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恰就是数学之所以是数学
【千问解读】
——罗素
1901 年，英国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数学可以被定义为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中，你永远不知所言为何物，也不知所言之物是否为真。
”这一评价既清晰又生动。
罗素不仅没有将数学的不确定性视作有害的，而且还字字句句地大声宣告，这恰恰就是数学之所以是数学！
而我们可以相信罗素的话，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罗素对数学的根柢了如指掌。
在写下这句话十年后，他与同仁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了《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他在书中提出的公理奠定了数学作为一种统一的理论的基础。
如果说，欧几里得用五个公设构建了整个几何学，那么罗素和怀特海就把整个数学囊括进了他们的理论中，从几何到代数，从牛顿使用的向量到康托尔集，甚至还有在撰写《数学原理》时尚未定论的理论，比如分形，都可以在两人的理论框架中得以构建。
总之，如果罗素说数学不知自己所言为何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倾听数学的所言之物得到诸多启发。
此外，只要仔细想一想，你就会觉得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这场旅途中的一些线索，应该让我们心怀警惕。
模糊在数学中扮演关键角色，已有时日。
你应该还记得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及他们没有零和小数点的体系。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所言为何物。
在写下 12×8 = 96 时，他们说的可能是120×8 = 960 或 1200×80 = 96 000，又或是 0.12×0.8 = 0.096。
模糊已经出现，书吏们不仅没有视之为妨碍，反而加以利用。
借助这种模糊，他们理解了乘法的一个基本特性，而这一特性在后来又被纳皮尔及其所有后继者所利用。
数字的概念本身就带有不确切性。
自打学者们让数字成为独立于计算对象而存在的虚构实体时起，他们就不再知道自己计算的为何物了。
在写下 2 + 3 = 5 时，你并不知道这是在加巧克力、千米、书，还是什么都没加。
但这个等式是正确的。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1942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el memorioso）中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因为拥有超群的记忆力，所以无法忽视其他人无法看到或觉得无关紧要的众多细节。
超群的记忆力非但没有成为一种优势，反而因为主人公无法意识到自己所见世界的不同之处，很快变成了严重障碍。
这个年轻人无法用同一个词来指称不同的事物，他很难接受在某一刻从侧面看到的一条狗和一分钟后从正面看到的一条狗具有相同的名称。
博尔赫斯写道：思考，是忘记差异，是概括、抽象。
无法忘记的富内斯也就无法思考了。
模糊的关键在于不变的概念。
对象各有不同，但由于存在共同点而理应具有相同的名称。
情况各有不同，但可能以相同的方式运转。
研究这些共同点和运转方式，相当于一下子想到千百种不同的事物，却不知所言为何物。
这么做绝非徒劳之举，而是一个丰富的过程，可以引导我们对世界具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我们所说的模糊、不精确或模棱两可，实际上有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名字：抽象。
字词对我们的影响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你看，我们之所以不认得“抽象”这个旧相识，只是因为叫法不同。
它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害怕。
正是它，自我们开始探索宇宙的内部运转机制以来，就一直支持和陪伴着我们。
抽象这只怪兽比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能够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从一开始，模糊就在那里。
模糊不是毫无预兆地冒出来的，它在数学思维的发端就站在了我们面前。
然而，学会认清模糊，并意识到模糊王国的规模，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抽象之于观念就像什锦蔬菜之于蔬菜：一种将多个不同之物集合在统一名称之下的方法。
此外，“什锦蔬菜”（macedonia）一词源自希腊半岛东北部的一个地区（即马其顿，Macedonia），那里以多民族混居而闻名。
因此，抽象推理的先驱之一——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前 4 世纪，在国王腓力二世的推动下，马其顿王国经历了一段繁荣期。
腓力二世进行了数次改革，并在公元前 338 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征服了雅典和底比斯，从而成为希腊的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 384 年出生在斯塔基拉，这是最早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的城市之一，位于斯特里蒙湾的海岸。
腓力二世对这位学者颇为赞赏，并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托付给他教育。
后来，亚里士多德倾其一生创作了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这部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它的影响太过巨大。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错误将被反复教授，在数百年间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
他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阻碍了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思想的问世。
在亚里士多德的众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工具论》。
这是一本论述推理和逻辑艺术的文集，尤其阐述了从假设中得出结论的不同规则。
这些规则被称为“三段论”。
以下是最著名的三段论之一：
凡人皆有一死；希腊人都是人；因此，希腊人皆有一死。你肯定同意这个推理是完全正确的。
你也可以通过直观地描述凡人、人和希腊人来说服自己相信这一推理（图 4.12）。
显然，“希腊人”包含在“人”的圈子里，“人”又包含在“凡人”的圈子里，“希腊人”除了也是“凡人”之外别无选择。
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方法，就必须区分推理的正确性和所陈述事实的正确性。
比如，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新的三段论：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鳞片；鹦鹉是哺乳动物；因此，鹦鹉有鳞片。这几句话是完全错误的，但推理却是正确的！再仔细看看这三句话，你会发现，最后一句的确是前两句的逻辑结果。
要说一个推理是正确的，则意味着其结论在逻辑上是基于其假设的。
但是，当然了，如果假设是不确切的，那么结论也是不确切的。
在对三段论的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假设的正确性，而是推理的正确性，而后者并不取决于谈论的对象。
换句话说：你不一定要知道所言为何物，就能进行正确的推理。
上述两个三段论完全可以简化为下面这种形式：
任何玩意儿皆为东西；家伙皆为玩意儿；因此，家伙是东西。你看，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推理。
你无须知道什么是“玩意儿”“东西”和“家伙”，那是多余的信息。
无论你赋予这三个词什么意思，如果两个假设都是正确的，那么结论也必然是正确的。
而这不仅适用于这个特定的三段论，而且适用于所有有效的推论。
想象一下，有两个人正在看以上推理。
对第一个人，我们告诉他“玩意儿 = 人，东西 = 凡人，家伙 = 希腊人”。
对第二个人，我们告诉他“玩意儿 = 矩形，东西 = 四边形，家伙 = 正方形”。
即使这两个人所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但他们都会同意这个三段论的说法。
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误解（图 4.13）。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熟悉的例子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书中的五个公设说的是点、线、圆、直角和平行线，但假设一个人为这些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他会对此有所察觉吗？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对证明的正确性不会有任何影响。
无论我们对欧几里得所用的词汇做出怎样的解释，他的论据本身都是正确的。
为了很好地理解这个原则，让我们重写一下五个公设，但要用更为模糊的字眼：
1. 从一个东西的任意玩意儿到另一个玩意儿可引且只能引一条家伙；
2. 任意有限的家伙可沿这个家伙无限延长；
3. 给定任两个玩意儿，可以一个玩意儿为心、到另一个玩意儿为半径作那啥；
4. 所有杂乱都彼此相等；
5. 给定一条家伙，通过此家伙外的任何一个玩意儿，有且只有一条家伙与之平行。
你看，我们完全不知道所言为何物了。
现在想象一下，一个人为“玩意儿”“东西”等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在他的阐释中，五个公设仍是正确的。
那么，你可以把欧几里得的整本《几何原本》都念给他听，他绝对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因为对这个人来说，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既然欧几里得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也就无关紧要了，结论在这个人看来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哪怕你对这基本的五个公设有“误解”，也足以继续后面所有的定理及其证明。
只要为遵循五个公设的词语找到一种新的阐释，你就可以像几何学家一样放心地在这些公设中引用欧几里得的结论了。
任何数学都受到这些潜在误解的影响。
它们既令人不安，又异常强大。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如果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欧几里得的用词，那么谁又能知道，这些阐释之一在某一天能否阐明第五公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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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作品有什么特点？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D大调第二号，特有的田园风格，也被称为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至于第三号其雄浑的气势也常与贝多芬第三号英雄相提并论。
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天性认真;严于自我批评的勃拉姆斯对待交响曲写作谨慎小心，被一种“不准落在贝多芬的交响曲造诣之下”的责任感所束缚住。
早期作品只有两首小夜曲(D大调，Op11，1858和A大调，Op16，1860)和炉火纯青的《海顿主题变奏曲》(Op6，1873)。
由于他对过去的问题非常熟悉，使他对大型的交响乐形式不敢轻易尝试，例如他的D小调钢琴协奏曲，起初是计划写成交响曲的。
后来，他感觉不能胜任这样巨大的交响乐结构，就把它缩写为两架钢琴用的奏鸣曲。
又过了几年，这个作品有了一个钢琴曲的局面，可是还带有原来的管弦乐的特点，于是勃拉姆斯就把它写成了一部钢琴协奏曲。
最初打破了交响乐计划的终曲用轮旋曲替代，尽管它仍未提高到第一乐章的水平。
这部崇高的、悲剧性的作品仍然是一个独特的融合，一部带钢琴助奏的交响曲。
勃拉姆斯意识到他的性格中有浪漫主义的倾向，但他同时更意识到浪漫主义和交响乐逻辑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他不满足于细小的主题相结构的逻辑，他要从当代音乐中寻求可以为交响乐所利用的因素来支持他的交响乐建筑。
在他的第一交响曲中我们看到他应用了胚芽般“germinal”的动机主题。
它超越于主题发展的逻辑之上，起着联结整个交响曲的作用。
勃拉姆斯在发展这动机主题时运用了古典主义艺术的重要手法之一：变奏。
这种手法，或不如说是原则，古典主义作曲家常用于他们的四重奏和交响曲中的慢乐章和末乐章，给交响曲结构增添了一个新的起凝聚作用的因素。
固定乐思不是限于一个乐章，而是试图联结整个作品。
他的交响曲保留了贝多芬的原则，甚至包括转调和调性关系，而这些原则在真正的浪漫派交响乐中显然是缺少的。
在每一首交响曲中他都坚持二元的奏鸣曲原则，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固定低音变奏曲中仍然坚持了这一原则。
他对于音乐历史的某些阶段具有深邃的知识。
勃拉姆斯交响曲的特征 复杂缜密关系的风格，织体浑厚，在主旋律的中间总是充满着对位音形。
以动机、结合乐曲的连贯性。
旋律有时带有民谣风、三和弦、动机似的旋律也多见，而其基调为抒情，尤其是慢板乐章。
勃拉姆斯又对于节奏独特的使用，也是其特色之一以切分音，不同的节奏型的共置(hemiola：2对3的节奏)是主要特性，将重拍的位置移动都有趣的现象。
C小调第一交响曲经过多年加工，于1876年完成，那时勃拉姆斯已43岁;D大调第二交响曲于1877年问世，最后两首(D大调和e小调)分别成于1883和1885年。
其它管弦乐作品有《学院节日序曲》(1880)和《悲剧序曲》(1881);另外，除两首钢琴协奏曲外，应加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878)(在小提琴曲目中的地位和贝多芬的协奏曲齐名，还有小提琴和大提琴的A小调二重协奏曲0p。
102(1887)。
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在好几个方面是古典主义的：按惯常的四乐章结构，每一乐章的曲式都同古典格局相近;应用古典主义的对位技巧和动机展开技巧;没有具体的标题，换言之，和他的室内乐一样是纯音乐。
然而，交响曲的和声语汇、浓郁而色彩繁多的管弦乐音响以及音乐语言的一般特点却是浪漫主义的。
但它们不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单纯的综合;勃拉姆斯的风格是统一的、有个性的，其中可以辨认出各种因素，包括旋律线，极其抒情而气息辽阔的，像叙事歌般奇特，从根本上尊重传统(这与柏辽兹和特的个人主义音乐观正好相反)。
对他来说光有灵感是不够的：乐思必须严加推敲、赋以完美形式。
他避免浮夸的华丽、空洞的炫技、特别是他所认为的(许多同时代人也有同感的)那种显然靠作曲家心中没有控制的思想之流串在一起的无曲式可言的音乐。
勃拉姆斯控制自己的灵感，因此所有的作品经过深思熟虑，这就是何以他的音乐有安详恬静的感觉，不同于1830至1860年间的冲动型作品。
但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是对时代的总潮流的反应。
浪漫主义的童稚般的清新和青春的热情到世纪中期锐势已衰，放荡阶段已经过去;回到规矩绳墨、恢复秩序和形式，显然可见于舒曼和柏辽兹的晚期作品，甚至李斯特和瓦格纳的作品中。
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第一交响曲在调性的选用和大的结构上取法于贝多芬的第五，是勃拉姆斯唯一的一部发挥斗争动机(小调)终于胜利(大调)这一浪漫主义观念的交响曲。
乐章的调性结构也是l9世纪交响曲所典型的：I，C小调;II，E大调;III，A大调和B大调;IV，C小调和C大调。
其它浪漫主义特点有：开始的半音主题在第二、第四乐章中重复出现;两个奇特的慢导奏，从中逐步蜕化出后面的主题，犹如拨开云雾见高山;慢乐章的凄楚感伤，主题内部突然迸发的小调和弦;末乐章的弓子中，圆号和长笛在一个神秘地起伏的伴奏上方吹奏一个满腔愁绪的C大调旋律，长号和大管的一句沉穆的4小节众赞歌乐句，在快板高潮时又一次以尸出现。
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相反，属于平静的田园性质，虽然不无严肃的潜流。
第三乐章(像第一和第三交响曲中的相应乐章那样)有间奏曲的抒清、优雅和节奏性，而没有贝多芬诙谐曲的紧张，属于勃拉姆斯在1867年G大调六重奏中创造的那种类型。
勃拉姆斯对交响曲创作的探索促使他追溯古典派交响乐的源泉。
第二交响乐的末乐章使人感到有海顿交响乐的末乐章的爽朗充沛的精神。
勃拉姆斯在他的前三部交响乐中避免采用诙谐曲，因为恶魔式的、疾速而不可抗拒的诙谐曲是古典主义交响乐艺术的缩影，如非出于真正交响乐的高昂锐气的驱使，必然写成了华而不实的音响游戏。
门德尔松写过一些精致的、很富于艺术性的诙谐曲;但勃拉姆斯懂得诙谐曲的实质是奔放而不是优雅;因此，通过在室内乐中写诙谐谚曲来学会恰当地掌握它之前，他宁愿返回到较早期的交响乐中间乐章。
舒伯特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敢于着手写交响乐诙谐曲之前，有很长一个时期他坚持写小步舞曲。
第三交响曲曾被人叫作勃拉姆斯的《英雄交响曲》。
开始几个小节是他的典型的和声用法、主三和弦的小调形式和大调形式相交叉的特好例证;低声部上行的F—Ab—F在这首交响曲的末乐章中又很明显，末乐章以F小调开始，直到尾声才归回F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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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约瑟夫·金是如何对抗德国潜艇的？“太平洋第一”的说法如何来的
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Youth‘sCompanion》(1827年创刊，主要面向少年儿童介绍有关历史和军事的内容)杂志上一篇有关海军学院的文章激起了他对海军生活的浓厚兴趣。
1897年，在从洛林高中毕业之后，他在俄亥俄州第14区区长克尔的推荐下进入了安娜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学习。
当他离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位铁路机修工给了他一张往返车票，以备他改变主意时之用。
在四年的学习中，虽然他一直保存着这张车票的回程部分，但是从来没有用过。
应该感谢这张作废了的回程车票，因为它的失效换来的是一颗耀眼的将星。
在安娜波利斯学习期间，他曾于时期在“圣·弗朗西斯科”号战舰(北方巡逻舰队旗舰)上服务，并得到了他海军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桑普森勋章。
190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海军学院毕业，在度过了法定的海上服役两年的时光后，他于1903年6月7日获授海军少尉军衔。
早年他先在“鹰”号舰上服务，后来转到一艘炮舰，接着又调到古巴西恩富戈斯(古巴中南部港市)执行测量任务。
后来又先后在“辛辛纳提”号护航巡洋舰(隶属于大西洋舰队，日俄战争期间)，“伊利诺斯”号战舰(欧洲舰队旗舰)，“亚拉巴马”号战舰(大西洋舰队第2分舰队旗舰)上服务。
他在1906年回到了安娜波利斯海军学院担任学院教员，教授了两年火药与炮术课程。
此后的一年里，他担任学院的执行参谋。
一些后来的海军军官——他当初的学生回忆说，金在当时的严格管理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放下教鞭后，他又回到了海上服务：先后在“明尼苏达”号战舰上担任了3年大西洋舰队第2战列舰分舰队参谋副官，在“新汉普郡”号上担任了一年技术军官，在“康涅狄格”号上担任了一年大西洋舰队司令部参谋军官。
1912年，他开始担娜波利斯工程试验局局长，据说期间曾经短期担任了“特里”号驱逐舰舰长。
两年以后，他回到海上担任“卡森”号驱逐舰舰长，此后于1914年8月任大西洋舰队鱼雷艇部队副官，1915年12月任鱼雷艇部队第6分队司令。
1916年，他进入H·T·梅奥海军上将(一战期间大西洋舰队司令)的参谋部服务，并在那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期间，他先后在“阿肯色”号、“怀俄明”号，“宾夕法尼亚”号战舰上担任参谋副官和技术军官，并因为“在大西洋舰队参谋部极其出色的服务表现”而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
1919年，金海军上校第二次回到了安娜波利斯海军学院，成为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然后他又短时间担任“桥”号战舰舰长一职。
1922年7月，他进入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参谋部服务，并开始接触一系列与潜艇作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1922年11月任第11潜艇分队司令，期间于1923年4月兼任第3潜艇分队司令。
1923年9月，他调任新伦敦港潜艇基地司令，并作为海军军火检察官负责那里水雷库的管理。
其间在1925年9月曾经负责指挥救援在布劳克岛倾覆的S-51潜艇。
1925年9月25日，他因为“在指挥抢救S-51潜艇时表现异常优异”获颁海军优异服务勋章。
1926年担任侦察搜索舰队航空中队长副官，1927年5月，以48岁高龄获得飞行员执照。
1928年，金调任特区海军部航空局副局长。
1929年，调任弗吉尼亚诺福克(Norfolk)海军航空兵基地司令。
1930年6月，他成为“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舰长，并在这个职务上服务了两年时间。
1932年进入海军战争学院高级军官班进修了一年时间。
1933年，作为海军少将任海军部航空局局长，一直在这个职务上服务到1936年。
从1936年担任海军航空侦察兵司令。
1938年1月，晋升中将，担任五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航母主力舰队司令。
期间他于1939年8月获得永久海军少将军衔。
1939年8月，在海军中央任职。
1941年2月，他晋升海军上将并担任大西洋舰队司令，当年12月他升任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
1942年3月，根据美国总统行政命令，金海军上将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长并受命组织了海军舰队总司令部办公室。
3月18日，他正式接替哈罗德·斯塔克 海军上将担任海军作战部长。
他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兼任海军舰队总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长这两个职务的将军。
1944年12月14日，国会通过了设置五星上将军衔——美国最高军衔的议案。
经过总统亲自提名，国会上院批准后，12月17日，金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
对抗德国潜艇 1941年3月11日，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结束了美国的战争中立状态。
它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给英国和所有抗击轴心国的国家。
但是英国在海上的战斗正处于紧要关头。
4月里，从5个新建成的法国空军和海军基地出发的德国轰炸机和U艇部队击沉了195艘盟国货船，摧毁了总计70万吨的至关紧要的军用物资。
大西洋中U艇的数量每月递增，英国的生命线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使在北大西洋有一个U艇上的观察员经常出没，也会对盟军商船及其护航舰队的航线、航行时间、护航力量的配置起到很大的影响。
4月4日，海军作战部长H·R·斯塔克海军上将致信总统：“大西洋的形势很危急。
我的意见是必须在情况变得无法收拾之前对那里加大援助的力度。
”3天以后，驻泊在圣迭戈和的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一些军舰被调到大西洋舰队麾下，其中就包括“约克城”号航空母舰。
它们的舷号被遮盖，并且在夜间秘密行动。
在4、5、6三个月里，25%的太平洋舰队战舰被通过巴拿马运河调至大西洋舰队麾下。
一些在华盛顿和珍珠港的参谋人员抱怨说此举会令本就蠢蠢欲动的日本更加胆大。
但是总统则认为还是德国在北大西洋的威胁更大一些，必须优先解决大西洋问题。
为了实现罗斯福对邱吉尔“援助你们一切战争所需”的承诺，金上将制定了3-41号作战计划：“一切进入西半球25英里以外范围的交战国(西印度群岛各岛屿的宗主国除外)海军舰只或军用飞机都将被视为对西半球可能的入侵行为，并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受到美军舰队的打击。
”这个命令巧妙地将英法两国盟军舰只排除在“受攻”范围之外，同时也对德国人的U艇部队进入北大西洋设立了一个口头上的“卡子”。
金上将很会玩文字游戏，他的计划中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及任何国家，但却达到了相应的援助盟国敲打德国的目的。
其实，当时的美国还没有遭到珍珠港的，并不想过多刺激德国，同时也要给足英法两国面子。
后来从战后的文件看，虽然美国海军将太平洋舰队一些主力舰只东调，但是它在1941年曾经竭力避免卷入大西洋上的全面战争。
金上将并非没有“昏招”出现，甚至一些“昏招”差点毁了他的一世英明。
在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金还决定在美国东海岸不实行灯火管制，并且不为船只派出护航舰队。
取而代之的是，他要求海军和海岸警备队进行以搜索敌人的潜艇为目的的巡逻;但是由于巡逻行动是按照时间表进行的例行公事，德国人的U艇会在巡逻舰只出港的时候下潜隐蔽，等到巡逻舰只返航回港时又会浮出水面。
并且，港口的灯光也令德国人的U艇对港口内美国商船一目了然。
这两项“措施”的结果就是，在第二次大西洋战役中，德国的U艇部队对于美国商船队的攻击作战被U艇乘员们称为“重度愉快时光”。
直到1942年5月美国海军重新派出护航舰队，德海军潜艇部队的这段“快乐时光”才宣告结束，此前他们仅仅付出了7条U艇的代价。
这证明了金在此之前的决定绝对是一个糊涂之举。
许多人指责金不按照英国人的意见派出护航舰队并实行灯火管制。
虽然骨子里充满了美利坚民族优越感的金瞧不起英国，但是在现实面前，他还是不得不以很不情愿的心情让他心爱的海军采纳了一些英国皇家海军的建议。
太平洋第一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中，金上将是对取得胜利作出直接贡献的唯一一人。
因为该战区是他多年职业兴趣所在。
他的意见经常与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上将相左，反对美军加入北非作战。
同时他也是极力反对“欧洲先行”战略的代表人物，主张要把战争资源优先供给太平洋战场。
金、道格拉斯· 和切斯特·威廉·尼米兹随后便商定了西南太平洋的战略，即先切断澳洲与西南太平洋诸岛的联系，这一决定催生了与中途岛战役。
日军在中途岛战役遭到惨败之后，当其他的参联会成员力主盟军应该把资源优先配置到欧洲战场，用于进攻德国的时候，金则提出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发动进攻。
最终他的意见占了上风，美军随后很快就发动了对瓜岛的攻击，并最终取得了瓜岛争夺战的胜利，这也是日军在战争期间第一次在陆地上的作战遭到失败。
同时，的胜利，标志着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了战略反攻。
不过话说回来，编译者认为金上将太平洋战场优先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私心在里面：大西洋的德国海军毕竟主力是在水下的U艇部队，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只能沦为商船的“保镖”，航母和主力舰面对敌人的U艇基本上是办法全无，起不到任何作用。
而在太平洋战场，美国海军就可以大显身手，和日本海军的水面舰艇一较高下，这样才能凸显海军这个大军种的价值。
作为海军统帅之一并且绝对“不陪太子读书”的金上将，多少有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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