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是怎么回事？也导致了北魏的灭亡
开国期间连续三代雄才大略君主在位， 以及其后嗣位都能兢兢业业，终于超脱五胡式国家原
【千问解读】
开国期间连续三代雄才大略君主在位， 以及其后嗣位都能兢兢业业，终于超脱五胡式国家原型， 统一北方成功， 而昂然登入堂堂大国范畴， 终因此于南朝宋、 齐治—乱起伏期， 建立了南北对抗的绝对优势。
鲜卑人领导阶层与汉人携手下独特具备的强劲战斗力、 团结力， 以及组织力， 都是优势的条件。
汉人愿意与胡人合作， 追求崇高政治理想与现实的期望保持既得利益两项目的， 可能兼具。
取得统治权的胡人方面， 尽管早都已在环境中接受汉式文明与汉化， 统治包含了先进汉人在内的行政经验究嫌不够， 而统治的行为本体， 又是高度技术与艺术。
胡—汉联合政权形态的地治， 主体尤其全系汉人， 与汉人政权时代并无变化。
变化所及的胡籍领袖所构筑上层统治网， 却同样不能脱离汉人协力。
政治上如此比重的北魏汉人豪族， 一方面对已经汉化了的鲜卑人担当再汉化、 再教育指导人， 另一方面， 堪注意自身又追随南方， 以社会地位、 经济潜力与政治牢固结合， 而铸定了世族形态。
换言之， 世族此一特定阶层， 时代已共通存在于中国南北方。
拓跋部鲜卑的强烈感染汉族文明， 早自定居绥远后半个世纪， 以及拓展地盘到山西北部， 四世纪前半成立统制下的自治区 “ 代” 时， 已见迹象。
其时他们自称轩辕之苗裔 ， 引汉族夸傲的最早祖先为自身祖先。
南朝依鲜卑部族旧有习俗用索辫发， 称呼北魏为 “ 索虏” ， 相对方面， 北魏依长江大水， 谓南朝为 “ 岛夷” 。
此一惟汉族使用始谓恰切的 “ 夷” 字， 反而被北魏用以指南朝， 正说明参与汉族社会与蒙受教导力量寄托者北方世族巨大影响的北魏鲜卑人， 已如何从思想上以及实质上转变自身为汉族。
五世纪北魏鲜卑人仅能保留象征性固有民族称谓， 而生活、 文化已与汉人无所区别的实质。
北魏最早三代皇帝在位的纪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前半， 继国都平城建设，沿汉朝长城地区， 陆续设定怀朔 、武川、抚冥、 怀荒、 柔玄 、御夷 等六镇， 如同京畿地区非郡县制度范围而成立军政合一的军事管制体系， 此一狭长的广大汉胡杂居六镇特区， 系北魏统治特殊强力的地区， 与平城相连结， 具有国家中枢延长的性格， 才是北族聚居的大本营。
二世纪末汉朝末年以来久已废置的长城线， 也被大规模认真整修。
长城观念与长城， 原系汉族基于分隔农耕—游牧环境的理想而建立。
到北魏立国， 非只全盘承受， 抑且于历史上从原始的国境线意义， 开始转变为防卫功能的国防线。
北魏由自身之为游牧民族而终至代表中国抗拒草原势力， 而且是愈益重视长城与依赖长城的抗拒， 北魏鲜卑人变换自身为汉族的彻底， 于长城回复与六镇设立， 尤其容易明了。
北魏胡人汉化运动， 与其政治灿然成熟的相辅相成， 至统一北方后约半个世纪， 第七世与第八代孝文帝而再出现划期性跃进。
其中心事态， 便是太和十八年 ( 纪元 494 年， ) 国都再自平城向南移建到黄河平原的洛阳。
即使置于汉、 唐时代也是伟大的国家元首与优秀文化人孝文帝， 自国都改建到洛阳短短三年间， 对其时谓之 “ 北族” 或 “ 北人” 的语言与服装， 均在连连的严正诏命下强制禁绝， 姓氏也仿效汉人世族， 被制定一百十八汉姓分配更换， 孝文帝自身与皇室的拓跋氏同样改为汉姓 “ 元” 为倡导。
北人显贵平民多于国都南迁时随同定居洛阳。
太和十九年也 “ 诏迁洛之民， 死葬河南，不得还北。
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
至此阶段， 北魏 “ 北人” 如同中华成立与覆亡后的满洲人， 仅仅维持的民族意识也已化消， 而完成了真正汉人的转变。
五胡 汉化都非单一方向的绝对性汉族文化接受， 逆方向他们固有文化同样获得机会渗透汉族文化。
惟其汉族文化加添北族文化因素， 才得推动汉族文化波澜愈益广阔与壮大， 以及容易吸收并鼓励北族参加汉族范畴， 汉族也因新血统渗合而扩大更新为新的汉族。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年—499年) 孝文帝热忱的革新运动， 却因太过激进， 瞻前而未顾后， 洛阳迁都发生了副作用。
此一副作用的致命性， 于孝文帝与其次代皇帝时代固以潜伏未见崩发， 最后导引了国家分裂与朝廷倾覆的结局， 便是残留北边的北族与皇室间关系益益疏远所招致的严重后果。
六镇与旧都平城一体两面， 共同结合为国家支配核心的时间长达一个世纪。
迁都洛阳， 六镇的直接影响便是不得不与中央切离， 一方面从实质上贬低了地位， 另一方面， 又随时间而显露其边境荒瘠的性格。
军管区长官的所谓镇将原与中央政府高官互调， 也非自族显贵不具备任用资格， 至此阶段， 已全被冷漠， 南迁族人高官无人愿意重返荒僻的北边。
六镇长官既追随地理上的形势而制度上从中央系统被剔除， 留住当地的北族居民自愈被遗忘， 较之南迁中原富庶地带， 生活安泰舒适的族人， 判然分划两个世界。
六镇北族在精神、 物质差距不断增大的情况下， 不得不步上任凭沦向贱民化的悲途。
后世史学家对此沉痛指出： “ 自孝文定鼎伊洛， 务欲以夏变夷， 遂至矫枉过正， 宗文鄙武。
六镇兵卒， 多摈弃之， 有同奴隶” ， 可以明了一般景况。
而洛阳同族权势者惊人豪奢的生活享受，却如河间王府的有奴隶六千， 妓女五百。
两相对照， 六镇北族普遍心情的怨恨与激愤可以想像， 郁积的怒火于待遇不能获得改善时注定必难抑制。
不幸， 严重损害北方自族利益的倾向果真日益恶化。
迁都第二十一年， 孝文帝第三代年幼的孝明帝继位， 其亲生母汉人胡临朝听政， 后族、 皇族、大臣间展开错综的政治斗争。
以后随皇帝渐渐年长， 又加添制造摩擦， 北边六镇终于此际兴起反抗运动， 变乱屡仆屡起， 到胡太后残杀十九岁亲子孝明帝，另立三岁幼帝的宫廷悲剧演出时， 遗留北方旧势力最强大的一支振振有词， 南下发动大攻击， 洛阳政权被推翻， 胡太后与幼主当城破之际， 同被沉死于河， 幼主钊在位仅两月。
王公与政府显要二千余人被攻入城中的尔朱荣与其部队集体屠杀， 对仇恨的报复到达沸点。
其时， 距离孝文帝之死仅二十九年( 纪元 528 年) ， 一位非孝文帝系统的皇族帝， 由北方旧势力代表者尔朱荣拥立为傀儡皇帝。
北魏王朝的掘墓人尔朱荣(493年—530年) 北魏后期现象之一， 为汉人军事势力抬头。
当北魏勃兴期的社会分工， 大体鲜卑自族专任战斗， 而汉人耕种， 其后以大量补充汉人募兵， 而六镇胡—汉混合部队的汉人比重渐渐加大， 尔朱荣事变， 其亲密战友与代表尔朱荣留守后方领导六镇的， 便是汉族职业军人。
尔朱荣反动势力得志未久， 在与孝庄帝的冲突中被杀， 孝庄帝又被尔家族杀害， 皇位变易频频。
结束混乱局面， 镇压尔朱氏家族而自身成为第二尔朱荣的， 又便是以晋阳 ( 今山西省临汾县， 以前的平阳) 为据点， 已膨胀为其时最庞大武力集团的高欢。
高欢的傀儡皇帝孝文帝之孙孝武帝不甘被压迫， 于纪元五三四年逃奔长安， 依靠鲜卑籍镇守大将。
东西魏。
纪元550年 仿效南朝禅让， 朝代转换为高欢后裔建立的 “ 齐” ( ) 。
七年后的纪元557年 ， 西方以长安为国都的西魏， 也以同样方式被权力者宇文泰后裔的 “ 周”( ) 替代。
拓跋魏自纪元386年太武帝初建代国到西魏禅位， 前后共171年而亡。
其末期， 东魏的寿命自纪元535年开始仅十七年， 西魏政权也只纪元535年起维持二十三年。
北齐高祖高欢(496年—547年) 而已改汉姓元氏的拓跋氏皇族下场也至堪悲哀。
北齐建国时尽诛诸元， 男子无少长皆斩， 所杀至三千人的数字， 史书说明： “ 婴儿投于空中， 以槊承之， 悉投尸漳水， 割鱼者多得爪甲， 都下为之久不食鱼，” 可谓人间无比惨痛的大虐杀。
北齐最大贡献在于法典制作， 纪元 564年 颁布的十二律 ( 名例、 禁卫、 户婚、 檀兴、 违制、 诈欺、 斗 讼、 贼 盗、捕断、 毁损， 厩牧、 杂 律) ，对 中 国 法 律 史 上 的 刑 法 立 法 具 承 先 后 地 位。
笞、 杖、 徙、 流、 死五等刑， 以及反逆、 谋大逆、 谋叛、 恶逆、 不道、 大不敬、 不孝、 不睦、 不义、 内乱的 “ 十恶” 罪名， 都自北齐创定， 犯十恶者无论何等身份， 概在不赦， 便是后世俗语 “ ” 的由来。
西魏模仿古代周礼改制的同一年， 权力者宇文泰去世。
年末， 继承他权势的儿子便推翻西魏自立， 此一后继朝代以恢复古代制度为理想， 也如古代周朝的建都长安， 因此国号断然选择了 “ 周”。
北周以精益求精的革新态度掌握历史发展主动权。
儒家精神至西魏—北周时代明显复兴。
西魏—北周代兴， 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家理论终于充分实践。
其象征， 便是以 《 周礼》 为范式的官制创定。
宇文泰(507年—556年)向讨教治国之策 从到， 象征的是旧时代被扬弃， 一个新的统一中国与新的汉族正式诞生。
而此一继汉朝在世界史上大放光明的朝代， 却自北朝孕育， 也以北朝的文物制度为基盘， 经济制度继承的是北魏均田制， 兵役制度又是北周的延续， 法律则北齐河清律令为蓝图。
而唐朝特被后世赞美的政治上切除世族之瘤， 人民参政权恢复到如汉朝的一律平等， 也正是踏袭北魏政治革新项目之一 “ 不限资荫， 惟在得人” 的已铸定轨迹而予光大。
所以， 唐朝的势运固系南北兼蓄， 主泉源的发自北方应须承认。
南朝代表旧时代没落而北朝酝酿新时代兴起， 正是南北朝历史的概括特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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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坚时期为什么国力强盛？他有哪些改革措施？
而后发动。
意图消灭东晋，一统天下。
最终败给东晋率领的，导致前秦陷入混乱，各民族纷纷独立。
两晋五胡时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拜西晋所赐，中原地区经年战乱，民生凋敝，人口锐减，无力统御中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趁虚而入，这个时代素有“”之说。
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各族之间分歧很大，彼此互相攻伐，屠城灭族之事时有发生。
五代历朝的帝王也大多以凶暴著称，但是前秦苻坚大帝却在一群卑鄙残暴的乱世强人之间卓尔不群，一改父辈凶戾作风，转而以宽厚待人。
宽仁的民族政策 公元357年，苻坚获得王位。
他认识到北方复杂的民族关系，而作为统治阶层的氐族人数又太少，因此采取了平等、包容的民族政策。
在任用官吏、发展经济等重要方面不偏不倚，各族平等，这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
在这一时期，起码从表面上看，前秦的民族矛盾是五胡十六国中最为缓和的。
苻坚可以说是一个汉化的胡人，大胆任用王猛、权翼等汉人为重臣，轻徭薄赋、崇儒重道、修订典律、偃甲息兵、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前秦帝国走上了一条富国强兵之路。
仅仅数年，中原地区就恢复了生气，国力蒸蒸日上。
而苻坚的励精图治也的确在短期内得到了回报：短短十多年间，先后攻灭了前燕、、、，控制了中国整个北方地区，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峙。
此时的苻坚38岁，壮年得志，颇有当年魏武挥鞭的气势。
宽厚的驭人之道 说起大帝苻坚的驭人之术，就不得不提。
慕容垂本是前燕皇族，也是前燕的柱石名将，曾经击败东晋的北伐。
但是因为功勋太大，形容伟岸，气度非凡，被人说有帝王之相，而遭到前燕皇室、慕容评的猜忌，不得不西逃秦国，投奔苻坚。
苻坚对慕容垂的个人能力非常欣赏，他心里认定这个时代能和自己共掌天下的只有这个慕容垂，也曾经因为慕容垂的存在不敢对前燕用兵。
此时听说慕容垂来投靠，自然是非常欢迎，封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宾徒侯。
但是苻坚大帝的宰相王猛对慕容垂并不放心，可以说终其一生都想灭掉慕容垂，甚至使了一套漂亮的“金刀计”：在征伐前燕进攻洛阳的时候，王猛去拜访慕容垂，说我马上就要走了，但是不忍我们之间的友情，你能不能给我点纪念品，我带在身上，也好寄托相思之苦。
慕容垂一听，也很感动，当即就赠送了自己的随身佩刀给王猛，让王猛聊解“相思之苦”。
王猛随即收买了慕容垂的心腹金熙，拿着佩刀对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说苻坚对慕容家产生了猜忌之心，让儿子赶紧想办法逃跑。
这慕容令一看，刀确实父亲的刀，就，逃回了前燕。
身在长安的慕容垂一听儿子反叛，解释就是掩饰，啥也不说了，跑吧。
后来，慕容垂又被追回长安，只好向苻坚请罪。
苻坚说，你看看，这是干什么，你儿子反叛和你又没多大关系，我还信不过你嘛?对慕容垂不加任何罪责，仍然委以重任，担任原来的职务。
对于苻坚和慕容垂之间的这段故事，如果没有后来形势骤变，慕容垂出走建立，苻坚和慕容垂之间的满满感情，真可以。
轻敌失败 公元379年，前秦进攻襄阳，东晋大将朱序死守襄阳，最后力竭被俘。
苻坚大帝讲义气的毛病又上来了，认为朱序是个忠臣，可以为自己所用，就认命朱序为度支尚书——“来我这管钱去吧”。
但是苻坚大帝对人性的过度执着，导致了自己的关键失败：在淝水大战的关键时刻，朱序突然临阵倒戈，导致了的全面失败，苻坚大帝落荒而逃。
苻坚大帝将皇族贵胄分封到各地，以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这种政策虽有助于控制帝国庞大的疆域，却也导致中央政府过于空虚，缺乏制衡全国大局的能力，这种矛盾在苻坚节节胜利的时候尚不会凸显出来。
但是当苻坚从淝水之战败退而归，前秦国力大衰，潜伏在前秦帝国的各族之间的矛盾就立刻爆发了出来。
鲜卑、纷纷举兵反叛，慕容垂趁机回到故地称王，而、等人则在长安城下挑战失势的苻坚。
由于缺乏足够的兵力拱卫长安，苻坚无奈之下弃守长安。
这些人之所以能背叛，完全是苻坚大帝给这些人留下了生存空间，而苻坚大帝也终于为自己的过于宽仁品初尝了苦果。
的叛变 历经失败的前秦帝国，此刻已是，苻坚大帝则如同汪洋孤舟，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姚苌是羌族人，得益于苻坚大帝的民族政策，姚苌在前秦也深受重用，被苻坚封为“龙骧将军”。
历经淝水之战失败的苻坚大帝，派长子苻叡和姚苌前去平叛慕容泓，结果苻叡不听姚苌的劝告，败死华泽。
姚苌就派人去向苻坚请罪，结果一生宽仁却迭受打击的苻坚，却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对姚苌的报告非常生气，一改往日作风，斩了姚苌的使者。
这一斩完全吓坏了姚苌，手握军权的姚苌发动兵变。
而失势的苻坚大帝竟然在五将山又遭遇了姚苌，姚苌完全不念旧情，要求苻坚将帝位给自己。
苻坚说：禅让是古代圣贤之间的事情，凭你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也配吗?最后从容赴死，享年仅48岁。
苻坚大帝以江湖义气取代帝王权术，大哥带领小弟一起发财，在国运正盛的时候也无不可。
但是一旦时运不济，大哥不能完全压制小弟，而小弟又缺乏对大哥的绝对忠诚，这种江湖义气式的治国方式立刻显现出其致命的弊病，最终成了前秦帝国的催命符。
苻坚为什么一意孤行要伐晋? 一位曾经从谏如流的“明君”，在统治后期后却“昏聩独断”地将一国之力投入到淝水之战的赌博中，终于葬送了自己的天下。
然而，如果简单了解一下史书就会发现，苻坚南征时的“昏庸”，其实与苻坚之前的贤明是相通的，并不矛盾。
那么就来分析一下：首先，苻坚贤在何处? 帝王为人称道之处，无非“文治”“武功”两道。
文治方面，苻坚在位期间，严明尊卑，整肃法纪，尊师兴学，从制度上讲是“封建化”，从文化上讲，则是“汉化”。
然而这“两化”所损害的，恰是苻坚的本族，氐族。
相比于“五胡”中的其他四类，从就在川陕一代与汉人杂居的氐族，在汉化程度上无疑要高出一等。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他们入关后，基本不用汉化就可以适应关中农耕社会，因而也就缺乏进一步汉化的动力。
这点可以在苻坚接受教育时的一番话中看出来：“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入关三代，始有领导人接受汉式教育，氐族的落后在这里展露无遗。
这种先天惰性，再加上中原的战乱催化，氐人尚武凶暴的一面被凸现出来，与苻坚的“汉化”策略产生了对立。
这一矛盾也在史书上得到了印证：无论是鄙视王猛大闹朝堂的樊世，还是被当做街头黑恶势力典型的强德，要么与氐族沾亲带故，要么干脆就是氐族魁首。
这群人，原本是氐族武力开国的中坚力量，但在和平时期，他们的种族特权、我行我素却成了法制建设的首要障碍。
就算是在“出头鸟”樊世被处决后，仍然有一群氐族贵人大闹朝堂，要取王猛的脑袋，气的苻坚当堂辱骂鞭笞，无所不用其极，氐族的骄横跋扈可知矣。
除了文化上与氐族大众的差异，在名分上，苻坚也在族内处于弱势。
论嫡，他不及，论长，他不及苻法。
这两人，苻生暴虐被苻坚杀死，尚情有可原，而苻法却在无甚过失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苻坚母子对其夺位可能性的担忧而死于非命，这就很难说得过去了。
虽然史书上记载的凶手是苻坚之母，不过个中内情，一千多年后的我们尚且怀疑，更不用说古代那些利益相关的氐族人了。
名分上的不正，加上国策上的分歧，如果说苻坚在他的大秦国里有什么死对头的话，那这个死对头不是别人，恰是他的本族，氐人。
苻坚霸业初创之时，即有苻双、苻柳之乱，基本统一北方后，又有苻洛之乱。
北方安定以后，苻法的儿子苻阳又意图为父复仇——若把这些打不尽、打不得、合不拢的“本族血亲”留在关中作为中央之倚仗的话，其一，汉化会受到很大阻挠，其二，这群与苻坚离心离德的人随时可能祸起肘腋，届时局面就更加无法收拾了。
因此，于公于私，苻坚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提防、打压这些自己的同族人。
苻坚在淝水之战前将族人分散迁往全国各地的策略，个人猜测，很可能就是为了针对氐族人，使其力量分散，不得为谋。
把氐族精锐七万人交付，让他们远征西域，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发配”呢? 相比之下，苻坚重用其他族的人才就不奇怪了。
他们与苻坚没有种族牵涉，便于制度化管理，而且与苻坚比起来，他们在王位名分上也不会有任何威胁。
淝水之战前，前秦内在的两大隐患简要分析完毕。
拆分氐族，重用异族，其实是苻坚在汉化道路上不得不走的两步棋。
而苻坚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两大隐患吗?私以为不然。
首先，他对鲜卑族大将慕容垂那过度的笼络宠信，就很可能是一种用人策略。
肯定有人会质疑这一措施最终让慕尾大不掉，裂土称王，但其实这个策略在淝水之战后曾收获奇效。
战后，护送苻坚的残兵败将返回关中的，正就是这位慕容垂。
途中，他的以为此乃天赐良机，提议劫杀苻坚，由，但却被慕容垂拒绝了。
直到护送完毕，又被苻坚派到关东平乱后，慕容垂方才自立。
另外，苻坚在后来去世时，“凶手”姚苌的羌族军队甚至为他泣涕流泪，足可见苻坚笼络人心策略的成功。
从这些措施及其实效来看，苻坚对这些危机应该是有所警惕和应对的。
而这一应对的终极策略，就是南下伐晋。
首先，与异族领袖之间的恩情关乎个人而无关制度，一旦苻坚去世，恩义断绝，慕容垂等异族豪强反叛的可能性极大。
尤其是在还有外部势力骚扰的情况下，内外勾结，局面势必更加难以控制。
但若天下一统，如果要对异族势力下手，就不必担心他们投奔他国，构祸子孙了。
其次，南方未得到充分开发土地也是安置本族人的优良所在。
充裕的物质资源也可以让前秦政权拥有“养闲人”的能力，从而大大拓宽苻坚实施民族政策的回旋余地，这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任何一位北方统治者都会予以重视的。
最后，借一次规模宏大的远征，消耗、分散各民族的武装力量，从而缓和矛盾，也是一种可取的策略。
所以，从起因和结果两方面分析，在苻坚“淝水之战”前后采取的一系列昏招中，有很多都是与之前的政策一脉相承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看似错误的淝水之战与高明政策都是苻坚的被逼无奈之举;而能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中走到这一步，苻坚已然在历史舞台上，奏出了足够精彩的强音。
他的失败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一时期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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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清廷户部为什么拒绝改革：变革好处全归官绅
如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有相当的建树。
年仅22岁的大清国军队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从欧洲回国时，经过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
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当然，也有愤青们对此不以为然。
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徐世昌到东北后，干的无非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王照的评价虽然有些偏颇，却也描摹出大清国改革的一幅画卷。
时人有记载道：“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
”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成了道具和工具，他们莫不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锣鼓喧天，色彩烂漫。
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动时，清政府将改革的刀子对准官员队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监察官员(御史)甚至具体选定了繁琐的官场礼仪作为下刀的对象。
改革的成果似乎是显著的：以往扛着“肃静”、“回避”导牌、挎着腰刀的衙役们，换成了装束精神、扛着洋枪的警察，军乐则取代了敲锣。
官员们在日理万机之暇，也还能心系群众，设立了“接待日”(即告期)。
当然，接待日之外，恕不接待，违反此规定非要领导接待的，就是恶性上访，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不仅接见群众要定日子，接见下属也同样要有“衙期”。
至于告期、衙期之外，领导干部们都在忙些什么，那自然是大清国的国家机密，与平头百姓没啥关系。
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来之时，衙役们却忙于包装，以凸显领导干部的威严，“于是百姓视州县为神圣，属官视长官如帝大”，而升堂问案的实际时间就更少了。
在国家机关持久的自我雄起的包装下，贵州苗人甚至将所有的官员一律尊称为“”，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称为“京中老皇帝”。
没有史料表明，被称为“皇帝”的大小领导干部们是泰然受之还是惴惴不安，但遍布史籍的是，地方官的确如同小皇帝，恨不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建个天安门、金銮殿。
追求“更大、更牛、更雷”的官场排场，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无所周知，利弊无以上达”。
御史吴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国民担当起国家的重任，而这就必须“先使国民有爱国亲上之热诚”，只有将那些陋习“革除尽净”，才能使民情上达，改革才能有效。
当时，早已经走向世界的大清国，对西方的情势并不是一无所知。
几乎每一个出访西方的代表团，都会注意到在西方国家，总统与民众是平等的。
大清国那些饱读诗书的使者，都会因此联想到书本中所描绘的，淳朴社会中天子“下车泣罪”、“止辇受言”的古老故事。
戒除官气，不仅是监察官员们的呼声，也是那些掌握实权的改革派官员们的呼声，比如张之洞、刘坤一等。
“古之言治者，曰亲民，曰忘势”，其实，忘却自己的威势，正是亲民的基础，但要“忘势”，仅仅依靠官员们的自觉显然是不够的。
大清官场的习气早已扩散到全社会，即使企业也要学官场，将架势撑起来。
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官办企业，衙门作风甚至比官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布局的各工厂检查工作，厂里都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欢送，各级经理人员也如同官员一样，捧着手本，依序站班、等候接见。
即使民营企业家们，也无不以捐个官阶为荣，以便在名片上印上“相当于处级(或局级)”之类的官衔。
在各级官员们扯着改革的大旗使劲儿为自己包装造势的同时，大清国的官场主流并没有任何改变。
“光荣”的送礼传统不仅在改革中被保持下来，而且得到了发扬光大：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送给领导夫人的“妆敬”、送给领导孩子的“文敬”，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与时俱进，从土货升级到西洋的奢侈品，从银子升级到美元英镑。
这其中，最有创造性的人，当属盛宣怀。
1908年，这位在官商两道都极有能量的大腕儿，积极谋划在辖下的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留出一定的股份，作为“内府公股”，送给皇室。
给皇家送干股，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观念下，要被斥为居心叵测。
而如今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新时代，就看谁的思想更为解放、步子更为大胆，所以臣子自然要体谅当权者的苦衷而主动投怀送抱。
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远远比政治体制改革历史悠久、成效显著，其中相当闪光的就是股份制改造，国有与私有的政策不断左右摇摆，而每一次摇摆，都是股份的整合与重组。
权力资本在其中“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886年，盛宣怀刚刚接管轮船招商局时，户部在拒绝提出的为轮船招商局的漕运加价的请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的好处，上不在国下不在商，而全在这些中饱私囊的官绅身上。
在庞大的官僚体制过滤下，大清国的改革被不断地异化变形，“清理财政而漏危愈大，编练新军而哗兵愈众，改轻刑律而断狱愈多，事事有尽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人们甚至开始怀念起改革之前的“旧社会”来。
至于那演技已经炉火纯青的干部队伍，虽然被贵州苗人尊称为“皇帝”，但苗人私下里却将其称为“蒙”，无独有偶，粤西的瑶人则称官府为“瞎”。
一“蒙”一“瞎”，似乎倒也形容得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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