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都是如何看待二十四节气的？都有哪些仪式？
夏至日为北半球白昼最长而夜晚最短，与昼短夜长
【千问解读】
夏至日为北半球白昼最长而夜晚最短，与昼短夜长的冬至日，以及昼夜半分的春分、秋分，容易被古人观测，而成为最早确立的四大节气，既然是划分时节的重要依据，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古人，自然是相当倚赖四大节气的气候特征能按时到来。
古人根据太阳照射而产生的阴气、阳气消长的理论，以冬至与夏至分属阴阳，其“至”有极点之意。
而夏至，恰好是阳气由盛转衰的时间点，故称“夏至一阴生”;相反的，冬至时则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
随着炎热的天气与逐渐增加的阴气，面对容易滋生病菌的湿气、虫害，古人认为需在此时举行驱逐瘟疫、祈祷等祭仪来保护自己。
因此从先秦以来，夏至与冬至同样都是古人极为看重的节日，《周礼.春官神仕》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意思是在冬至那天祭祀神鬼，夏至时则祭祀地神与百物之神，以祈避免灾荒与瘟疫。
《.书》载：“夏至日，祭地，皆用乐舞”，正值夏收之际，帝王要举行祭地仪式。
民间则会在夏至时祭祖，《四民月令.五月》载：“夏至之日，荐麦鱼于祖祢，厥明祠冢。
前期一日，馔具，齐，扫涤，如荐韭卵”，指夏至的前一天，家中要准备祭品、清洁打扫，待夏至清晨的到来，以麦和鱼祭祀祖先，并备上正月时亲手酿造的酒。
尚无现代周休二日的观念，不过有规定夏至休假3天，虽比不上休7天的冬至，但人们还是非常重视。
唐代笔记小说集《》中有提到夏至节的习俗：“夏至日，进扇及粉脂囊，皆有辞”，夏至这天妇女们会互相赠送折扇、脂粉等物。
从周代开始，历朝皇室皆会在夏至后拿出“冬藏夏用”的冰块来“消夏避伏”。
由于夏至时是很多农作物成熟的时节，因此除了驱除瘟疫外，百姓们还会选在夏至这天庆祝并祈祷秋季乃至於隔年能有个大丰收。
另外，在中国北方正好收获冬小麦，因此产生夏至吃面的习俗，既可以尝新庆丰收，又能讨吉利，成为北方普遍流传的夏至传统。
古人除了根据太阳外，还相当依赖会随四季变化方向的北斗七星。
《淮》载：“孟春招摇指寅，仲春指卯，季春指辰”，文中的招摇，就是北斗七星的第七颗星-招摇星(又称摇光)。
古人按照招摇星的逐月推移(即北斗七星的斗杓位置变化)结合天干地支，测定季节、月份。
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起算，故为子月，而后依序为丑月(十二月)、寅月(一月)、卯月(二月)、辰月(三月)、巳月(四月)，到五月时正好是“午月”。
此外，依据《易经》“十二辟卦”，五月之卦为“姤卦”(天风姤)，下卦的巽卦(风)初爻为阴爻，既符合了“一阴生”的概念，且“姤卦”在十二辟卦中排序第7，正好在辟卦的正中，故称“端”，再加上“午月”，也就形成了“”的概念后。
既然“姤卦”的初爻是“一阴生”，代表阴气渐长，在习俗上也要有驱除阴气、毒气渗入，以防罹患疾病的做法。
从先秦至魏晋以来就有仲夏之月(五月)蓄采众药，以去除毒气。
东汉时期的《风俗通义》，则记载从夏至到五月五日这段时间，需要驱赶疫鬼：“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
俗说五采以厌五兵。
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瘟。
” 为了驱逐瘟疫、虫害，夏至与端午在古人眼中同样重要，其概念有逐渐混和的情况，成书于魏晋时期的《风土记》，对夏至和端午做了这样的说明：“仲夏端五，方伯协极。
享骛，用角黍(粽子)，龟鳞顺德”，其注写道：“端，始也。
谓五月初五日，四仲为方伯。
俗重五日，与夏至同”，由此可知，大约是魏晋时期，人们开始把夏至、五月与端午的驱邪送瘟、祭神求福等习俗融合。
到了唐代，则进一步将夏至与端午结合，如果二者日期相近，就一并举行祭祀活动，加上投江殉国而死的故事感动无数民众，使端午逐渐取代夏至，成为中国传统四大节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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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家族有多少人？全部都是拉小提琴的吗
可是，谁是老约翰·施特劳斯、小约翰·施特劳斯、约瑟夫·施特劳斯、理查·施特劳斯...这些你都分的清楚么?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我不认识约翰他们 首先要分清楚的一个人是理查·施特劳斯，他是德国人，他和施特劳斯家族没有关系，他比施特劳斯家族最小的成员差不多晚了四十年，他和马勒和布鲁克纳是同时代的作曲家指挥家，风格也比较相似，喜欢大编制的乐队，喜欢写漫长的旋律线条。
理查·施特劳斯的代表作有《唐璜》、《英雄生涯》等等。
他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部分，被许多电影引用。
但理查·施特劳斯是一位具有争议的人，他既写具有哲学高度的作品，同时也会写一些自然到庸俗的曲子，比如《锅碗瓢盆交响曲》和《蒂尔的》。
《蒂尔的恶作剧》是一首比较具体的曲子，音乐里面充满了各种活泼的节奏，起伏的音阶，描绘蒂尔在集市上一会牵走了谁的马，一会打翻了谁的小摊子，所以就比较好理解，成为了流传最广的古典曲目之一。
约翰·施特劳斯家族 我们都爱圆舞曲 说完了理查·施特劳斯，再来说说约翰·施特劳斯家族。
先来看看他们的一张家谱。
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圆舞曲之父”老约翰和“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
他们是重名的两父子，后人为了区分，加了老和小的称谓。
左一是老爸 在维也纳，每逢新年人们都要以音乐会来庆祝，据说最早的新年音乐会是在1847年，开创者正是老约翰·施特劳斯。
老约翰在一个露天舞台上，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指挥着乐队，先是演奏了海顿的作品，接着开始演奏舞曲。
那时候的舞曲有波尔卡，圆舞曲，加洛普等等，人们在这样的音乐里跳个通宵。
《拉德茨基进行曲》是老约翰的作品，一般是每年新年音乐会的压轴曲目。
我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家里的长子 维也纳金色大厅在1873年落成，那正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为了庆祝这个仪式，小约翰·施特劳斯写了一首《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在金色大厅演奏，大获成功。
在过去，人们跳的是端庄的小步舞曲，而华尔兹让整个维也纳旋转了起来。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小约翰的作品，目前也是新年音乐会的必演曲目。
传说中，老约翰自己的童年绝对称不上幸福，是小提琴让他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后来，老约翰生了小约翰，但是沉迷演出不能自拔，而且对小约翰可不怎么好，甚至有一段时间相当畏惧小约翰的才华。
至于他俩谁比较厉害，也许维也纳的小金人雕像能说明一点问题，那正是小约翰·施特劳斯。
无论如何，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必演曲目，是他们整个家族努力的结果。
除了上面说过的两位，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兄弟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据说前者把贝多芬的音乐写作手法融入了圆舞曲里，后者带着施特劳斯乐团周游世界，将圆舞曲带给了全世界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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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人有着怎么样的生活习惯？有着怎么样的文化
起初，稻作是由新移民带来的，但更早的时候，稻作已被引进。
然而，在弥生时代稻作才被大规模地推广，特别是水田的种植，而且是在南部与西部，这清楚地反映出新来者的文化偏好。
这将成为后来的日本人直至现今日本人的文化基础。
如青铜与铁的传播一样，稻作的传播反映出移民可能的移动。
至公元1世纪左右，稻作从西南部相当迅速地传播至本州中部，但进一步向北传播较缓慢。
虽然稻作、青铜及铁从早期阶段就已存在于北部，但并未被大规模采用，而北部直至8世纪或甚至更晚仍停留在绳文阶段。
易言之，北部与南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文化鸿沟——今日北海道的虾夷民族的存在仍象征着该鸿沟。
日本出产有限的金属矿，因此金属用具倾向于和高地位有关。
然而，持有金属的“象征地位的物品”并不是当时社会愈来愈阶层化的惟一因素。
如同大多数的农业发展一样，稻作引起社会内部资源基础的缩小，使社会精英较容易控制社会资源。
稻作也导致较永久的定居、较广泛的土地确认以及保卫且扩大边界的需要，特别是当人口增至200万人左右之时。
战斗随之增加，持有金属武器加上有能力号召战士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就进一步提升。
当然，部落之间战斗愈来愈多，使得各部落依据战斗胜负而排列等级。
在这愈来愈阶层化的世界，奴役很常见。
低阶者在路上遇见高阶者时退至路旁并鞠躬让后者通过——这种习俗继续延至19世纪。
阶级由头衔来区分，高阶男子有四五个妻子，较低阶的男子也有两三个妻子。
加速阶层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财富，特别是经商带来的财富。
有些部落够幸运，在他们的领地内有金属资源。
有些部落因新的技术发展获利，例如从公元1世纪左右起在九州生产的丝绸。
玻璃技术与冶金也有所发展。
产品多样化导致交易增加，包括与大陆之间的交易以及列岛内的交易，而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市场。
爱知县朝日，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易中心，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弥生定居地遗址中最大的，占地约0.8平方公里，而典型的定居地介于0.02到0.28平方公里之间。
部落之间的战斗、精英的出现以及控制资源的竞争，导致政治化程度的增加。
许多部落首长与邻近的部落缔结同盟，组成了无数的小王国。
农业、纺织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
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
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见干栏式建筑)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
村落附近有水田，以登吕遗址为例，它们被划分成许多整齐的长方形田块，用木桩和木板加固畦埂，水渠纵贯田间。
除种植水稻外，其他农作物有瓜类、粟、豆类及麻等。
农具除石、铁制品外，还大量使用木锹和木锄等，收割则多用石刀(镰)。
与绳纹时代相比，狩猎和渔捞在技术上虽有进步，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
随着农业的发展，开始有了纺织业，织物是平织的麻布。
普遍发现陶制和石制的纺轮。
从奈良县唐古、爱知县瓜乡、大分县安国寺和静冈县登吕等遗址出土的木制织机部件来看，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单综的原始织机。
铁器和石器 铁器出现于前期，熊本县斋藤山遗址出土的铁斧便是例证。
中期铁器普遍增多，种类包括锹、锄、镰等农具，斧、凿、锥、?(简单的刨)等工具，刀、剑、戈、矛、镞等武器，以及鱼叉、鱼钩之类。
但直到中期，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
与绳文时代相比，打制石器显著减少，磨制石器大为增加，后者主要是斧(锹)、锛、凿、刀(镰)等工具和农具。
福冈县的今津、今山和立岩发现专门制作磨制石斧和石刀的加工场遗迹，其制品在九州北部乃至中部地区广泛分布，可见磨制石器的制作已专业化。
到了后期，由于铁器进一步普及，石器才迅速减少，乃至绝迹。
一般认为，前期的铁器是从大陆输入的，中期和后期则主要利用输入的铁料在日本本地加工制作。
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
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
前者系从大陆输入，发现地点主要在九州北部。
后者是本地铸造的，形体庞大，铜质不良，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还广泛分布在四国、中国(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带。
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但在九州北部也发现了铸铎的范。
铜镜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汉式镜”(见铜器)，也有少数是从朝鲜输入的“多钮细纹铜镜”(见朝鲜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此外，还有本地仿中国镜而制作的“倭镜”。
据研究，日本本地制作的铜器，铜料是由大陆输入的。
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
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
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经慢轮修整。
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 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由于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弥生式陶器的形制变化比较复杂。
前期的器物属“远贺川式”(1931年首次在福冈县远贺川畔的立屋敷遗址发现，故名)，花纹用篦尖刻划，或用贝壳押印。
进入中期，“远贺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现无纹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现栉齿纹陶器，而本州东部的陶器则含有浓厚的绳纹式陶器的遗风。
后期本州西部栉齿纹陶器盛行，影响及于九州，并扩展到本州的东部。
最后，陶器上施花纹的风气衰落，便形成了与古坟时代的“土师器”相似的素面红褐陶。
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纹饰简素，讲究实用。
弥生中期以后实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开始与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
装饰品 最常见的是手镯与项链。
手镯主要是用贝壳制成的，也有铜制的玻璃制的，后两者的形状仿自前者。
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有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
玻璃手镯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陆输入，但系在日本当地制造。
福冈县须玖遗址和三云遗址的瓮棺葬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纹饰与中国的相同，是从中国输入的。
墓葬 墓葬有瓮棺墓、支石墓、石棺墓、土圹墓、方形周沟墓(土圹墓周围设沟)等类。
瓮棺墓和支石墓的分布限于九州北部。
石棺墓除九州北部外，也见于本州西部的山口县一带。
土圹墓课方形周沟墓分布在九州和本州各地，范围较广，有的墓中用木棺。
各类墓中的尸体多为仰身直肢。
大多数墓很少有或完全没有随葬品，但九州北部如佐贺县的宇木汲田、福冈县的三云、须玖和平原等遗址中有少数墓却有数量甚多的珍贵随葬品，种类包括铜剑、铜矛、铜镜、各种珠饰和玻璃壁等。
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存在着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他们拥有多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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