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天皇”？

有些时候，民间老百姓的思考比那些吃供奉的文化人清醒得多。

比如“天皇”这个称呼，民间呼吁了多少年要改掉，可我们的教科书、主流媒体，还是习惯性地一口一个“天皇”。

我觉得，用“倭王”都比用“天皇”好。

你可能会说，一个称呼而已，至于上纲上线？可我告诉你，还真至于。

语言不是随随便便的符号，它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心理投射。

你怎么称呼对方，本质上反映的是你怎么看待对方、怎么看待自己。

中国历史上称呼日本君主的变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两国外交史和心态史。

汉朝到隋朝，五六百年间一直叫“倭王”。

“倭”是什么意思？矮小、猥琐，贬义十足。

那时候的中原王朝，看日本就是看一个东南小蛮夷，居高临下，俯视而称。

那种称呼背后，是碾压式的国力优势和心理优势。

从唐朝开始，日本君主接受中原王朝正式册封，我们改用“日本国王”——唐玄宗册封其为“日本国王”，明朝册封足利义满也是“日本国王”。

“国王”是正式封号，不带贬义，符合朝贡体系下的外交礼仪。

那个年代，日本虽然学了唐朝不少东西，但地位仍然是“学生”，封号由我们给。

称呼上，我们是“天朝上国”，他们是“日本国王”，上下尊卑清清楚楚。

一直持续到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国书里，称呼日本君主还是“日本国王”。

而转折点，就发生在近代。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接连打败清政府和沙俄。

这个曾经的“学生”，用一场场战争把中国人的骨头打断、脊梁打弯。

由此，“天皇”这个词就悄然出现在中国正式文书里，被所有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接受，连贩夫走卒都一口一个“天皇”。

“天皇”是中国道教神话中最高神祇之一。

你把这个词拱手送给一个曾经向你称臣的岛国君主，不就是在矮化自己吗？“天皇”这个词，日本人自己用，那是他们的事，咱虽然管不着，但可以嘲讽它；我们也跟着叫，等于承认其为上位者，这种自我矮化害处太大了。

好在民间已经觉醒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天皇”这个称呼不合适，呼吁改回“日本国王”。

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教科书、主流媒体反应迟钝，依然“天皇”长“天皇”短，始终没有改变这个称谓。

放眼全世界，只有中日两国称“天皇”。

所以个人建议，官方在正式文书、教科书、外交场合，可以继续用“日本国王”这个称呼。

我们民间呢？爱叫“倭王”叫“倭王”，爱叫“日酋”也可以叫“日酋”。

官方体现严肃与正式，民意体现对这个国家的真实态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语言是思维的房子，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就会长出什么样的心态。

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让我们不能平视这个世界的地方吗？从把“靖国神社”改为“战犯神社”开始，一个个清除诸如“天皇”这种不合适的称呼。

这又让我想起了香港那些带着“殖民刺青”的名字：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公园、坚尼地城、砵甸乍街、伊利近街、轩尼诗道、德辅道、弥敦道、窝打老道、皇后大道等等。

既然回归了，这些港口、公园、道路都应该改成中国的名字。

一些人觉得这些洋名字洋气，不就是骨子里的深刻不自信吗？我记得当初比亚迪把车内的英文标识改成中文标识时，很多骨子中深刻不自信的人就讨伐过一波。

可见，从语言文字开始树立一个民族的自信有多么重要。

延安磁场与一代青年的青春密码

胡献忠 《去延安——让青春“找到北”》 胡献忠 编著 人民出版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上下从城市到乡村、从前线到后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在这样一个激昂悲壮的时代氛围中，大批爱国青年前后相继，历尽艰难，从沦陷区、国统区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

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行进在蜿蜒山路上朝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为什么全民族抗战初期，地处西北、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偏远小城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吸引成千上万不同家庭出身、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地域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炉呢？ 共产党的部队抗战最坚决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濒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国民党当局虽作出“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表态，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被动防御，节节败退。

反观中国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发表抗日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战场，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平型关大捷。

这场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一位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说：南洋中学有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大批爱国青年就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印象和认识，为了中国的命运和抗战的胜利，经历千难万险，络绎不绝来到延安。

国共人才争夺高下立现 中国共产党积极的人才政策和有效的动员宣传，也极大增强了对有志青年的吸引力。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上，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以应对新的形势和局面。

“造就”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办学，延安的三所重量级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分别诞生于1936年、1937年、1938年，足见中国共产党见事早、动作快。

这些学校面向全国发布招生简章，依托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招生联络，积极动员更大范围的青年学生报考。

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及其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以个人名义，与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取得联系，积极介绍、组织、护送知识分子到延安。

为了使知识青年顺利到达延安，党还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组织安排工作，包括开具介绍信、保证去延安交通安全、筹措经费等。

与共产党重视人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态度相当消极。

一位来延安的青年回忆道：卢沟桥事变时他在上海，立刻就去南京国民政府投效工作。

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总是叫他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很多人就这样走掉了。

延安灯塔汇聚中国希望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探索未来的积极实践，以及延安自由平等、刚健清新的社会氛围，契合青年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地。

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延安，与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

当时到达延安的青年深切感受到，抗战要救的国不是要恢复旧的中国，而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这一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内心的深层呼唤形成强烈共鸣。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共产党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经济停滞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此正是“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摄影家吴印咸曾回忆道：“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

”一位青年来到延安后，表达了他的感受：“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

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

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造的精神世界，既是在黄土高原上点亮的灯塔，又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全国的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形成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推动着中华民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奔向独立、解放、民主、幸福的彼岸。

“到延安去”一时成为流行语，成为当时爱国热血青年的共同梦想与勇敢追求。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

汉朝之后我们才叫汉族，那么汉朝之前叫什么？名字有些霸气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拥有五十六个各具特色的民族共同构筑的辉煌画卷。

他们身处同一片土地，风俗人情虽有差异，却又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如同枝繁叶茂的同一株大树。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族以其庞大的人口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占据着显著地位。

汉字、汉文化，如同深沉的根系，滋养着这片土地。

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在汉朝的称谓汉族定型之前，我们的祖先又自称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曾困扰着无数历史学者，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那个尘封已久的谜团，逐渐拨开云雾，显现出其真实面貌。

历史的尘埃往往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力量。

在汉朝之前，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民族称谓能够一直沿用，但当时人们使用的称呼却极具气魄——华夏。

这个词语，听起来就充满了古代英雄的豪迈与力量。

究竟是怎样一种历史脉络，让我们最终从华夏过渡到汉族呢？ 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

数千年的时光变迁，也见证了王朝更迭，文明兴衰。

古人流传下来的文化，绝非凭空捏造，而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

比如，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正是受到上古时期炎帝和黄帝的影响。

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起源，是对中华文明的深厚认同。

刘邦建立汉朝，自此，汉人的称谓也逐渐在百姓间流行起来。

百姓们自称汉人，也象征着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和归属感。

尤其在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军事力量达到鼎盛，国力空前强盛，也让汉人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更加强烈。

汉朝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更在于其所展现出的气魄和实力。

朝廷破格任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无论内外，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自信和气势。

在强大的汉朝统治下，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汉朝皇帝也十分重视农业发展，整治黄河，兴修水利，改善民生。

饱经战火的百姓终于迎来了相对安定的生活，这无疑也加强了他们以汉人为荣，以汉人为自豪感的认同。

久而久之，汉人、汉族人这两个称谓便逐渐定型，并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然而，汉族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并非仅凭其强大的历史地位，更在于其后的历史发展趋势。

紧随汉朝之后，并没有出现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强大政权，因此汉族这个称谓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几乎没有遭到挑战。

但如果我们将目光追溯到汉朝之前，你会发现，那些用于代指国人的称谓，与汉族、汉人等并无关联。

在那个时代，华夏族才是人们普遍使用的统一称谓。

这个称谓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已经出现了华夏蛮陌，罔不率俾的说法，意思是说无论身处何地，都归属于周国。

《尚书·周书·武成》作为一本重要的古籍，也对此做出了解释，进一步推动了华夏的传播。

然而，在奴隶制社会，部落之间的权力割据，导致华夏的传播度并不高。

直到秦朝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秦朝虽然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但严苛的统治让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秦朝的覆灭，也为汉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汉朝建立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平息了国内的动荡，并展现出强大的对外姿态，同时在国内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经济，安抚百姓。

当然，华夏民族这个称谓被汉族所取代，也与汉朝存在的时间较长有关。

如果秦朝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或许也会出现秦族等称谓。

就这样，气势恢宏的华夏民族，被平淡无奇的汉族所取代。

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称谓，但最终都未能像汉族一样，长久地流传下来。

汉族人心地善良，文化包容性强，他们并不拘泥于血脉的纯正性，这与周边许多民族对族群血统的重视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包容性，也让汉族能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不断发展壮大。

汉人的称谓涵盖范围广泛，人数众多，因此，许多人自豪地将自己定义为汉人。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除了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他朝代都是汉人统治的。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客观条件，都会影响人们对自身民族认同的理解。

或许，连汉人自己都难以预料，汉人这个称谓竟然能够流传如此之久，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之一。

你对此又有什么样的感悟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与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