。

步兵分为京兵和奇兵。

京兵为防守京城的兵，编制上分为营、卫、队三级。

每营五卫，每卫十队，每队五十人。

每卫拥有两口神功大炮、两百支鸟枪、二十一面旗。

京兵有时候也会外派到各省。

奇兵则是各省的军队，分为奇、队两级。

象兵的编制为队，每队有四十头战象。

水兵共十五卫，分为三个营。

阮福晈非常重视海面的防御，因此水军经常演习。

虽然阮福晈重视军事，但朝廷重文轻武，各地官员对于军事演习往往敷衍了事。

当时的军队中已经出现了兵册中人数众多、实际兵员不足的现象;且军事器械比较陈旧落后、士兵训练不足。

阮福晈虽知晓此情，但却无法遏止，这显现出阮朝军队逐渐衰败的迹象。

宗室制度 设置宗室管理体系 1836年，阮福晈令黄公才编纂《本朝玉谱》。

在自己后裔的命名上，采用的是“帝系诗”，要求直系后代的命名采用以下排行：“绵洪膺宝永，保贵定隆长，贤能堪继述，世瑞国嘉昌。

” 而对每一个辈分名字命名的要求也很严格，要求按照如下的偏旁部首取名： “绵+宀，洪+亻，膺+礻，宝+山，永+玉，保+阜，贵+亻，定+言，隆+扌，长+禾，贤+贝，能+力，堪+扌，继+言，述+心，世+玉，瑞+石，国+大，嘉+禾，昌+小。

” 而对于嘉隆帝其他儿子的后裔，阮福晈下令，由他们家族各自制定“藩系诗”以规定辈字。

同年，阮福晈下令设立宗人府，设置官员以管理皇族内诸事。

不过阮朝远支旁系宗亲众多，于是在郑怀德、黎质等人的建议下，阮福晈下令将从阮淦至阮福淳之间数代阮旁系子孙的姓氏全部改为宗室氏，并将他们从宗人府的名册上除名。

之后的绍治年间，宗人府改名“尊人府”，宗室氏则改名“尊室氏”。

虽然尊室氏被宗人府除名，但他们仍自称是阮福氏后裔。

例如，尊室说自称“公曾孙尊室阮福说”(正因为尊室氏仍旧自称阮福氏，因此清朝方面往往将尊室氏与阮福氏混为一谈。

例如清朝方面的史料将尊室说称为“阮福说”——《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尊室永??自称“公曾孙尊室阮福永?”。

此外，明命帝又制定“仲讳”(越南语：Tr?ng húy/仲讳)，要求后世的君主按此顺序为自己取仲讳： “暶时升昊明 昪昭晃晙晪 智暄暕晅? 晊晢曣曦?” 如绍治帝的仲讳为阮福暶，嗣德帝的仲讳为阮福时，协和帝的仲讳为阮福升……依此类推。

民间避讳时，既要避“仲讳”，又要避皇帝的讳的最后一字。

宗教制度 禁止天主教传播 1825年，法国传教士罗热洛(Rogerot)乘坐泰蒂斯号(Thétis)来到沱灢港(今岘港)，在各地传教，这引起了阮福晈的高度关注。

不久，阮福晈下达禁教令，声称：“西方之道为左道，迷惑人心，败坏风俗，故应严禁之，以使吾民信奉正道。

”又命令各地官员严格盘查入境的外国船只。

嘉定总镇黎文悦上书阮福晈，希望放宽对基督教的政策，阮福晈便将全国各地的传教士召到顺化，将他们禁锢在顺化皇城里，让他们翻译法国书籍，以防止他们外出传教。

同年，又下令全国天主教徒必须放弃信仰，并奖励捕获传教士的人。

在黎文魁之乱中，越南的天主教徒公然参与叛乱，并且还声称拥立阮福美堂为越南国主，使阮福晈更加深切感受到天主教徒对其皇位的威胁。

自1834年至1838年，阮福晈打压天主教的情况达到了高峰。

据教宗利奥十三世于1900年5月7日公布的公函《最强壮的勇士们》，阮福晈在任期间，越南方面的天主教殉道者人物，多数为1838年被阮朝政府处决。

纵观越南阮朝诸君主中，以阮福晈及其孙嗣德帝阮福时对禁止天主教的态度最为严厉。

正因为禁教的严厉态度，阮福晈在西方世界常常以暴君的形象登场，被誉为“东方的尼禄”。

对外关系 占城 占婆贵族阮文承趁黎文魁叛乱的机会，乘机发动罗奔王起义，要求恢复自治，最终起义失败，占族人的领土再次被越南人占领。

明命帝更在越南境内实施改土归流，派遣流官治理原属占城国的“顺城镇”(Thu?n Thành tr?n)，占城国彻底灭亡。

因受黎文魁的牵连，阮文承以谋反罪被处以凌迟极刑。

哀牢 1826年，万象王国国王昭阿努(阿弩)起兵反抗暹罗的统治，哀牢各地的酋长也纷纷举兵响应。

昭阿努率军攻打暹罗的呵叻府、北标府，但被暹罗击败。

翌年，暹罗国王拉玛三世派遣博丁德差攻破万象，将城市洗劫一空。

昭阿努只得向越南求援。

阮福晈同意了这个请求，派遣潘文璻经略边务大臣前去救援，又派黎德禄、阮公近率兵三千，从乂安出发，经镇宁府前去，迎接昭阿努到乂安。

1828年，昭阿努声称实力已经恢复，希望收复万象之地。

阮福晈便派潘文璻为经略大臣、阮文春为副大臣、阮科豪为参赞，率兵三千，经镇宁攻打万象。

但事实上这三千士兵持观望态度，坐视昭阿努成败。

昭阿努再次被暹罗击败，向阮朝朝廷请求支援。

阮福晈拒绝了他的要求，派兵防守边境。

昭阿努被镇宁酋长昭内擒获，献给暹罗。

随后，暹罗又进攻哀牢各部落，哀牢各部落不满，向阮朝求救。

阮福晈派范文典经理甘露诸事，黎登瀛为参赞军务，支持哀牢各部同暹罗对抗。

博丁得差见越南军队强大，撤兵归国。

昭内便要求内附阮朝，阮福晈封其为镇宁防御使，指使昭内带着人丁册、田亩册上呈阮朝。

以其地置镇宁府(今老挝川圹省)，下辖七县。

哀牢各部落为求自保，纷纷内附阮朝。

阮福晈又以同样手法，在这些地区设置羁縻州府，封部落酋长为土官，将边境向西扩展，一直推进到湄公河岸边。

明命年间，越南侵占了哀牢三分之二的领土，在哀牢设置有七个府，分别是镇靖府(今万象)、镇蛮府(今华潘省)、镇边府(今华潘省)、镇定府(今甘蒙省)、乐边府(今沙湾拿吉省)、镇宁府(今川圹省);又设置甘露九州，划归广治管辖。

真腊 在阮朝建立前，真腊已受到暹罗和广南国两者多年的蚕食，国弱民贫，正步向和占城国一样沦亡的后尘。

1834年，阮福晈乘黎文魁叛乱之机，以“保护”真腊为名，派遣大将张明讲侵占真腊。

此后张明讲驻守南荣城(今柬埔寨金边)，以监督真腊内政，安江巡抚黎大纲又建立安蛮堡以驻守军队。

同年，真腊国王安赞二世病死。

因其无嗣，张明讲奏请立其女安眉女王为“玉云公主”，以荣龙、罗坚代掌国印，张明讲、黎大纲权监国事。

安眉虽为女王，实权完全由张明讲、黎大纲掌握。

此后，越南在真腊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将真腊首都金边改称为镇西城，设置了32府2县，委派越南文官直接管治真腊地区。

由于越南阮朝一直视真腊、暹罗等国为未开化的蛮夷，因此阮朝首先援引占城国旧例，在真腊地区厉行越南化政策。

真腊人要改汉姓，写汉字，将真腊各地方换上汉语名字。

将真腊的军队按越南编制改制，军官全由越南人担任。

在以真腊人为主的守备军中，又安插装备先进的越南籍官兵。

每当发生战争，便让真腊籍士兵冲在前面，由配备枪支的越南籍士兵在后面压阵。

越南阮朝亦逼使真腊百服蓄发，以及采用越南百姓的风俗习惯，包括真腊百姓需要穿着褐色或黑色的交领布衣和长袍，真腊本地官员必需穿戴越南官员的纱帽圆领，并强制真腊男子梳越南人的发式，像越南男人般蓄发绾髻。

另一方面，对于真腊百姓信奉的上座部(亦称南传佛教)，越南阮朝亦对其不抱好感，下令逼使当地僧侣还俗，也下令毁坏上座部佛教的寺庙。

1840年，阮朝更是派遣黎文德为钦差大臣，尹蕴为副大臣，在真腊征收税收、丈量土地、监督贸易，协助张明讲直接统治真腊。

大量越南人涌入真腊耕田，驱逐并侵占了真腊人的土地。

1841年，张明讲为断绝人望，又将安眉掳往嘉定(今越南胡志明市)，荣龙、罗坚流放到北圻。

阮朝对真腊的侵略和压迫导致真腊人的不满，僧侣、贵族、百姓等纷纷起兵争取复国。

张明讲、黎文德不时领兵讨伐真腊境内叛民，但真腊人的起义仍此起彼伏。

在得知安眉女王被掳到嘉定之后，流亡暹罗的东(匿螉□，虫+敦)，在暹罗军队的支持下回到真腊，发动反对阮朝的起义。

阮福晈又派遣阮公著、阮进林率大军进入真腊，但仍无济于事。

西方列强 与父亲嘉隆帝阮福映不同，阮福晈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从开始只是表面上的热情，到晚年逐渐持排斥态度。

嘉隆帝阮福映在位期间，出于对法国传教士百多禄援助阮朝的回报，允许法国人在越南境内通商传教，并且聘用援阮的法国军官为大臣。

不过，虽然阮朝复国很大程度依靠法国人的力量，但嘉隆帝仍然对法国人存有戒心。

嘉隆帝在临终前嘱咐阮福晈，要求他尊重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但不要给予他们任何优待。

可见阮福映在提防法国人之余，亦提醒明命帝避免彻底得罪法国人。

1818年，担任“掌奇(“掌奇”是越南士族中第二等士族、军官。

)”的法藉大臣让-巴蒂斯特·沙依诺(越南名阮文胜)获准归国休假三年。

1821年，沙依诺被法国政府委任为法国驻顺化的领事和法国的全权钦差大臣，带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国书重回越南，求见明命帝阮福晈，洽谈通商之事。

阮福晈热情接见，表示愿意缔结通商条约，但前提条件是前来贸易的法国人必须遵守越南法律。

1822年，法国军舰“克丽奥佩特拉”号(La Cléopatre)驶入沱灢港，舰长埃里奥(Courson de la le Héllio)携带礼物，委托沙依诺说情，要求面见阮福晈，但遭到阮福晈断然拒绝。

沙依诺对自己未能跟越南签订通商条约感到灰心失意，于是与另一法籍大臣菲利普·瓦尼埃一起在1824年辞职归国。

沙依诺与瓦尼埃走后，阮福晈对法国的态度逐渐冷淡。

1825年，法国派遣海军上校布甘维勒率领“泰蒂斯”号(Thétis)、“希望”号(Espérance)军舰来到沱灢港，再次要求进行通商。

阮福晈派人赐予他礼物，并以朝中无人通晓法语为由，拒绝接见。

1826年，法国派遣让-巴蒂斯特·沙依诺的侄儿欧仁·沙依诺(Eugène Chaigneau)法国驻顺化领事一职，但明命帝不予承认。

1829年，法国领事欧仁归国，法越两国变相中止了邦交。

此后一直到1858年，越南境内几乎没欧洲人的踪影。

1832年和1836年，美国总统派遣艾德蒙·罗伯特(Edmund Robert)两次来到顺化，希望同越南建交。

不过都被明命帝拒绝。

不过阮福晈也对欧洲的科技事物表现出了极大好奇之心。

1834年，阮福晈得知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之事，又下令开设“水火记济车厂”，成功制造越南历史上第一批蒸汽机车。

明命年间，越南的资本主义进入萌芽阶段。

此外，当他知道欧洲人已经开始使用种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后，立即让法国藉家庭医生让·马里·德斯皮奥(Jean Marie Despiau)为皇室宗亲接种疫苗。

明命帝有意借着以上举措，了解当时欧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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