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回回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武器？
襄樊战役始于至元五年(1268)，元军围城5年，却始终未能攻克。
至元八年(1271)，世祖遣使到波斯，向宗王阿
【千问解读】
襄樊战役始于至元五年(1268)，元军围城5年，却始终未能攻克。
至元八年(1271)，世祖遣使到波斯，向宗王阿不柯征调回回炮匠。
阿老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马因应诏，举家驰驿至京师。
至元九年(1272)十一月，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制成回回炮，奉旨在大都五门前试射。
这是一种巨石炮，所用弹石重达150公斤，以机发射，用力省而射程甚远。
试射成功，世祖非常满意，特赐他们衣物、绸缎，并诏令他们带此炮赴襄阳军前用之。
至元十年(1273)正月，以回回炮攻樊城，一举告捷。
接着，元军移炮以向襄阳。
亦思马因根据对地势的细心观察，在襄阳城东南角安置巨炮。
“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
”结果，一炮就射中襄阳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
”宋将吕文焕自知不敌，遂纳城归顺元军。
相持5年之久的襄樊战役，就这样在回回炮的一声怒吼中宣告结束。
元军灭宋 回回炮做开路先锋 接着，元军利用这种威力巨大的回回炮不断扩大战果。
至元十一年(1274)，元军渡江，宋兵陈于江南岸，拥舟师迎战。
亦思马因之子布伯于北岸竖回回炮击之，宋舟全部沉没。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以炮先克潭州，继克静江，将战果扩大到湖南、广西。
后来王朝也曾令边郡仿造回回炮，但终因败势已定，未能挽回战局。
在元军的决定性战役中，回回炮立下了。
元政府对回回炮手和军匠的训练、组织、管理极为重视。
在攻破襄阳的第二年，设立了回回炮手总管府。
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调令两淮造炮回回炮兵新附军匠600人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师大都。
十八年(1281)，设置回回炮手都元帅府。
二十二年(1285)，改都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品秩为正三品。
至治三年(1323)，派遣回回炮手赴河南汝宁、新蔡等地教习炮法。
至和元年(1328)，亦不剌金奉令率所部回回炮手军匠至京师，与马哈马沙的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合并，共同监造回回炮。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回回炮手军匠数目可观，规模庞大，在大都(北京)、南京(开封)、江南，到处都有回回炮手军匠的记录。
迷雾“回回炮”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兵志》中的这样一段记载：“古所谓炮，皆以机发石。
元初得西域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
众所周知，公元7世纪，中国即发明了火药。
但直至13世纪，中国才制造出发射铁弹丸的管形火铳，口径106毫米，制于元至顺三年(1332)，已是14世纪的兵器了。
这种火铳，大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发射时，从点火孔装入引线，从铳口装入火药和弹丸，用火点燃引线，引着火药，将弹丸射出。
应该说这已经是真正的火炮了，与那种以机发石的石炮比较，显然是前进了一步。
《明史·兵志》中所讲的那种“西域炮”，是否即我们所见的这种火铳?我们不敢贸然下定语，但是它在战斗中“始用火”，起码是由石炮向火炮过渡的一种兵器。
其名为“西域炮”，显然系回回炮手军匠们的发明创造。
果如此说，那么元代回回炮手军匠的贡献就不仅仅是单一以机发巨石的回回炮了。
“回回炮”不是火炮 从北宋到南宋约3个世纪，是早期火器的创制阶段。
北宋发明的火药箭、火球 类火器，主要是用以纵火的火攻器具，可起烧伤敌人和惊吓敌军人马的作用。
南宋发明的铁火炮、火枪类火器，已有较大的杀伤和破坏作用。
但这两类火器除少数可以手投外，主要是用弓、弩、礟(发石机)等冷兵器来发射和投掷。
因此，还是以冷兵器为主的时期。
火枪的出现和演进，表明火器的又一方面的进步。
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火枪是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长竹杆火枪，以竹为筒，内装火药，临阵点燃，喷射火焰，焚毁了敌人的攻城器械“天桥”。
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创制出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内安子窠(弹丸)，用火药发射。
发明的火铳是中国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第一代。
是一种用火药发射石弹或铅弹、铁弹，在较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武器。
元朝制造的火铳最早始于何时，无文献记载。
中国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元代火铳是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的制品。
火铳采用的是青铜铸管，能耐较大膛压。
但就是这尊距离宋(蒙)元襄樊之战约60年的火铳，其盏口口径也只有105毫米，身管直径75毫米。
像这样的火铳怎么可能发射重达150斤的石弹呢? 总之，作为抛石机的“炮”，在中外古代很早就在战争中使用，宋(蒙)元襄樊之战中元军使用的“回回炮”，是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在早已经有的西方抛石机的基础上，改良、改进、创新而创制出来的更具威慑力、杀伤力的巨型“抛石机”。
而决不是发射火药炮弹的“炮”。
火药枪炮的使用那是宋(蒙)元襄樊之战百年以后的事了，到了中叶，火药枪炮的使用，才使作为抛石机的“炮”逐渐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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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剧毒”美味：古人到底是何时开始吃河豚？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北京卖鱼柜台都贴一幅河豚解剖图，赫然印有“剧毒”二字。
那时尚无网箱养殖一说，流入市场的都是野生河豚。
商家担心“”引发中毒，故而以图例警示顾客切勿误买误食。
当时也极少有人把河豚当便宜“捡漏儿”回家。
北方人不善此物。
近十多年北京餐饮兴起吃河豚，大都是江浙馆子卖这道菜。
本人吃过几次。
一客大致三四两或四五两，鲜美肥嫩，腴而不腻。
临了汤汁儿拌饭，颇有一吃。
去年有南方朋友送来四条宰杀拾掇好的河豚，本人按食用说明上锅清炖，丰腴滑嫩反响不错。
不久前有朋友跟我说，若吃时感觉舌头发麻脖梗子发硬，说明所食河豚比养殖的高一级。
他倒没说若两眼发直，四肢僵硬就必定是野生的。
吃一餐河豚非要凭脖梗子发硬以证实其野生来路，估计吃主儿也快挺了。
我认为他说得不甚讲究，哪儿有拿自己舌头外饶脖梗子探究河豚来路的。
这当是后厨尺寸把握问题，没拾掇干净而已。
让客人吃得舌头发麻脖梗子发硬纯属玩儿飘儿，真捅了娄子连店家都跟着吃挂落儿。
究竟不合事理。
毒“河豚”名称之始 今日有毒之河豚，古时有此物而无此名。
之前文献《.卷三.北山》有句话：“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其中多䰽䰽之鱼，食之杀人。
”《王力古汉语字典》䰽(bei)：“鱼名，即河豚。
”《说文》云，䰽，鱼名，出乐浪郡潘国。
汉代时的乐浪郡就是今朝鲜半岛南部，朝鲜人吃河豚也颇悠久。
《字典》䰽：“《本草》：鯸鮐也……河豚别名。
”并引《尔雅释诂》：“鲐鱼背如老人皮肤消瘠。
”此正合今日河豚脊背麻刺之状。
另，陶宗仪《辍耕录.卷九.食品有名》云：“按《类编.鱼部》引《博雅》云：‘鯸鮧，鲀也。
背青腹白，触物即怒，其肝杀人。
’正今人名为河豚者也。
然则豚当为鲀。
”《博雅》为魏张揖著，与《尔雅》相类，系小学训诂辞书。
唐《初学记.鱼》：“鳀鱼，赤目赤鬣者，食之杀人。
”鳀(ti)鱼红眼睛、红鳍，食之杀人，大致就是河豚。
宋《太平广记.一》：“鯸鮧鱼：文斑如虎。
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
”唐学者李善注《文选.吴都赋》云：“鯸鮧，鱼，状如科斗，大者尺馀，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文，性有毒。
”古时鯸鮧即今日河豚确凿无疑。
之前，毒河豚称作䰽鱼、鳀鱼、鯸鮐鱼、鯸鮧鱼。
有“河豚”之名，但并非今日的毒河豚。
宋人沈括《梦溪补笔谈.卷三》说：据《本草》载，河豚味甘温，无毒，主补虚、去湿气、理腰脚。
缘于《本草》如此说，世人以为无毒，遂食之不疑，此甚误也。
《本草》所载河豚乃今之鮠鱼，非世人所嗜者，江、浙间谓之“回鱼”。
吴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鱼。
肝有大毒，又名吹肚鱼。
此乃侯夷鱼，非《本草》所载河豚。
沈括所言侯夷鱼即《太平广记》之鯸鮧鱼，音同意同而字异。
其所言《本草》或指《唐本草》。
今日毒河豚《唐本草》记作“鯸鮐(tai)”，前述《康熙字典》已证。
《唐本草》所记“河豚”实为今日之“回鱼”。
于此，唐代之前河豚，其名实所指与今日河豚并非一物。
今日毒“河豚”一名用法始于宋代沈括《梦溪补笔谈.卷三》：“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
”这是今人所言“河豚”首次见诸文献，时为年间。
此前百馀年，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广记》尚无毒“河豚”用法。
大致自沈括之后，河豚之谓流行于世。
《宋史.张根传》：“母嗜河豚及蟹，母终，根不复食。
”张根为徽宗朝淮南转运使，后致仕还乡。
张根至孝，其母喜欢吃河豚及螃蟹，母殁，他终生不吃此二物。
吃河豚几则典故 1、《辍耕录.卷九》云：水之咸淡相交处产河豚。
无鳞颊，常怒其满腹。
形状殊不雅，然味极佳。
烹制不精，则能杀人。
所以东坡先生在资善堂与人谈河豚之美云：“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
”浙西惟江阴人尤其珍爱。
初春之时，必用河豚祭祀，然后作羹馐互相馈送以为礼。
河豚腹中腴脂，曰“乳”，堪比美妇。
拼死吃河豚流传颇广。
他为僧人惠崇画题诗《春江晓景》亦不忘河豚：“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另，其《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有“似开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句。
江鳐，北京人称之干贝，珍味。
本人打卤必泡发几粒干贝，其厚味妙用仅次于口蘑。
江鳐、河豚、荔枝，此三味于都算难得，苏学士是正经吃家子。
2、苏东坡喜食河豚，声称“据其味消得一死”。
而亦有数食其味不能死者。
宋代饶州有吴生者，夫妇和睦，家道富足。
一天，吴某大醉而归，到家倒头便睡。
其妻帮他解衣脱鞋，可巧吴生醉中打把势，一脚正踢妻子心窝，致其妻当即倒地而死，吴生酣睡根本不知。
其妻家亦大户。
娘家族人遂将吴生押送官府，诉称该女被吴生殴打致死。
此事无旁证，州县官不能断，便将该案上报朝廷。
吴生族人担心皇上敕令明正典刑处以斩立决，如此则牵连全体族人遭受耻辱。
他们便买通狱卒打算提前毒死吴生，以保全家族体面。
遂先后给吴生送了四次生河豚，吴生每餐必食尽，而竟然愈发健壮。
不久逢赦免令，吴生还家，子嗣甚旺，以八十高寿而终。
河豚烹制不熟尚能致人死亡，吴生四次生吃却毫发无恙，也算异数。
(参《太平广记.水族一》) 3、明嘉万间学者李诩，江阴县人。
江阴县乃产河豚重镇。
李诩说：“河豚，余家乡邑中人惯食之，余亦爱之。
近入城，闻听一家哭声甚哀。
问之，则以误食河豚之有毒者连死四人。
余从此遂不敢食。
遇宴饮，则每劝别人，世间甚多美味，省此一物无妨。
世称中毒者多饮秽物可以解之，此为戏谑，聊以劝解人勿食而已。
偶得宋陈止斋传良《戒河豚赋》，录之以表达余意。
” 陈止斋，名传良，字止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
其《戒河豚赋》颇长，本人仅择几句：“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
孰鱼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
曾谓其毙人亟兮，孽肝胆惨肠胃也。
人虽疑致死兮，馈者弗忌也。
”(《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该赋感叹凡食河豚者都知其有毒，而明知致命却仍无禁忌。
本人续他两句作答：“吁口腹之欲难忍兮，食色性也。
至死不移兮，而馋以性命两全也。
” 4、某外乡人到吴地，当地人请他吃河豚。
赴宴临行前，老婆孩子担心问：“万一中毒怎办?”该人答：“主人一番厚意怎可推却，况且我久闻河豚美味。
假若我不幸中毒，用粪汤儿一灌就全都吐出来了，不会有事。
”及至宴席，渔民说今夜刮风，未能捞到河豚。
一干人便改换菜肴，酣饮至夜。
该人醉归分辨不出家人。
老婆问他话，他干瞪两眼而不能答。
其妻大惧，急声曰：“吃河豚中毒矣。
”儿子赶紧于茅房取来粪汤儿，撬开嘴急灌若干。
良久该人酒醒，见家人忧心围在身旁便问她们缘由，其妻告知所以。
彼此讲明，方知大误。
(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九》) 前述李诩说食河豚中毒饮秽物属于戏谑之言，未必全对。
其法类似于现在的洗胃，令中毒者呕吐而解毒。
只是这位河豚没吃上却饱尝粪汤儿，病没得先吃了味苦药，冤甚。
5、江阴一带河豚以清江县为最，量丰而肥嫩。
此外武汉也产河豚，以汉口桥百年老店武鸣园远近驰名。
前，财政部长宋子文莅临武汉视察税务，地方大员每日相陪。
一天，宋部长忽然说汉口有家河豚老店想去尝尝。
当时在座诸位彼此相顾，谁也不敢搭腔。
宋知趣而言道：“我知道吃河豚谁也不敢请客。
”说完掏出一块钱：“算咱们自己吃自己吧。
” 部长发话了，于是一行人打道武鸣园。
武鸣园煮河豚是锅老汤，炉火不断天天滚开。
河豚上市煮河豚，季节不对则煮黄鳝、鮰鱼。
所以这锅老汤肴浆似雪，味浓鱼鲜。
宋部长平日自命体健如牛，食量甚宏。
他在作陪诸人赞美之下，顷刻间连吃三大碗，似仍意犹未尽。
回到上海后，宋子文盛赞武鸣园河豚之美。
后来财政部同人凡到武汉，必光顾武鸣园尝一餐河豚。
抗战开始不久，日军轰炸武汉，桥口一带受灾惨重，驰名湘鄂的百年老店武鸣园遂成瓦砾。
(参唐鲁孙《什锦拼盘》) 随机文章杨家将抗辽的故事网红区块链的应用领域有哪些，几乎能被运用到各行各业（未来可期）玄武岩超音速巡航导弹，苏联最强反舰导弹（号称美国航母杀手）盘点百度不能搜的十件事，超重口味挑战你的忍耐极限（千万别手贱）宇宙到底有没有尽头，如果有那么宇宙之外会是什么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满清八旗兵骑射尽废：从马背跌落的“北方狼族”
入关以后，士兵会不会沾染汉人习气?如何在占绝对优势的汉文化面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承?对此，皇太极十分忧虑。
尽管朝臣们曾多次进言，劝他改着汉服，但都被皇太极拒绝了，主要原因便是汉服不方便骑射。
不但自己不改汉服，统治者还强令天下男子都改着满洲人的服饰发型。
什么是的文化精髓?皇太极总结为：国语骑射。
从此，“国语骑射”与大清的国运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国之本。
国语指的是“满语”。
熟读史书的皇太极深知失落本民族语言，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
1634年他在上谕中说：“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它国之语也。
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
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
” 三十一年(1766年)的一天，看见十手中的折扇题着“兄镜泉”三个字。
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年方15岁的十一阿哥永所书。
“镜泉”二字乃是十一阿哥为自己取的别号。
看似一件小事，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
他告诫两个儿子，读书是为了讲求大义，切不可寻章琢句，沾染了汉人的习气。
他强调说，满人以国语骑射为本，绝不能效法汉人。
，终有一天满人要改变衣冠，更易旧俗，那可非同小可。
最后，他还命两位皇子把自己说的话贴在书房的墙上，以便时时提点言行。
这件事让尚年幼的十五阿哥永琰印象极深，以至于多年后他继承大统成为皇帝，仍然向大臣们提起此事。
为保住满洲人“国语骑射”的传统，清朝统治者们可谓。
入关后，清廷规定八至十八岁的八旗觉罗子弟(指的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必须入学学习满文。
同时，满人若想通过求得升迁，必考的一科就是翻译。
年间规定：满洲、蒙古考试能通汉文者，翻汉文一篇，未能通汉文，只作清字文一篇也能过关。
初年，则增设了翻译秀才、翻译举人、翻译进士三个层级。
这样满洲人凭着过硬的满语就可以谋得要职。
而皇帝干脆把满汉之间的界限缩小到能否骑射上：满洲若非此业，即成汉人。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恢复了古代狩猎制度，在河北建立了木兰围场。
每逢秋天便率领皇子皇孙，八旗子弟木兰围猎。
康熙帝本人也的确是精于骑射的个中高手。
晚年，他曾自豪地向臣子们历数一生获虎153只、熊12只、豹25只、猞猁2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3口……其余小兽不计其数。
他曾在一天之内就射杀了318只兔子，这是常人一辈子都不可能企及的数字。
干隆皇帝也效法祖父，年近八旬仍率领子孙到木兰围场狩猎，而且还打中三头鹿。
为了时刻提醒满洲人不忘国语骑射的根本，干隆十七年(1752年)，干隆皇帝在紫禁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校场和八旗校场立了训守冠服骑射碑。
碑上不但镌刻了皇太极关于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训令，还强调：“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
” 即便如此，入关仅仅百年，满洲人骑射的粗疏，就连一个初到清国的朝鲜使臣，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
干隆三十年(1765年)冬，35岁的洪大容终于随叔父洪率领的朝鲜使节团来到了北京。
来中国一直是洪大容的心愿。
他既想结交一些中国的名士宿儒，也想见识一下民风彪悍的满洲人骑射的本领。
第二年正月，当洪大容随叔父盛装朝拜过干隆皇帝后，刚好赶上东华门内举行的一场数百京中满人参加的射箭比赛。
本以为能一睹满洲武士骑射风采的洪大容却大跌眼镜。
他在游记《湛轩燕记》中记载了比赛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 射者虚胸实腹，高提后肘，姿势虽好，距离箭靶不过三十步，但极其才力，终未见一箭中的。
不惟不中，且歪横或出十步之外;其误发者，皆失色战栗，似有畏惧。
看过射箭表演后，大失所望的洪大容感慨道：“胡人长在骑射，而疏于如此，未可知也。
”事实上，干隆初期，干隆皇帝在一次武职人员的引见中就已发现，这些所谓的满洲武士“弓力软弱，发箭多不能及靶”。
干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又发现吏部从满洲子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一等内阁侍读学士中，竟有好几人“清语平常”。
满洲文武大臣觐见时，不能用满语与皇帝对答，满族官员在奏折中仅使用汉字，即便使用满语也文法不通、纰缪甚多……类似的记载在干隆朝的史书中俯拾皆是。
每每发现满洲人失去国语骑射的传统，干隆皇帝便痛心疾首。
他屡次申斥：“身系满洲，而清语如此，能不愧惧乎?”“清语不熟，致失满洲体制，必为回子哈萨克斯坦诸部所笑。
”“夫弃满洲之旧业，而功习汉文，以求附于文人学士，不知其所学者，并未造乎汉文堂奥，而反为汉人所窃笑也。
”爱耶?惧耶?对于汉文化，清朝的统治者们始终处在一种纠结的心情中。
一方面，他们对汉文化倾心仰慕，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惧湮没于汉文化的海洋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清一代官方的文化政策总是摇摆不定，自相矛盾。
刚刚还在告诫满洲子弟不可粗鄙无文，不读圣人之书，马上又警告满人不能效法汉风丢掉自身传统。
据干隆年间编纂的《清语易言》一书记载，清中期即便是生长在内城的满人孩子，从小也是先学汉语，长大入学后才开始学满语的。
满语在满洲人中已经失去了母语地位，它的衰落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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