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毒”一直是最恐怖的武器，毒到底杀了多少人？
古代的毒，都是纯天然的，很难得到提纯，就更不用说通过化学反应，生产出剧毒物了。
但是，那些的人，一直在想
【千问解读】
古代的毒，都是纯天然的，很难得到提纯，就更不用说通过化学反应，生产出剧毒物了。
但是，那些的人，一直在想办法搞出更毒的制剂，直到近代的工业革命，化学科学得到飞速发展，化工业得以诞生，由此带动的制毒水平大大提高，化学武器也就出现了。
普通人对古代毒物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武侠小说。
武侠作家金庸不但描绘了众多克敌制胜的绝世武功，还发明了许多杀人无形的逆天毒药。
在《》中令人肝肠欲断的情花之毒，可能是金庸小说中知名度最高的毒药。
情花生于绝情谷，“枝叶上生满小刺，花辦的颜色却是娇艳无比”。
不小心手指被刺扎了一下，就中了情花之毒。
中毒后，平时倒没有什么，唯有他想起之时，会觉得手指上刺损处突然剧痛，宛如胸口蓦地给人用大铁锤猛击了一下。
《飞狐外传》中出现的“七心海棠”号称天下最厉害、最可怕的毒药。
七星海棠的毒，“无色无臭，无影无踪，无法防备”。
唯一的好消息是：七心海棠很难养活。
正如毒手药王所言：“幸好这七心海棠难以培植，否则世上还有谁能得平安?” 毒手药王的关门弟子程灵素倒是有机缘养活了一株七星海棠。
不过，程灵素是将七星海棠当解药用的，一次救了师侄姜小铁，一次救了大侠苗人凤。
唯一的一次杀人，是在她死后，帮助师父清理门户，杀掉了慕容景岳和薛鹊，毒瞎了“毒手神枭”石万嗔。
在《笑傲江湖》里，有一个大魔教“日月神教”;这个魔教发明了一种阴损之极的毒药，就是“三尸脑神丹”。
这种药里有三种尸虫，“服食后一无异状，但到了每年端阳节午时，若不及时服用克制尸蟲的解药，尸虫便会脱伏而出。
一经入脑，服此药者行动便如鬼似妖，连父母妻子也会咬来吃了。
”日月神教利用三尸脑神丹的毒性来控制教徒，使之死心塌地地服从于他。
“七虫七花膏”这种毒药出自《倚天屠龙记》，以毒虫七种、毒花七种，捣烂煎熬而成。
王难姑的《毒经》记载，中毒者先感内脏麻痒，如七虫咬啮，然后眼前现斑斓彩色，奇丽变幻，如七花飞散。
这种毒药的厉害之处就是，其解药的配制方法有49种，变化异方又有63种。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除了极少数毒是与动物有关外，大部分毒药都来自天然植物。
毒药虽毒，但总能找到克制的办法，可以用一种植物来化解另一种植物的毒性，这种“中和”的思维，和现代的解毒办法有内在一致性。
对金庸来说，这种思维更多是传统哲学的体现：阴阳相生相克，万物才能和谐相处。
四川唐门真的存在吗?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除了金庸之外，近百年写武侠小说的名家，没有不提“四川唐门”的。
在这些小说中，四川唐门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下毒与喑器，让别的门派闻之胆寒。
最早提到唐门的，是一本非小说的武学名著，即当代技击名家、自然门三代祖师万赖声所著的《武术汇综》中记载：“又有操‘五毒神砂’者，乃铁砂以五毒练过，三年可成，打于人身，即中其毒，遍体麻木，不能动弹，挂破体肤，终生脓血不止，无药可医。
如四川唐大嫂即是!”有不少史学家考证，蜀中唐门、四川唐门、峡江唐门实指四川(今重庆)开县的唐家拳，这一门派以拳术和竹镖自成一系，从明末即流传至今。
最早的史实记载则在末年。
据唐家武学弟子李千禄《开县唐门考》记述，当时自陕入川后，开县城外老关嘴至南河一带，一些军士过南河到三中村砍甘蔗吃，与一守蔗林人发生口角，谁知此人虽是长工，但为唐门中人，他用锄头左钩右拦，不几回合便缴了几位军人的械。
落荒逃回的军士被总兵杖责，请来唐姓长工切磋武艺，不料，堂堂总兵竟不能敌。
总兵佩服之余，将其荐于八大王帐下，但此人不愿参军离家，于是被封了个地方武官。
现开县城郊富厚村就有该武师坟地，其墓碑上有封号可考。
清年间，开县唐门开始使用喑器——竹镖，时任掌门人唐天泰被聘为清官庭侍卫，曾与八卦掌创史人先生同朝当执。
各派武林高手共同探讨，优势互补。
唐氏掌门人告老还乡后回开县继续传授唐家拳术，湖北拳师余友智、余友福曾慕名来开县以武会友，互相切磋，更充实了唐门武术的内涵。
时期，四川省代主席基驻防万县，曾以募捐抗日为名设擂台，并请来开县唐门武师唐兴畅(排行老二，人称唐二)老师一比高下，刚一动手，教官即感不对，自己的大拇指竟莫名其妙地断了，方知遇到高人，当即拜服。
打擂期间，王陵基部的手枪营营长十分了得，与各武师交手，伤其多人，连连获胜，狂傲不已。
唐二老师的徒弟峨眉人张敬诚一时兴起，忘了师嘱，跳上台与之对阵。
营长因其背景强硬，出拳凶狠，处处阴招，招招损人，惹恼这位唐门徒弟，竟用唐门涮腿绝技将其铲死于台上。
王陵基护兵钦佩唐门武功，在其护送下，才逃回峨嵋老家。
故后“开县黄陵派”(唐门派)成了峨眉武术“五花”大派之首。
打擂结束，王陵基在万县设国术馆(武侠小说中称“唐家堡”)，请唐二老师及徒弟在万县设馆授徒，教他手下军官习武。
一时间，除王部官兵外，川东各县以及宣汉、万源等川东北地区皆有习唐门武术的人。
特别是1949年后，很多开县籍人员及王陵基部属在台湾省就成了唐门武功的传播者和宣传者，也因之被现代武侠小说作为原型写入书中，唐兴畅即“唐二”其名也被一些小说直接引用。
此后，“峡江唐门”“四川唐门”“蜀中唐门”等“替代”了开县唐门而声名远播，以致于“唐门”遍天下，而后知道“唐门即开县唐家拳”历史本源的人却寥寥无几。
实际上，四川唐门除拳术外，还会使用喑器，但不会用“毒”，并不是武侠小说中所说“唐门即毒门”。
唐门用“毒”一说，当属后来的武侠小说作家们虚构演绎而成。
那些被毒杀的皇帝 看过《神雕侠侣》的同学一定会记得杨过中了情花之毒后是怎么解毒的，那就是用断肠草以毒攻毒。
断肠草原来是葫蔓藤科植物葫蔓藤，根本不是如书中说的那样是小草，而是一年生的藤本植物。
其主要的毒性物质是葫蔓藤碱，一般的解毒方法是洗胃，服碳灰，再用碱水和催吐剂，洗胃后用绿豆、金银花和甘草急煎后服用可解毒。
中国一直是医药学大国，从远古时代就有很多关于草药的记载，其中也包括很多厉害的毒药。
主要记载的有：断肠草、雷公藤、一钩吻、鸩酒、砒石、鹤顶红、番木鳖、夹竹桃、天然砒霜、乌头、见血封喉又名毒箭树、雪上一枝蒿、奎宁、情花等。
比较特别的是鹤顶红，鹤有鹤肉、鹤骨和鹤脑可入药，但都无毒，而且都是滋补增益的药。
鹤顶红其实是红信石。
红信石就是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加工以后就是著名的砒霜。
“鹤顶红”不过是古代对砒霜的一个隐晦说法而已。
砷进入人体后，会和蛋白质的硫基结合，使蛋白质变性失去活性，可以阻断细胞内氧化供能的途径，使人快速缺少三磷酸腺苷供能死亡。
用这种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毒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浪漫了。
事实上，在古代的宫廷斗争中，下毒是一种常用的害人手段。
古人投毒，一点都不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那样诡秘莫测，方法无外乎是把毒药放到酒中或者食物中而已，让毒药进入胃部发挥作用。
在中国几百个大小皇帝中，第一位直接被毒杀的皇帝，是汉平帝。
刘衍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原名刘箕子，即位后易名。
《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在驾崩后，太皇王政君主持大政，把受宠幸的大司马撤职，其职位由新都侯取代。
当年9月，刘衍被迎立为皇帝。
刘衍当皇帝的时候，只有9岁，按照今天的标准，他还在读小学三年级。
王政君是王莽的姑妈，她将自家侄子捧上高位，给日后王莽埋下了祸根。
王莽投毒一事见于《》，在《汉纪二十八·孝平皇帝下》中有这样的文字：“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
”刘衍中毒发病后，气常上逆，说不出话来，最后连遗诏都未能留下。
毒酒古称“鸩酒”。
据清陈士铎《辨证录·中毒门》记载，鸩是一种毒鸟，主要吃毒蛇、毒蝎，体内因此聚积了毒素。
将鸩的粪便放进酒中，酒即产生了毒性，便制成鸩酒。
到后来，鸩酒的配法不再局限于用鸩禽粪便配制，可放入酒中杀人的毒药太多了，“鸩酒”成了毒酒的通称。
如汉平帝这般遭鸩弒的皇帝并不少见，如被用鸩酒毒杀，李祝被后梁开国皇帝用鸩酒弄死。
当然，最刺激的投毒案则发生在西晋，宫廷斗争中对毒药的使用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西晋第二位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弱智皇帝”。
弱智到什么程度呢;有年遇饥荒，老百姓没粮吃，饿死了很多人，他竟然反问道：“何不食肉糜?”司马衷15岁那年，皇帝给他娶了媳妇，选定勋臣的长女为太子妃。
又黑又矮，极丑，最糟糕的是人品不好，妒暴酷虐。
贾南风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倒让谢夫人抢先给司马衷生了长子司马通，并被立为太子。
贾南风在有了自己的儿子后，便让弱智皇帝废掉了司马通。
她，对幽禁中的司马通仍不放心，决意干掉废太子，遂找“情夫”、太医令程据密谋。
程是制毒专家，他用巴豆制成毒药“巴豆杏子丸”，让手下孙虑带到，去毒杀司马通。
司马通早有预防，怕人投毒，每天都是自己煮饭。
见投毒不成，孙虑直接逼太子把毒丸服下。
司马通不服，孙虑便趁其上厕所之际，从身后用很重的药杵将22岁的司马通敲杀。
也许是报应，贾南风不久也被毒杀了。
贾南风的行为引发朝野共愤，在“”中，她被赵王矫诏逼喝金屑酒而死——金屑酒，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毒酒，但放的不是毒药，而是金子碎屑。
司马伦搞死贾南风后，晋室更乱了，他竟然逼傻皇帝司马衷禅让，自己当了皇帝。
如此一来，其他兄弟不干了，谁不想当皇帝?司马伦只得退位，让司马衷继续当皇帝。
最后，司马衷被东海王司马越用牛车接回了旧都洛阳，但半年后便死了。
司马衷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仅四个字，“食饼中毒”。
那么是谁投的毒;史书无确切的答案，最大的嫌疑人是司马越。
现代化学发展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古代的投毒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中毒者往往不是当时死亡，古代的毒药，大多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在现代化学工业出现之前，这种原始的提取很难获得一定的纯度。
因此，古代的毒药就称不上是“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是纯粹现代的概念，它是以化学工业为基础的。
化学武器是通过爆炸的方式(比如炸弹、炮弹或导弹)释放有毒化学品或称化学战剂。
化学武器通过包括窒息、神经损伤、血中毒和起水疱在内的令人恐怖的反应杀伤人类。
化学武器素有“无声杀手”之称。
它包括装有各种化学毒剂的化学炮弹、导弹和化学地雷、飞機布洒器、毒烟施放器以及某些二元化学炮弹等。
战争中使用毒物杀伤对方力量、牵制和扰乱对方军事行动的有毒物质统称为化学战剂或简称毒剂。
化学弹药应用于各种兵器，如步枪、各型火炮、火箭或导弹发射架、飞机等，将毒剂施放至空间或地面，造成一定的浓度或密度从而发挥其战斗作用。
因此，化学战剂、化学弹药及其施放器材合称为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大规模使用始于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用的毒剂有氯气、光气、双光气、氯化苦、二苯氯肿、氢氰酸、芥子气等多达40余种，毒剂用量达12万吨，伤亡人数约130万，占战争伤亡总人数的4.6%。
以大家熟悉的氯气为例，就能很好地说明化学武器与传统毒药的区别。
自然界中虽然也有氯这种成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却并不知道它，更没法获得它。
氯气的发现应归功于瑞典化学家舍勒。
1774年，当时他正在研究软锰矿(二氧化锰)。
当他使软锰矿与浓盐酸混合并加热时，产生了一种黃绿色的气体，这种气体的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使舍勒感到极为难受。
舍勒制备出氯气以后，把它溶解在水里，发现这种水溶液对纸张、蔬菜和花都具有永久性的漂白作用;他还发现氯气能与金属或金属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
1810年，许多科学家先后对这种气体的性质进行了研究。
这期间，氯气一直被当作一种化合物。
直到1810年，戴维经过大量实验研究，才确认这种气体是由一种化学元素组成的物质。
如果没有现代化学的发展，人们就很难发现这种剧毒物质，而等化学工业越来越成熟，人们就可以大量制造它。
最终，科学的发展体现了它的双面性：氯既可以用来漂白，也可以用来杀人。
化学武器终于诞生了，人类历史翻开了可怕的一页。
随着近代化学的发展，人类可以合成一些对人体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毒性气体或毒性合成物。
“化学”的基本含义，就是合成。
那些化学合成物的毒性，远远高于传统社会的任何毒草。
近代以来，最早提议将毒气应用于战争的是美国，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毒气类化学武器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注意。
1861年的一份美国报纸报道说：众所周知，有些化学武器是如此之毒，以至于空气中如果充满毒气，人根本就无法待在那里，将毒气填装进具有非凡能力的大炮弹里，必须快速地扔出去。
1862年，纽约一名教师直接给总统写信，他建议使用液氯窒息性气体装填重型炮弹，以毒死战壕里的敌人。
不过这个提议因为过于挑战人们的底线而从未被采纳，但是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由此进入了各国军方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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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八旗制度”的进展史，清朝的八旗制度是什么？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整顿编制，分别以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为首领。
初置黄、白、红、蓝4色旗，编成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旗，八旗之制确立。
满洲(女真)社会实行，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努尔哈赤遂于天命年间始设蒙古旗，至天聪九年(1635年)编成蒙古八旗。
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先编一汉军旗，至崇德七年(1642年)完成汉军八旗的编制。
合称八旗，统率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的制度臻于完善。
入关前，八旗中的正黄、镶黄两旗由汗王()直接统领，其它6旗分别由汗王的子侄统领。
八年(1651年)死，顺治帝亲政，收多尔衮所辖的正白旗归皇帝统领，于是形成了上三旗与下五旗。
清入关伊始，为加强军事防御，分别令八旗兵在京师与各地驻防，直至18世纪中叶，八旗营区终于系统地分布于全国的军事要地，实行永久性的驻扎。
入关伊始，清廷即采取了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圈占民人的大批良田划归旗人;豁免旗人的税赋与劳役。
优惠政策造成了旗人的颓废和寄生性，致使其后代骑射荒废，甚至出现“生计”问题。
历史沿革 八旗起源 八旗制度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
结伴而行的狩猎活动因人数增多而需统一指挥，其指挥者称为牛录额真，这个多人集体即称为牛录。
女真人在对外防御与征伐过程中采取了以牛录额真统领牛录的组织形式，从而牛录组织具有了军事职能。
为便于统一指挥大规模的围猎或作战，需将若干个牛录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以旗帜为标志作导引而不使方位错乱。
旗帜在满语中称为“固山”，因而这个高于牛录的最大的单位即称为固山，汉语称“旗”。
制度确立 万历十二年(1584年)，出身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兴兵，以黑旗为帜。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建州三卫的统一，统治人丁也不断增多，努尔哈赤另设红旗军亲领，将黑旗军交由胞弟舒尔哈齐指挥。
明万历二十一年(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规定300人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为一固山，分别以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为首领，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州已经吞并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也多有归附。
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努尔哈赤的军队已不下五六万人。
因此，努尔哈赤于该年将红白黑三旗及所领牛录析设为八个旗：原红旗分为正黄、镶黄二旗;原白旗分为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原黑旗分为正红、镶红、镶蓝三旗。
正四旗旗帜为纯色四方形，龙首朝后;镶四旗旗帜为五边形，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龙首朝前。
当时各旗的旗主分别是：正黄旗主和镶黄旗主努尔哈赤、正红旗主和镶红旗主、正白旗主皇太极、镶白旗主杜度、正蓝旗主、镶蓝旗主阿敏。
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满洲(女真)社会实行八旗制度，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八旗扩充 连年的战争，使这支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子弟获得了不少利益。
他们在统一女真各部落，以及同统治者争夺天下的战争中，获得了上百万人口、牲畜、甲仗、兵器，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宝。
努尔哈赤当时仿照明朝的官职，对作战有功之臣分别授与不同的官衔，统兵辖民，并根据贡献的大小，赐与大量的人畜财帛，供其享用。
不少官将还领受敕书，子孙后代永远袭职。
这样，就使满洲的八旗子弟在进关之前即已形成了一个贵族阶层，享受着特殊待遇。
八旗蒙古 努尔哈赤、皇太极势力增大后，把征服的人也编入旗内，统归八旗管辖，被称为八旗蒙古。
后金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努尔哈赤把征服的蒙古族人编成五个"牛录"，隶属于八旗满洲。
八旗组织中蒙古旗与汉军旗的建立比满洲旗稍晚。
清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年)，已有蒙古二旗的记载，称为左右二营。
清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年)，改称左翼兵和右翼兵。
清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在征服察哈尔蒙古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编审，正式编组为若干蒙古牛录分属八旗。
至此，八旗蒙古出现了。
[5] 八旗汉军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大量汉人被掠为奴，编入八旗满洲之内，成为家内奴或拖克索(农庄)内从事生产的奴仆。
同时，为扩大兵源，从为奴的汉人中抽出一些壮丁(规定每20人抽一人当兵)，其所需马匹器械由20名汉人共同出钱购买。
其壮丁家为汉军户，对汉军户有优厚待遇，比如，可以全家迁入努尔哈赤所在的城中居住，以示信任。
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不再把被征服地区的汉人编入满洲八旗人家为奴，编庄别居，减少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对这些汉人，由投降过来的原明朝官员或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
清皇太极天聪五年(1631年)，创建时汉军单独编为一旗(一说天聪七年)。
清皇太极崇德二年(1637年)分汉军为二旗，旗色玄青，四年分二旗官兵为四旗。
清皇太极崇德七年(1642年)，把汉军扩为八旗。
至此，八旗汉军正式出现，成为三军之一。
所使用的旗帜和满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
至此，满洲、蒙古、汉军各为八旗的制度臻于完善。
八旗改色 清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为名正言顺及巩固权力，将、二人统领的正黄、镶黄二旗改色为正白旗与镶白旗，而将自己亲领的原正白旗改色为正黄旗，又夺取杜度的原镶白旗主之位，交由长子担任，改色为镶黄旗。
皇太极首先在每旗仍设管理旗务大臣一名，也即固山额真，职责是“总理一切事务”。
分散了主旗贝勒的权力，降低了他们的自主性。
清皇太极天聪四年(1630年)，阿敏获罪 ，被罢官幽禁后，由他弟弟济尔哈朗为镶蓝旗旗主。
清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取消了四并坐的仪式，改为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提高了皇太极的地位。
清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意图谋反事败遭诛，该旗由皇太极所得，皇太极将其与自己亲领的正黄旗混编重组，成为新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并从中分出8个牛录给予豪格统领的原镶黄旗，又再次将其改色为正蓝旗。
清顺治五年(1648年)，豪格因1643年的继位之争被摄政王多尔衮陷害下狱暴亡，正蓝旗又为多尔衮所得，多尔衮将其与自己统领的正白旗混编重组，成为新的正白旗和镶白旗，将胞弟多铎统领的原镶白旗改色为正蓝旗。
此后八旗旗色再未变化。
上下之分 八旗本无高低之分。
清军入关前，八旗中的正黄、镶黄两旗由汗王(皇帝)直接统领，其它6旗分别由汗王的子侄统领。
惟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人。
镶黄旗内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其他宗室。
稍后，皇权进一步加强，正黄旗与正白旗又归皇帝统属。
入关以后，宗室王公皆分隶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五旗，皇子分府全部拨入这五旗。
再无入正黄与正白旗的人。
如此始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
实际上，上三旗与下五旗只是相对于包衣佐领而言的，而与皇族和普通旗人无关。
皇室管家内务府三旗的包衣佐领，主要服务于宫廷。
下五旗亦设包衣佐领，皆为王府所属，各随其主之旗。
清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顺治开始亲政。
他为了加强对八旗掌控，亲自统领了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这样由皇帝控制的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掌控的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终清未改。
上三旗较下五旗为崇，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王、贝勒对各旗的控制，严格区分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领(俗称外佐领)和府属佐领(俗称内佐领)的隶属关系。
下五旗中的主要部分旗分佐领，实际上也由皇帝直接控制。
诸王及贝勒仅能控制其府属佐领。
又以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
镶黄旗又称头旗。
全国驻防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顺治帝将首都从盛京迁到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兵原则，将八旗精锐半数驻于京城，是为禁旅。
同时亦不忽视对对广大地方的控制，在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派遣八旗长期驻守，以控扼京师以外所有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是为驻防。
主要形成以下几条驻防线：运河驻防线(京师、德州、京口、杭州)、黄河驻防线(德州、开封、西安)、长江驻防线(江宁、京口、荆州、成都)、东南沿海驻防线(杭州、福州、广州)、此外还有京畿驻防线、关外驻防线、塞外蒙古编旗驻防及甘肃新疆驻防线等等——清廷根据旗民分治的原则，在驻防地为旗人筑城别居，或者在城内划出一角令旗人居住，通常称之为“满城”。
末年(1722年)，全国已设驻防将军11名，即西安、江宁、杭州、京口、福州、广州、荆州、右卫，以及盛京、吉林和黑龙江。
雍正朝添设2名：青州、宁夏。
朝对八旗驻防有较大调整，增绥远城、伊犁、成都共3名，裁撤京口、青州和右卫3名，总数为13名。
另有察哈尔都统，以及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于乌鲁木齐增设的一名都统。
这样一支不仅常驻于边疆，而且常驻于腹里内地的制度化的武装力量为历朝所未有，是满洲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主要工具。
而它所监视、控制的主要对象则是绿营。
直至18世纪中叶，八旗营区终于系统地分布于全国的军事要地，实行永久性的驻扎。
走向衰落 清代编入八旗的“旗人”与不在旗的民人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
入关伊始，清廷即采取了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圈占民人的大批良田划归旗人;豁免旗人的税赋与劳役。
优惠政策造成了旗人的颓废和寄生性，致使其后代骑射荒废，甚至出现“生计”问题。
俄罗斯佐领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对俄胜利，沙俄侵略军中有101被押至北京。
康熙年间，八旗满洲佐领的标准丁额为100人。
在北京的俄罗斯人达到百人，正好符合编设一个佐领的条件。
公元1685年，清政府发布了命令，这些阿尔巴津人被编在了负责保卫京畿的八旗兵的镶黄旗中，为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东直门外的胡家园胡同。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俘虏中的军官分别赐予了四品至七品的官衔，同时像对其他满人一样，赐予了他们房屋、土地，并隔一定时间给予津贴补助，并且将步军统领衙门里的女犯赐予他们为妻。
高丽佐领 明末清初部分朝鲜人通过强行迁入和自行迁入两种方式迁入到中国东北境内，强行迁入的主要是战争中被俘虏的朝鲜兵。
迁入中国的朝鲜人，有一部分被编入了八旗，其中43姓被载入在满洲民族认同上具有法律效用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被编入满洲八旗的朝鲜43姓，在旗籍上，主要分布在除了镶黄旗和镶白旗的满洲各旗中。
初归满洲的朝鲜人的首领头目一般授予通事官,随着朝鲜姓氏逐渐融入满洲，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机构，从部院衙署到军旅，从文职到武职，都有朝鲜人任职掌权。
在八旗佐领编制上，纳入满洲的朝鲜43姓分别被编入八旗满洲旗分佐领和包衣佐领内，或专置朝鲜佐领、高丽佐领，或散编其它佐领内，多数人被编在包衣佐领内。
专置的朝鲜佐领和高丽佐领共有八个，其中朝鲜佐领六个，高丽佐领两个。
朝鲜43姓在编入满洲八旗之后，参与了后金(大清)的各项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满洲关系密切。
他们在后金(大清)与朝鲜的交往中充当通事官，参加了后金(大清)的一系列战争，新达理家族和韩云家族世代为官，为清王朝提供各式效力人才。
他们为后金(清)新兴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满洲贵族的信赖和认可。
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
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亲王、郡王和贝勒们"逗留观望。
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 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
在平定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
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大小金川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
乾隆中期以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生活日益奢靡，庞大的官僚机构愈加腐败。
那些贵族上层已形成颓风难挽的局面。
到了清代末叶，那些八旗子弟已完全成为寄生虫。
发展到贩卖人口，当卖军中的盔甲器械。
大量正身旗人下降为佃户，甚至沦为流民、痞棍和无赖。
清末，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
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
成立之后旗人特权被废除，失去了经济来源又不会生产劳动的旗人多穷困潦倒甚至男盗女娼。
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它既是清王朝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使清王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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