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李自成开封第二围北门激战，督师丁启睿三千官兵被擒斩

要完成统一中国，首要战略还是消灭李自成的大顺国，为此全力以赴;李自成军却，一蹶不振，直至崩溃。

放弃北京，逃进西安 李自成在山海关惨败。

元年(1644)四月二十六日逃回北京。

早在出征前，李自成和主要将领们就有返回西安的打算，此次战败更使他们下定了决心。

同月二十八日，李自成命刘宗敏、李岩等部在北京城郊阻击追军，又遭惨败。

二十九日，他草草登基做皇帝，随后准备撤出北京，临行时还在城里放了一把大火，更是失去民心。

翌日清晨，也就是闯王进京的第四十一天，大顺军离开北京城，正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北京当了一天皇帝，就走了。

命和、等部尾追，李自成军人数远远超出追军，但却一败于庆都，二败于定州，三败于真定，正是连战连败，但也暂时摆脱追击，经获鹿、井陉，进山西南往西安去了。

放弃西安，再走武昌 五个月后，清军经休整后兵分两路：一路是吴三桂、阿济格等西进;一路是多铎南下。

吴三桂、阿济格等进入山西，沿途州县大顺军纷纷投降，在陕北赶走李过、高一功军，先后占榆林、延安，即南下进攻西安;多铎军在河南怀庆(沁阳)击溃李自成的反攻部队，又在潼关四战四捷，把李自成、刘宗敏亲率的主力打得大败。

李自成在返回西安后，自知西安难保，在多铎军进潼关时，就主动放弃了西安，急忙东南走蓝田、紫荆关，经河南南走，临行时，令田见秀断后烧毁粮仓，田见秀没有执行，就跟随走了。

两路清军会师于西安。

清军占领西安后，多尔衮命多铎照原计划对南明福王政权展开大进攻，由吴三桂、阿济格继续尾追李自成。

李自成军不敢回击，急于南下襄阳，进驻武昌。

兵败如山倒 李自成在武昌驻留了五十天，他改武昌府为祥符县，这时他的丞相已脱离了大军，李岩已遭冤杀，将士多批散失、逃亡或降敌。

在武昌，李自成又曾组织反击，仍被敌军击溃。

从山海关惨败到此，不过十个月光景，他和追军从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几十万人的大顺军常常被少于他十倍、百倍的追军打垮，正是兵败如山倒。

清军夺得武昌后，继续紧追，在兴国(湖北阳新)东的富池口，再次大败李自成军，几天后又在富池口东几十里，全歼李自成军主力，刘宗敏被俘杀，宋献策投降。

李自成率残部西走，他本人在探路时，于通山九宫山为民团杀害，但也有说他是逃到离富池口千里外的湖南石门，躲进夹山寺做了和尚。

野史多有将农民领袖写成失败后出家为僧的，如黄巢、李顺、芝麻李，包括稍后几十年的山东栖霞。

但不管如何说法，此后不再见有李自成此人的名字和事迹了。

李自成散落两湖的余部还有三四十万人马，一部分如田见秀、张鼐等部投降了大清，其他如李过、高一功等部归依了南明。

吴三桂冲发一怒为红颜确实为李自成的失败打下了致命一击，但是值得留意的是，灭了大明的李自成，其实已经开始腐败了，他焦躁自满，赶走大将李岩夫妇，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没有了众多将士的勠力同心，他最终只能走向毁灭。

当然，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传统的农民阶级是敌不过封建大地主阶级的。

除非他们能极快地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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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时期，突厥族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建立了人数多达数十万的军队。

对中原地区造成严重威胁，在继位后向突厥称臣纳贡十二年，而在十二年后李世民对突厥的称臣历史才彻底改变。

初年，突厥族却因内讧和斗争，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

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

其中东突厥不久被隋朝军队打败，西突厥也因为内乱而一度衰落。

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东西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势力迅速发展，一跃成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甚至对中原地区也造成严重威胁的强大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隋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已逐渐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

从大业七年（611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兴起的反隋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有三支：一支是河南李密、翟让的瓦岗军，一支是河北的军，一支是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

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到了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时侯，隋朝政权的崩溃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各路起义军也遭到了严重创伤。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时机成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率军三万誓师，正式起兵，试图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

据《》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

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如果不与突厥搞好关系，自己刚刚形成的势力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李世民父子与心腹刘文静商议，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

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回答说：“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

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

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

”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献上马千匹表示友好。

刘文静这次出使突厥，秉承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的意图，抓住了突厥始毕可汗贪财图利的弱点，许诺攻下京师长安后所有财帛金宝归其所有，正中始毕可汗下怀。

这件史实，历史学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也有所记载：“（突厥）又更强盛……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打通了突厥这一关，向突厥称臣纳贡，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居大威胁，消除后顾之忧，这对于刚刚起步的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

“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

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

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

”“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

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

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

“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

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

”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李渊、李世民父子认识到由于在实力上与突厥相比仍处于下风，与其他集团争夺天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所以只能稳住突厥，强忍怒气，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

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之际，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

突厥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掳掠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

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

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表示臣服，才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

李世民即位后，任人为贤，知人善用；，虚心纳谏，注重经济发展，增强军事实力，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唐朝对突厥的臣服终于有了改变。

此时，唐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兵源极广，士兵人数也大幅度攀升；相反，突厥的实力却逐渐下降，一些属国纷纷起来反抗，突厥上层统治者中间又出现分裂，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

从617年到629年的这十二年里，雄材大略的李世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解决突厥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突厥问题而咬牙切齿。

时机，时机，他在等待时机。

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在综合分析当前形势，做好充分军事准备后，认为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出兵突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十二年的阴影，彻底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的历史，命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不仅善于知人用人，勇于纳谏改过，还创造了“”的繁荣局面而名垂后世，同时他为统一全国及时调整与突厥关系的大局意识和他十二年来不惜向胡狄之国称臣纳贡的忍耐能力，也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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