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湘菜：颠覆北京美食圈的新宠

体育课老师往往被讥为“体育棒子”，言外之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让人看不起。

上体育学院的，不是体育尖子就是别的学不好的，好歹混个文凭。

但是，在清末国家开始办新学堂的时候，体育课却相当受欢迎，体育老师也相当难找，有的地方甚至得花大价钱从外国(主要是日本)请。

一个新学堂，如果能开出体育课来，周围的学堂都羡慕得不得了，尤其是官办学堂，往往是非开这课不可。

其实当年的所谓体育课，满打满算无非就是兵操，从国外进口一些西式军装，大沿军帽、皮鞋、笔挺而且带线的制服，看起来跟朝廷的新建陆军服装相似，学生装扮起来，把还留在脑后的辫子，塞进帽子里，高高地拱起一座富士山，看上去除了帽子有点鼓，还是蛮精神的。

上课就是排队，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

老师还要挎上指挥刀，站在一旁喊口令，洋气一点的还要有军乐队，鼓号齐鸣，学生上操，抗着木枪，偶尔也会有几支没有子弹的真枪，踩着鼓点行进。

至于后来我们习惯的田径项目、球类项目，统统是没有的，连非兵操式的体操，当年被称之为柔软体操的玩意，也是后来的事。

一个能开出体育课的学校，操场是有的，但绝没有球场，没有跑道，更没有沙坑和单双杠，能有架秋千已经不错了。

清末女子也参加体育兵操训练。

（资料图片）能教兵操的人才，按道理在当时的中国应该不缺乏，毕竟，自打长毛起，淮军已经跟华尔与戈登的洋枪队学会了立正稍息这一套，一喊“发威马齐”(forward march)，就知道是齐步走，一喊“腾瑞特”(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转。

晚清时期，北京通州潞河中学的足球队。

（资料图片）可惜，随着淮军的日益消沉，这套鬼子操练法，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被忘干净了。

甲午之后，朝廷再练新式陆军，不学英国了，改学德国。

那时都说，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咱遵循兵法的古训，法乎其上，于是改辙了。

这一改辙，口令和操法都变了，连齐步走甩手的方向都不一样了。

到清廷新政开始大办学堂的时候，新建陆军自己还没学太明白，自然没有人手出来管学堂的事，于是体育课老师就缺货了。

新学堂国文老师最多，遍地的举人进士和秀才，不愁找不到合适的，教外语和数理化的就缺一点，但邻国日本大办速成师范，很快就供应上，教的合格不合格另说。

唯独这体育课，找不到合适的人教，不教还不行，因为办学堂是新政的大事，关乎官员的政绩，上司来视察，如果学堂没有体育课，拉不出一队人马出来列队，在军乐声中接受检阅，脸上不好看。

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在山东青州办中学堂时，学生刚练了几天兵操，知府大人就派他们去车站迎接路过此地的山东巡抚周馥，结果巡抚大人精神不济，躲在车厢里不肯出来，无心点校学生军，弄了没趣。

但是，的大员们不都像周馥这样年老昏聩，乐意生事相当多，因此，兵操，就成了学堂，尤其是官办学堂的必修课。

趁虚而入的革命党有趣的是，老师的缺货，却给了革命党人机会。

那年月，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或者流亡日本的非常多，一心向学者却少得可怜，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学军事，正规的军校进不去，就去民间的军事预备学校，比如成城学校什么的，在那里，真正的军事知识也许学不到，但立正稍息的兵操却是会的。

学成回国，要找个职业做掩护，正好去做体育教师。

看当年的老照片，许多学堂学生照，一群孩子穿着军装，敲着鼓，吹着军号，或者整队，或者行列，更多的是集在一起扎堆拍照，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八成就是当年的革命党。

练会了兵操的学堂学生，在革命到来的时候，还真就有点用，很多人受老师影响，多少倾向革命，革命党人来自学堂学生的自有不少。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响应者中不少都是学生娃。

当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当学监(校长)，革命一来，清朝的官员跑了，革命军却还没有到，市面上人心慌慌，鲁迅就把学生军套上军服，抗上木枪和几支真枪，打着鼓，吹着号，在街上走一圈，慌称革命军已到，于是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实际上王金发领着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拣了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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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情的经过，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溥佳对此的回忆：“这批古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

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

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接受检查。

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

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本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

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号路一六六号楼内。

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做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 在日本公使馆的三个月中，溥仪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 日夜滋长着。

我想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

1925 年2 月23 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从北京前门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溥仪把平素绝不轻易摘下的眼镜摘了下来，把他那顶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

这节车厢每到一站都要上来几个穿青色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时，一车厢几乎全是穿青色衣服的人;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包围着裹了出去。

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特殊保护下来到了天津。

正如溥仪曾对他的亲随侍李国雄所说：“那天经化装后乘马车离开公使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随侍祁继忠、赵荫茂扈从，到前门老火车站以后，为缩小目标，几人暗中相随，明面上各走各的。

不知怎么，登车时还上错了车厢，跑到兵车上，因内心害怕不敢再动。

车过丰台，他才由暗中保护者引导进入预定车厢。

车到廊坊，从站台跳上两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附近。

再向前走，每到一站都会跳上几名穿青色衣服的人，互相之间都板着面孔，谁也不说话，摆出严阵以待的样子。

等到了天津老龙头车站，车厢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

下车时，这些人都护卫他，对旁边的旅客却连踢带打，一点儿都不客气。

出站口当时人太多，只见穿青色衣服的人，把他裹在中间护送出站，若有敢挡者都要遭受拳脚之苦。

出站之后早有汽车迎候，他便地进了日租界大和旅馆，第二天移住张园。

溥仪心里很明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秘密警察，他的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策划、安排，为了尚未到来的某种历史契机，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决定喂养溥仪这只了。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

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的秘密转移过来 溥仪为了讲究逊帝的排场，购置了大量高档消费品。

首先，他买进了三辆高级轿车，一辆是淡青色的轿车，专供出游兜风使用;一辆是蓝色的大轿车，专供冬、春两季使用;一辆是黄色的轿车，专供夏季出访迎宾使用。

其次，“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

溥仪在天津过着似乎是十分悠闲的“寓公”生活，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溥仪的心中始终被两大心愿缭绕着。

其一为政治心愿。

岁月的推移不但没能泯灭溥仪“敬天法祖”、“恢复祖业”的幻想，他的复辟之心反而与日俱增，变得更为迫切，行动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他加速了与国内封建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勾结。

其二也可称之为经济心愿。

溥仪魂牵梦绕的还是他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那批国宝的安危。

溥仪在张园刚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在戈登路的那些字画珍宝秘密地转移过来。

其中包括历代的书画手卷30箱近1300件，册页2 箱70件，挂轴1箱21件。

装这些宝物的箱子是统一尺寸、样式，箱长1米、宽40厘米、高50厘米，均为松木制成的中间立柱开两扇门的普通木箱。

而那500多函的宋元善本书也分别装入35个箱长70厘米、箱高70 厘米、箱宽40厘米的长方形松木箱内。

还有装古玩珍宝的大金库2个以及装300 余件皮张的大躺箱8 个。

这批字画珍宝安全顺利地转移到了溥仪的身边，令他欣喜万分、兴奋异常，自从被赶出北京故宫后这是一件最让他开心的事情了。

虽然溥仪早已在外国人办的华比银行以“浩然堂”的名义存入了大批的款项，同时在关内外还拥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是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仅当时直隶省的皇产，不算的就有12 万垧。

这些土地租赁出去变相剥削的农民，使他们终身用劳动所得向其献纳贡租。

溥仪的房产收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但这些溥仪认为只是一种不稳定、保障系数不高的浮产，成为不了一生的依靠。

而由京盗运来的大批历代法书名画珍宝，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在北京故宫时拥有的奇珍异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溥仪对民间的珍品是的。

可在天津过他“寓公”生活时的情况则不同，一方面要满足他的占有之嗜好，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他的挥霍之欲望，所以他购买了大量古物和名贵的金银首饰。

如在天津仿衣街的同泰祥瓷器店购买了一批仿古瓷瓶和年间制造的五彩瓷瓶，精选了各国的金币60 多枚收藏。

一个失意的小军阀为何敢在溥仪面前指名要这要那? 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一样，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的架子。

此时溥仪对他所做的复辟梦，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愿意为他效劳，他的心里就会得到满足，就会答应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着联系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

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

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仪手中的文物珍宝、金钱古玩上。

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小有计谋，人称之为“小诸葛”，有人向溥仪吹其为“现代的，得此一人，胜于，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

刘凤池见了溥仪，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后， 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

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

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

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

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刘凤池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的军阀，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

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期望。

溥仪对奉系将领中最早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溥仪的复辟事业，什么“人心思旧”、“将来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说的话和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

毕庶澄是张宗昌手下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溥仪到他的军舰参观过，溥仪对他抱有较大的希望，所以赏给他的古玩珍宝和活动经费也不在少数。

后来当毕庶澄被褚玉璞枪毙后，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汉玉”的故事。

所谓的“汉玉”，并非的玉，其实就是“旧玉”的一个总称。

就是曾经被装入棺材中，经过多年的土蚀、血浸以及其他的侵蚀作用，而成为红色、土色或黑色的旧玉。

达官显赫和有钱的人差不多都喜欢用高价购买“汉玉”，当作古董来收藏。

溥仪在北京故宫盗运出的“汉玉”相当多，不论是从年代、玉质、色泽等方面来讲都是世上罕见的珍品。

溥仪十分喜欢“汉玉”，平时不论穿长袍马褂、朝服还是西装， 照例都要挂上几块“汉玉”。

这主要是因为“汉玉”有这样一种传说：“如果人在身上挂有真正‘汉玉’，万一跌倒，或是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那么在‘汉玉’上便会发生一条裂痕，而人便可安然无恙。

”毕庶澄也十分喜欢“汉玉”，多次向溥仪讨要。

溥仪为了拉拢他曾赏给他几块成色相当不错的“汉玉”，毕庶澄也总是把“汉玉”挂在身上。

据传当毕庶澄被枪毙中弹倒地后，多时尚未断气。

有人发现他身上挂有“汉玉”，方悟出他没有断气的原因，等到把他身上的“汉玉”取下之后，他才瞑目而逝。

当然，这只是好事者所杜撰的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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