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如何成为流行的?
编者按
民族艺术的当代命运，始终绕不开一个核心追问:如何“破”，又如何“立”?
景颇刀舞的破圈，看似一场偶发的流量事件，却在偶然中埋藏着必然。
这场现象级传播的起点，是音乐人甄臻运用AI技术，为景颇族艺术家石勒干35年前创作的《目瑙纵歌进行曲》重新填词，融入电子乐编配与适配网络传播的现代变奏，以拟人化演唱完成全新合成。
依托这首焕新的民族音乐，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演员袁志平将景颇族传统刀技中的转刀、绕刀等经典动作融入舞蹈，身着简约黑西装、腰佩景颇族传统挎包“筒帕”，以刚劲利落的舞姿与翻转的刀锋，让古老非遗技艺在当代审美中破圈新生，既保留仪式风骨，又贴近日常表达，全网热度持续攀升，留下“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的佳话。
从一段旋律到一方水土，歌与舞都在以多元姿态，深度介入城市文旅与艺术审美的塑造。
一面是流行音乐向传统寻根，走向“音乐+文旅”“音乐+城市”的多元跨界；另一面是民族音乐与舞蹈加载流行元素，融入当代审美，重新在短视频时代受到大众追捧，不断迸发出愈发强劲的生命力。
两种潮流因缘相汇，交汇出新的创作生态，也交棒出新的可能。
日前，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举行，“守正与创新”的平衡依旧是关注的焦点。
甄臻在大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言:“守正创新的平衡问题依旧存在，守正不是保守，是继承和理解，而创新则需要容错的过程。
”目瑙纵歌的破圈，正是对此生动的注脚。
本期“艺述”特邀袁志平做客，这位在云南长大的青年舞者，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编导专业，多次担任央视春晚领舞。
海派文化的先锋视野、系统的现代舞编导训练以及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使得他对音乐与舞蹈有着更开放的认识。
他从这段因《目瑙纵歌》音乐而走红的刀舞出发，回溯传统如何被看见、被传递，也探讨在地文化如何以更开放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这篇文字既是舞者的创作手记，也是民族艺术流行化的一份鲜活答卷，为流行音乐创作与民族文化创新转化，提供真切可感的思考与启示。
景颇刀舞的破圈传播，表面看是一场流量事件，但往深层探究，触及的是民族艺术在当代语境中如何“破”及如何“立”的问题。
为什么是黑西装?
关于这段刀舞的出圈，其实很偶然，但这种偶然中也有必然。
说它偶然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专项创作方案，也没有预先编排脚本，唯一的特意设计就是用日常化的黑西装造型舞出长刀的力量感。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是黑西装?为什么不是传统的景颇族盛装?
“目瑙纵歌”实际是景颇族于农历正月十五前后在云南德宏等地举行的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盛装是属于节日的，但黑西装是生活的、是日常的。
可能正是这身“日常”，才让这段非遗音乐和非遗舞蹈从仪式感里走出来，走进你我的生活。
这是我个人想有意为之的地方，恰好可以用来回答“民族的如何成为流行的”这个问题。
这里面就有它的必然性在，必然于当下民族性艺术恰好有日渐流行化的趋势。
我来自云南，这里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除汉族以外，人口在6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多达25个。
在这里，民族音乐就是流行音乐，民族舞蹈也是世代流传的日常生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云南已收集各族民歌、民曲2万多首，民族民间舞蹈1095个舞种，6718个舞蹈套路，民族器乐300余种，民族戏剧(包括地方戏)曲目(篇、部)1000余件，是中国民族乐器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如怒江流域的怒族热衷于用民间歌曲“哦得得”来反映怒族生活、狩猎、男女情爱等内容，简练质朴又饱含深意；澜沧江流域的拉祜族有拉祜族音乐，保留了很多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民间音乐，当地老达保村等聚居地就保留了300余首民歌及芦笙舞、摆舞等舞蹈形式，音乐以模拟开荒、播种等劳动场景为主。
独龙江河谷是独龙族的聚居地，该民族音乐，又称“门租”，蕴藏着原始的力量与朴实的智慧。
当代音乐人阿普萨萨通过改编该民族歌舞《傈僳酒歌》等作品融入电子音乐元素，并在高校开展民族音乐教学。
此外，云南还有优雅空灵的傣族孔雀舞，坚定稳重的象脚鼓舞以及彝族阿细跳月、壮族坡芽歌书，传递着不同的代际之间纯真炙热的情感。
这些民族艺术都面临着传统形式保存与现代文化冲击的双重境遇问题。
这些民族歌舞的传播与流传，大致经历了从民间自发的节庆仪式，到新中国成立后向国家文艺主流意识形态汇聚，再到改革开放后向舞台化、市场化与数字化传播迈进的发展轨迹。
一方面，国家级非遗名录为民族歌舞提供了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同样不容回避。
老一辈传承人逐渐老去，年青一代多选择外出务工或投身现代生活，对传统歌舞的精髓难以潜心学习。
为什么说是一次即兴对话?
民族歌舞的“活态传承”，始终在保护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
与其说《目瑙纵歌》这段刀舞表演是“作品”，不如说它是一次即兴的对话。
对话的内容，是石勒干老师35年前创作的旋律，是经由AI重新编排的电子节拍。
参与对话的对象，是手机屏幕前成千上万的陌生观众。
在这段舞蹈中，我并没有刻意去“展示”民族，我只是让自己回到我听到音乐鼓点时最本能的反应。
回到“民族的，如何成为流行的”这个话题上，我想从编舞方法论的角度去审视这个问题，我在刀舞的创新中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创作观:首先要“立”在文化根脉之中。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歌舞。
民族舞蹈艺术的创新不能脱离历史土壤。
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都可以通过创新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但这种“提炼”不是对文化元素的拼贴与消费，而是深入理解其精神内核之后的创造性转化。
民族歌舞的创新不是对传统动作的刻板复刻，而应建立在理解民族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用当代的审美与肢体语言去重新表达，“心中无相，才会有形象”。
其次要“立”在时代共鸣之中。
民族歌舞不能仅仅是“博物馆艺术”，它需要与当代对话、与受众共情，文化艺术从来跟生活分不开。
我始终相信，民族艺术不是古董，不需要被供奉在玻璃柜里。
它更像种子，土壤变了，它就要换一种方式发芽。
过去人们在祭坛前、在出征前跳景颇刀舞，那是给神灵和勇士看的，今天我们在短视频里跳，是给每一个普通人看的，它可以为大众的疲惫或热血提供一个出口。
《目瑙纵歌》的原曲庄重，适合万人踏歌，而网络传播需要更短促的呼吸、更鲜明的记忆点。
只要它还有当代价值，它就有被重新看见的可能。
我该如何处理这阵热风?
最后还要“立”在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之中。
作品走红后，商业邀约、流量合作纷至沓来。
我也在反思:流量来了之后，我自己该如何处理这阵热风，既不能让它只变成一阵风，也不能尽信风而飘飘然。
最近有很多网友私信我，问能不能学这段刀舞，这让我特别高兴。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在看热闹，他们在试着把自己放进去。
“刀刃向外，是守护；刀尖向下，是敬畏；刀背贴臂，是内敛”，很多年轻人对这段舞蹈进行了二创，还自己加了街舞的律动、加了滑步。
那一刻我知道，刀舞活过来了，它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影像资料，它变成了每个人身体里可以自由生长的力量。
如果说“归去”是回望传统，“来兮”就是带着那些扎根的养分，重新走进今天的人海。
民族的，如何成为流行的?路径从来不止一条。
它可以靠一首歌、一段舞、一身西装、一次AI的合成，也可以靠一个舞者站在高台上，对着手机镜头，安安静静地转完一把长刀。
刀光里映出的，不只是景颇山寨里的月光，还有这个时代很多人心里的月亮。
很荣幸，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月亮，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六便士之外的东西。
我相信，音乐不停，文艺的山峰会一直在那里，攀登者永不绝尔。
口述:袁志平(一级演员，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演员、副院长)
延安磁场与一代青年的青春密码
胡献忠 《去延安——让青春“找到北”》 胡献忠 编著 人民出版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上下从城市到乡村、从前线到后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在这样一个激昂悲壮的时代氛围中，大批爱国青年前后相继，历尽艰难，从沦陷区、国统区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
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行进在蜿蜒山路上朝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为什么全民族抗战初期，地处西北、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偏远小城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吸引成千上万不同家庭出身、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地域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炉呢？ 共产党的部队抗战最坚决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濒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国民党当局虽作出“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表态，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被动防御，节节败退。
反观中国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发表抗日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战场，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平型关大捷。
这场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一位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说：南洋中学有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大批爱国青年就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印象和认识，为了中国的命运和抗战的胜利，经历千难万险，络绎不绝来到延安。
国共人才争夺高下立现 中国共产党积极的人才政策和有效的动员宣传，也极大增强了对有志青年的吸引力。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上，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以应对新的形势和局面。
“造就”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办学，延安的三所重量级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分别诞生于1936年、1937年、1938年，足见中国共产党见事早、动作快。
这些学校面向全国发布招生简章，依托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招生联络，积极动员更大范围的青年学生报考。
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及其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以个人名义，与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取得联系，积极介绍、组织、护送知识分子到延安。
为了使知识青年顺利到达延安，党还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组织安排工作，包括开具介绍信、保证去延安交通安全、筹措经费等。
与共产党重视人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态度相当消极。
一位来延安的青年回忆道：卢沟桥事变时他在上海，立刻就去南京国民政府投效工作。
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总是叫他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很多人就这样走掉了。
延安灯塔汇聚中国希望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探索未来的积极实践，以及延安自由平等、刚健清新的社会氛围，契合青年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地。
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延安，与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
当时到达延安的青年深切感受到，抗战要救的国不是要恢复旧的中国，而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这一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内心的深层呼唤形成强烈共鸣。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共产党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经济停滞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此正是“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摄影家吴印咸曾回忆道：“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
”一位青年来到延安后，表达了他的感受：“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
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
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造的精神世界，既是在黄土高原上点亮的灯塔，又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全国的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形成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推动着中华民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奔向独立、解放、民主、幸福的彼岸。
“到延安去”一时成为流行语，成为当时爱国热血青年的共同梦想与勇敢追求。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
汉朝之后我们才叫汉族，那么汉朝之前叫什么？名字有些霸气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拥有五十六个各具特色的民族共同构筑的辉煌画卷。他们身处同一片土地，风俗人情虽有差异，却又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如同枝繁叶茂的同一株大树。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族以其庞大的人口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占据着显著地位。
汉字、汉文化，如同深沉的根系，滋养着这片土地。
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在汉朝的称谓汉族定型之前，我们的祖先又自称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曾困扰着无数历史学者，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那个尘封已久的谜团，逐渐拨开云雾，显现出其真实面貌。
历史的尘埃往往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力量。
在汉朝之前，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民族称谓能够一直沿用，但当时人们使用的称呼却极具气魄——华夏。
这个词语，听起来就充满了古代英雄的豪迈与力量。
究竟是怎样一种历史脉络，让我们最终从华夏过渡到汉族呢？ 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
数千年的时光变迁，也见证了王朝更迭，文明兴衰。
古人流传下来的文化，绝非凭空捏造，而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
比如，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正是受到上古时期炎帝和黄帝的影响。
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起源，是对中华文明的深厚认同。
刘邦建立汉朝，自此，汉人的称谓也逐渐在百姓间流行起来。
百姓们自称汉人，也象征着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和归属感。
尤其在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军事力量达到鼎盛，国力空前强盛，也让汉人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更加强烈。
汉朝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更在于其所展现出的气魄和实力。
朝廷破格任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无论内外，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自信和气势。
在强大的汉朝统治下，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汉朝皇帝也十分重视农业发展，整治黄河，兴修水利，改善民生。
饱经战火的百姓终于迎来了相对安定的生活，这无疑也加强了他们以汉人为荣，以汉人为自豪感的认同。
久而久之，汉人、汉族人这两个称谓便逐渐定型，并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然而，汉族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并非仅凭其强大的历史地位，更在于其后的历史发展趋势。
紧随汉朝之后，并没有出现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强大政权，因此汉族这个称谓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几乎没有遭到挑战。
但如果我们将目光追溯到汉朝之前，你会发现，那些用于代指国人的称谓，与汉族、汉人等并无关联。
在那个时代，华夏族才是人们普遍使用的统一称谓。
这个称谓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已经出现了华夏蛮陌，罔不率俾的说法，意思是说无论身处何地，都归属于周国。
《尚书·周书·武成》作为一本重要的古籍，也对此做出了解释，进一步推动了华夏的传播。
然而，在奴隶制社会，部落之间的权力割据，导致华夏的传播度并不高。
直到秦朝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秦朝虽然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但严苛的统治让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秦朝的覆灭，也为汉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汉朝建立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平息了国内的动荡，并展现出强大的对外姿态，同时在国内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经济，安抚百姓。
当然，华夏民族这个称谓被汉族所取代，也与汉朝存在的时间较长有关。
如果秦朝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或许也会出现秦族等称谓。
就这样，气势恢宏的华夏民族，被平淡无奇的汉族所取代。
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称谓，但最终都未能像汉族一样，长久地流传下来。
汉族人心地善良，文化包容性强，他们并不拘泥于血脉的纯正性，这与周边许多民族对族群血统的重视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包容性，也让汉族能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不断发展壮大。
汉人的称谓涵盖范围广泛，人数众多，因此，许多人自豪地将自己定义为汉人。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除了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他朝代都是汉人统治的。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客观条件，都会影响人们对自身民族认同的理解。
或许，连汉人自己都难以预料，汉人这个称谓竟然能够流传如此之久，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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