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比亚迪：中国的，世界的

9月1日，比亚迪发布产销快报，8月单月销售新能源汽车44.03万辆，同比增长17.84%。

在国内新能源车市拼价格、拼流量的喧嚣里，这个数字本身并不算抢眼。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结构：8月国内销售25.08万辆，出口18.95万辆，出口占比冲到42.9%，创下历史新高。

再往前看一个月度区间。

1至8月，比亚迪累计销量266.8万辆，同比下降6.84%。

同一段时间里，出口累计115.8万辆。

这意味着出口在总销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43%，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还多。

三年前，比亚迪的出口还是个零头业务。

2024年全年出口41.7万辆（，2025年海外销量达到104.96万辆（含海外本地化生产，同比+145%），2026年的目标已经上调到150万辆。

比亚迪用三年时间把海外业务从点缀做成了半壁江山，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件事的重要性，星空君认为这是一件里程碑事件，称之为新比亚迪。

国内销量下滑的原因不复杂。

一方面是价格战白热化背景下，比亚迪主动收缩了部分低毛利车型的投放节奏；另一方面，国内新能源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从比亚迪一家独大变成多强混战，小米、问界、理想、零跑都在切分细分市场。

比亚迪王朝网和海洋网的基本盘仍在，但增速红利已经见顶。

出口端的起量则在多个维度同时发生。

产品上，元PLUS、海豚、海鸥等车型在东南亚、拉美、欧洲多点开花。

产能上，泰国工厂、巴西工厂、匈牙利工厂陆续投产，本地化制造规避了部分关税壁垒。

渠道上，欧洲多国销售网络持续扩容，滚装船队规模不断扩大。

从出口的地域结构看，东南亚是目前最大的海外市场，泰国工厂年产能15万辆，辐射整个东盟；拉美市场由巴西工厂支撑，覆盖南美主要国家；欧洲市场通过匈牙利工厂切入，绕开部分贸易壁垒；中东、澳新、非洲市场则由中国整车出口供给。

这种多极布局的好处是，任何一个区域的关税政策或需求波动，都不会对整体出口造成致命冲击。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8月中国车企出口冠军的宝座被奇瑞以19.7万辆的数字拿走，比亚迪18.95万辆排在第二。

这说明中国车企的出海已经进入多强并进阶段，海外市场的竞争烈度正在快速上升。

1

半年报解析

2026年上半年，比亚迪营收3448.15亿元，同比下降7.13%。

归母净利润123.25亿元，同比下降20.54%。

公司在半年报中明确指出，海外新能源车业务增长是毛利率改善的主要驱动力。

这句话的含金量在于：海外车型的平均售价和毛利水平显著高于国内，出口占比每提升一个百分点，综合毛利率就会被结构性拉高。

境外收入的数据印证了这个判断。

上半年境外营业收入1812.68亿元，去年同期为1353.58亿元，同比增长33.9%。

境外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2.6%，首次过半。

这意味着比亚迪在会计意义上已经成为一家以海外收入为主体的公司。

星空君总结：中国的，世界的。

高端品牌是另一个结构性亮点。

方程豹、腾势、仰望三大高端品牌合计销量同比增长61%，占乘用车总销量的比重升至12.8%。

仰望U8、腾势D9等车型在40万元以上价格带站稳了脚跟，方程豹则在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对标坦克系列打开了局面。

上半年研发投入289亿元，是同期归母净利润的两倍多，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700亿元。

在利润下滑20.5%的背景下维持如此强度的研发投入，说明公司把技术迭代视为穿越周期的核心筹码。

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是投入的重点方向，常温下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摄氏度环境充电时间仅增加3分钟。

据半年报，公司计划一年内在海外部署6000座闪充站。

2

投资现金流，资本开支拐点已现

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555.7亿元，是半年报里一个容易被误读的科目。

表面看，半年净流出555.7亿元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但对比上年同期的-744.96亿元，净流出规模收窄了189.26亿元，降幅25.4%。

更关键的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上半年447.03亿元，上年同期805.25亿元，同比下降44.5%。

资本开支近乎腰斩，这个变化的意义需要放在时间轴里理解。

2023年至2025年是比亚迪的产能军备期，国内八大基地疯狂扩产，海外三大工厂同步建设，每年的购建固定资产支出都在千亿级别。

2025年上半年805.25亿元的资本开支，对应的是海外工厂建设的高峰期。

2026年上半年447.03亿元的资本开支，对应的则是国内产能建设基本收官、海外工厂陆续投产的新阶段。

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的此消彼长也印证了这个判断。

6月末固定资产较上年末减少9.11%，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42.85%。

固定资产下降说明部分产线完成了折旧或处置，在建工程上升说明海外新工厂和电池项目还在推进中。

资本开支从国内重资产扩张切换到海外本地化制造和新技术产线，支出的结构在优化。

还有一个细节，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表里，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90.54亿元，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406.75亿元。

这两个科目通常对应理财产品的滚动申购赎回，规模之大说明公司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把相当规模的资金用于现金管理。

这不是缺钱的信号，而是资金充裕环境下的标准操作。

资本开支拐点的财务含义直接而重要，一旦购建固定资产支出降到收入的一定比例以下，自由现金流的拐点就会到来。

上半年经营现金流373.35亿元，投资净流出555.7亿元，缺口约182亿元。

如果这个缺口在下半年继续收窄，比亚迪的自由现金流有望在2027年转正。

3

应付账款，曾经的迪链

6月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增加9.83%。

在营收同比下降7.13%的背景下，应付款项逆势增长，说明比亚迪对上游供应商的占款能力还在增强。

账期的拉长通常意味着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规模越大的车企，对电池、零部件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越强。

更有意思的是应付账款的外币结构。

半年报披露，应付账款中美元计价约115.63亿元，巴西雷亚尔约51.22亿元，印度卢比约7.56亿元，欧元约7.27亿元，英镑约3.59亿元，墨西哥比索约3.44亿元。

这组多币种结构是比亚迪全球化的会计投影：海外本地化生产越多，以当地货币计价的采购就越大。

巴西雷亚尔51亿元的应付款，对应的是巴西工厂的本地采购；印度卢比应付款对应的是印度市场的本地组装。

合同负债的变化则提供了需求的先行指标。

6月末合同负债较上年末增加55.03%，主要对应经销商的预付购车款和客户的预订金。

合同负债的大幅增长说明，无论是国内新车型还是海外订单，终端需求的蓄水都在加深。

流动比率0.87、速动比率0.49的数据经常被拿来质疑比亚迪的短期偿债能力。

这两个指标确实低于传统的安全线1和0.5，但放在汽车行业的语境里，需要加上两个修正项。

第一，汽车行业的应付账款天然庞大，整车厂对供应商的账期通常在3到6个月，这部分无息负债构成了流动负债的主体，却不需要真正的现金偿付。

第二，比亚迪的经营现金流373.35亿元远超当期净利润，现金创造能力强劲，短期偿债的实际风险可控。

真正需要盯的是存货：6月末存货较上年末增加37.26%，增幅明显快于收入增速，如果库存周转放缓，可能会占用更多营运资金。

4

风险点

比亚迪的海外之路并不是那么一路顺风的。

1至8月出口115.8万辆，全年150万辆目标完成率77.2%。

按当前月均15万辆以上的出口速度，全年出口预计能突破170万辆。

但奇瑞、吉利等对手的出口增速同样迅猛，比亚迪在海外市场的份额保卫战才刚刚开始。

匈牙利工厂投产给了比亚迪在欧洲本地化生产的跳板，但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税仍在动态调整中。

关税每变化一个百分点，都会影响欧洲市场的定价策略和利润率。

玉渊谭天丨“中国AI禁令”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有一个说法在市场和境外的政策研究圈层流传：中国是不是要关上AI技术出口的大门了？ 这个疑问，可以追溯到10月16日。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

关键元素库存即将耗尽，日本为了稀土供应，把美国请出来赶紧劝劝中国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出警报称，日本关键稀土元素钇的库存仅能支撑几个月，部分企业甚至可能在年底前陷入供应困境。

为了破解这一瓶颈，日本政府决定向美国求援，希望华盛顿能够劝说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以保护其工业运转和国家安全。

这一请求不仅揭示了日本对稀土资源的依赖，还反映出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背景。

从数据上看，中国对于日本的稀土出口显著减少：2026年前九个月，中国对日本的氧化钇出口量锐减至18吨，较去年同期的888吨降幅高达98%。

这鲜明的数据变化不仅让日本企业捏了一把冷汗，也暴露出当前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

日本企业面临的现实是，面对急剧下降的原材料供应，如何保证生产线的持续运转成为了命悬一线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呼叫美国似乎是日本的无奈之举，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短期的救援。

日本渴望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美国正是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

这种伙伴关系尤为紧密，在半导体、航空航天以及汽车制造等领域，两国企业已有深入合作。

因此，确保钇的稳定供应不仅关乎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关乎美国企业的生产安排。

日本希望通过寻求美国的帮助，让两国共同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明确指出，中国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是基于法律与安全考量，特别是为了应对日本在军事领域的扩张。

中国对于日本“再军事化”和发展核武器的担忧，显示出其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战略考量。

在这一背景下，即便日本求助美国，想要推动中国放宽出口限制，也并非易事。

中国对稀土产品的出口许可管理严格，任何出口行为都需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即使美国和日本在稀土采购方面加强合作，始终绕不开与中国的直接沟通。

日本企图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也保持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这确实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平衡。

在美国政府的视角下，虽然日本的请求受到了重视，但实际行动却需谨慎。

特朗普政府必须首先考虑的是美国本国企业的需求和国家利益。

在考虑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时，美国也必然无法一味支持日本的请求；毕竟，美国也需要保障自己企业获得关键原材料。

在这样的多重牵扯下，日美的合作在稀土领域虽有潜力，却不能简单化为“美国说话，中国就会听”。

美国企业的参与与反馈也将影响局势发展。

如果因为稀土短缺导致日本企业交货延迟，进而影响美国客户的生产安排，美国企业可能会迫切要求政府介入。

然而，企业面临的问题与政府处理的安全问题之间并不完全重合，它们在策略和优先级上会有所差异。

日本的钇库存危机不仅是当前经济问题的反映，更是其长远发展战略中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面对短缺的威胁，日本政府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比如积极寻找其他合格的供应来源，以及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在此过程中，建立更直接和高效的沟通渠道尤其重要，以减少正常民用交易受到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市场上，稀土的供应链显得尤为脆弱，而发展新的优质采矿与加工渠道需要时间和投资。

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工业和科技能力，但建立一个稳定的稀土供应链不会是一朝一夕之功，快速弥补供应缺口更是难上加难。

在全面考量的基础上，日本要想摆脱稀土危机的阴影，最终依靠的仍是与中国在资源供应上的稳定关系。

尽管当下的局势复杂多变，但习惯了在紧张局势中博弈的国际社会，也许有一天会在利益的交换与合作中找到新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