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踩着高跷的狐狸 鬃狼是犬科动物(外形像狐狸)

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那么“文景之治”的确是个令人憧憬的时代，其成就确实值得歌颂。

但若是抛弃先入为主的观点，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地分析，尤其是对当时人的议论来做详细的解读，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所谓的“文景之治”其实是一个贫富悬殊现象极为严重、百其量只能填饱肚子的时代，如果非要称它为“盛世”，那也不过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首先，文、景时代的贫富悬殊现象极其严重。

西汉初年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但与此同时，却也助长了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

凭借着与官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

兼并者集团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一方面向佃农征收多达50%的地租，一方面则按照国家颁布的税率，向朝廷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从中赚取数量极为惊人的差价，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

而接下来，他们又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如此循环往复，渐渐地便使得社会上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见《汉纪·武帝纪四》)。

再者，文景之世的百姓生活极苦。

虽然跟秦末汉初相比，“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而已。

原因无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和徭役极多，令百姓穷于应对的同时，难以实质性提高生活质量。

根据史料记载，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

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而这也是造成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

“文景之治”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在当时名臣、董仲舒的奏议中窥见一斑。

作为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副宰相)，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不无沉痛地提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要应对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如果赶上的好年景，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完税或应付徭役。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

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与此同时，董仲舒在向汉武帝上书时，也曾议论到“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现状，称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猪狗食，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往往会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沦为盗匪，这样的人往往，难以禁止(“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引文同上)。

虽然“文景之治”并非想象中那般好，但若把它跟秦末汉初或汉武帝时期作对比，却也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毕竟，“文景之治”下的百姓还能填饱肚子，生命权还能得以保障，但如果不幸生活在秦末或汉武帝时期，那么百姓们极可能去做“炮灰”，若平安地过完一生，简直跟中了“六合彩”一般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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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常以正统自居，其他边缘民族皆被称作“蛮夷”。

但就是这些蛮夷的存在，给中华历史增添了几笔的异域风情，让长期安居中原的能够居安思危，努力图存。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支异军突起的民族，他们剽悍骁勇、意志顽强，在秦朝统一中国仅仅十几年后迅速崛起，并且立即成为中原朝廷的心腹大患。

有人认为匈奴的崛起依赖于中国。

匈奴是，想要自给自足根本不可能，他们除了依靠牲畜和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外，还需要购买他们南面农民出产的物品。

而且，匈奴头领权力的获取取决于从中原人那里得来战利品的多寡。

故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匈奴都离不开汉族。

另一种观点认为，匈奴完全是自由生长，跟汉族没什么关系。

他们认为，匈奴在自己的核心区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中亚的绿洲城邦可以为匈奴提供他们必须的物品，汉族对匈奴的意义并没有前一种观点说的那么不可取代。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必须承认，匈奴与汉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在军事上与汉族为敌，在经济上又与汉族互通有无。

这个看起来没什么文化的民族，在处理与汉族的关系上反倒让人琢磨不定。

为了与匈奴和平共处，采取了和亲政策，定期把皇室出身的公主赠与匈奴单于，并每年赠送黄金、丝绸和粮食。

作为回报，匈奴允诺不再袭击汉族朝廷，但这种方式是治标不治本，匈奴侵犯边境的情况在汉朝依旧时有发生。

匈奴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与汉族的关系十分友好，他们甚至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给汉朝做质子。

而北匈奴则嚣张许多，汉朝与匈奴的矛盾，也多是与北匈奴之间。

直到公元87年，北匈奴单于被杀死，20万匈奴部落民投向汉朝，匈奴无法。

公元89年，这个曾的北方民族最终落下了帷幕。

谈到西域，很多人先想到的是丝绸之路，但事实上，本书指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19世纪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发明的。

此前，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域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路的存在，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彼此。

西域各国只是模糊知道在某地有一个“丝的民族”，中国人也隐约听说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大秦”帝国。

那你可能要问了，他们不知道彼此，又是如行贸易的呢? 其实丝绸之路这条贸易线没有谁是走完全程的，这条路线被分成多段，每一段的商人像接力一般把货物从中国运到了西域。

在这种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汉朝能将触手伸向西域，令人惊叹。

元封三年，汉朝发起最早一次探入西域的军事行动，它使汉朝和乌孙、楼兰达成协议。

汉武帝太初四年，第二次军事行动，大宛被征服。

汉武帝征和三年，汉朝对吐鲁番采取军事行动并取得胜利。

神爵二年，建立，标志着汉朝军事成就达到顶峰。

自此，汉朝与西域间的交流愈发频繁，西域诸国成为汉的附属国。

汉朝的掌控范围又一次被拓宽。

形形色色的少数民族 此外，有一个民族需要我们格外注意，那就是羌。

“羌”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主要部分在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

羌早期曾与匈奴联手抗汉，后来成为汉的附属国。

不同于迅速崛起的匈奴，羌越发展反而越衰弱。

这个民族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当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分裂成无数互相仇视的小部落。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羌这种不断向外分裂的事态，使汉朝无法用对付匈奴的方式对付他们。

如果一个酋长被打败，失败的影响不会超出他的部落;如果他胜利了，没准队伍还会壮大，演变成一场更大的叛乱。

多亏了后来羌族渐渐被汉化，否则真不知道要拿这个民族怎么办。

羌族最早迁入汉族西北境内，后来政府出面把他们内迁，安置在长安附近。

也许是长安水土太好，羌族人数增长迅猛，常与汉族发生冲突，导致羌族起义时有发生。

为了镇压起义，政府只好设立“护羌校尉”，对其进行管理。

除了羌，也是汉朝附属国之一。

乌桓族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

匈奴破东胡后，乌桓迁至乌桓山，也就是大兴安岭山脉南端，遂以山名为族号。

随后南迁，主要分布在塞内的辽东、蓟县西(现天津北部)等地区。

乌桓比羌听话许多，帮助汉朝攻打过匈奴、鲜卑，并平定过汉朝境内的叛乱。

乌桓与汉朝官员的合作十分紧密，甚至曾和两位汉官联合发动叛乱来推翻朝廷。

这些形形色色的少数民族，为我们展示了除华夏民族外的另一种风采。

无论他们与汉族是敌对还是友好，无论他们野蛮还是文明，这些生活在荒芜边境的民族，都有我们值得学习和敬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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