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一个说法在市场和境外的政策研究圈层流传:中国是不是要关上AI技术出口的大门了?
这个疑问,可以追溯到10月16日。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
巴西作为我国鸡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因新城疫疫情影响,10月20日海关总署更新输华肉类企业名单,暂停受理14家巴西禽肉企业自当日(含)起启运产品的进口申报。
此番禁令落地,能否扭转当前进口放量的格局,又会对国内冻品价格形成怎样的传导?本文结合贸易结构、到港节奏与市场心态展开分析。
9月白羽肉鸡产品进口量环比增幅3%左右,冻鸡爪增量最大 据海关总署最新统计,9月国内鸡肉产品进口量6.06万吨(不含保藏类),环比上涨3.87%,同比大增200.83%,为本年前三季度单月进口峰值。
与8月受台风干扰、船期延误的情况不同,9月到港节奏恢复,推动进口规模进一步抬升。
品类结构上,鸡副产品仍是进口绝对主力。
9月冻鸡翼(不含翼尖)、冻鸡爪进口量分别达2.77万吨、2.47万吨,二者合计占当月总进口量的86.38%。
分品类看,冻鸡翼(不含翼尖)、冻鸡爪及其他冻鸡杂碎进口量环比均有增长,分别增加0.07万吨、0.15万吨、0.07万吨,其中冻鸡爪增量最为突出,是拉动本月进口总量上行的核心。
反观带骨冻鸡块、鸡肫进口量环比回落,降幅分别为19.28%、32.56%;但该类产品进口基数偏低,尽管跌幅明显,不足以改变当月进口总量增长的格局。
9月美泰鸡肉进口量环比增幅大,巴俄进口量环比缩减 分国别来看,9月巴西鸡肉进口依旧稳居首位,当月进口量4.61万吨,环比微降0.55%。
俄罗斯鸡肉进口量0.56万吨,环比下滑12.84%,是本月减量最显著的来源国。
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收紧俄罗斯禽肉检疫准入要求,部分输华企业资质受限,口岸实验室检测标准同步提高,货物扣检、滞港风险上升,进口商主动缩减采购,俄鸡肉到港规模受到压制。
环比增量方面,泰国、美国冻鸡肉进口量分别为0.55万吨、0.26万吨,较上月分别增加0.14万吨、0.18万吨,涨幅35.55%、210.93%。
美国进口增幅尤为突出,核心拉动项为生爪:9月自美进口生爪0.22万吨,环比增加0.16万吨,涨幅257.34%,单品大幅放量,带动美国整体鸡肉进口走高。
巴西禽肉工厂暂停输华短期冲击有限,10月进口量或继续增加 9月进口鸡副供应量的进一步增加,使得国内鸡肉市场呈现量增价跌格局。
在此背景下,10月20日海关暂停受理部分巴西禽肉企业自当日起启运产品进口申报,迅速成为禽肉进口市场核心关注点。
巴西作为全球最大鸡肉出口国,我国是其重要外销市场,政策落地后,涉事企业对华新订单暂停申报,在途货物的清关进度也备受关注。
但从船期节奏来看,本次政策带来的实质性供给减量存在明显滞后性:受远洋运输周期影响,货源收缩传导至国内到港端至少需要一个半月,叠加美国鸡肉货源持续放量,因此10月鸡肉到港量仍有继续上行的可能。
回到国内鸡副产品盘面,虽然远期进口供给存在收缩预期,但当前翅类等国产鸡副库存高位,消费端处于传统淡季,消息面刺激缺少基本面支撑,难以推动行情反转,企业库存出货节奏或适当加快,但鸡副产品价格或延续偏弱运行态势,上涨空间不大。
(注:上述进口量数据统计口径不含其他制作或保藏的鸡肉,熟制品方面,9月美熟爪进口量0.97万吨,环比上涨0.22万吨,涨幅30.05%;生爪进口量0.22万吨,增加0.16万吨,涨幅257.34%。
) 来源:卓创资讯
10月23日,第11届中国(重庆)国际火锅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内蒙古第三届涮肉产业品牌推介会也在重庆启幕。
这也意味着,金秋时节,内蒙古草原羊肉与山城重庆来了一次“双向奔赴”。
展馆里,锅底翻滚,白雾升腾,432平方米的内蒙古展区,26家内蒙古农牧企业带来牛羊肉、调味品、火锅底料等两百余种产品,现场开涮。
图为民众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内蒙古展区前品尝火锅。
吕俊峰 摄 记者在展区现场看到,展台前,薄薄的羊肉片下锅,翻几滚,颜色一变即被捞出,有人不蘸料就开始品鲜,有人端着纸碗排着长队,还有人围着锅边等着下一片肉熟,工作人员忙碌不迭,时不时添肉添汤。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家参展企业的销售经理王殿平说,锡林郭勒盟的草原羊,每年屠宰期约三个月,他的客户遍布全国各地,此次来重庆,希望内蒙古好羊肉能够有更好的市场。
展会现场,重庆市民杨女士表示,以前在内蒙古吃过冰煮羊,这次在重庆再吃到内蒙古的羊肉,觉得非常欣喜。
她说:“重庆火锅本来就涮牛羊肉,也看重新鲜,如果品质够好,内蒙古羊肉和重庆火锅可以搭在一起。
” 来自马来西亚的品牌对接人李舒渝说,其所在企业的火锅酱料已有三款面向中国内地市场,借助此次展会,她希望开拓重庆和内蒙古的市场。
“内蒙古牛羊肉品质有基础,与东南亚酱料在火锅消费场景中有搭配空间。
如有机会,未来将到内蒙古考察市场,了解当地牛羊肉加工、供应和合作条件。
”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海山表示,2025年,内蒙古牛肉产量达101.7万吨,羊肉产量达102.9万吨,是全国首个牛羊肉产量突破双百万吨的省区。
内蒙古坚持养殖、屠宰、加工协同发力,源源不断产出品质优良、风味独特、量大劲足的草原牛羊肉,为全国火锅市场提供优质原料,为广大消费者奉上地道草原美味。
“重庆、内蒙古虽隔千里,合作不分山海。
”海山表示,重庆是享誉全国的火锅之都,火锅产业基础雄厚、市场活力充沛,和内蒙古牛羊肉产业有着天然的合作契合点。
未来,两地将以肉为媒,以锅为桥,把草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携手推动两地乡村全面振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