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他曾经的心腹为什么不拥立他的儿子称帝？

可以说，没有1004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

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笔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

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

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真宗所立七条，均是廉政之举。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的好年景时，岁入是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

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相比，更是稀少。

田赋改革 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开封府所属的17个县都遭遇了大旱。

当时主持开封府工作的正是宋真宗。

那时的宋真宗很想做出一些成绩。

看到天气大旱，百姓艰难，他就大发慈悲地把这17个县的田赋都免掉了，并且上报了。

可是不久，就有人告了他一状，说下面的旱灾没那么严重，这么做纯粹就是收买人心。

宋太宗原本就是个多疑的人。

活着的时候失去权力，那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所以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立马派人下去调查。

宋太宗有九个儿子，未必只有三子可以继任。

其中有一个官员是这样说的，有几个县的灾情，比开封府上报的要严重的多，开封府对这些县的田赋，减免的还远远不够。

他的举动使当时那位惶恐的赵恒非常感动，最终他是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

这位官员就是王钦若，投机眼光独到。

做了的宋真宗没有忘记他，上任不久就把王钦若调到京城总部任职(三司判官)。

王钦若有个同事叫毋宾古。

他有一次对王钦若说，各地种田的人，拖延了大量未缴的田赋，有的已拖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年积一年，老百姓根本没有能力偿还。

可是因为账上挂着，基层当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并且借机勒索，这都成了一大社会问题。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王钦若听了后，立即安排手下人，将这一方面的有关数字统计清楚，并且抢先一步，向宋真宗递上了毋宾古打算递的这么一份报告。

宋真宗看了报告，于是急召王钦若商量此事。

公元998年5月(咸平元年4月)，宋真宗下令，凡是远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

三年后，宋真宗还亲自审问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又释放了2600多人。

老百姓纷纷称赞宋真宗，这一来，他对王钦若的印象就更好了。

除此之外，宋真宗还办了不少实事。

如四川地区贴钱贬值，他得知后，立即下令调高折算比率。

同时减少了大量服杂役的人，连他自己家族里所用的丝织品也进行了削减。

减免赋役 咸平元年，时任度支判官毋宾古向王钦若提到：“自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数量很多，百姓无力缴纳，但是官员经常去催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上奏圣上免去这些赋税”。

王钦若听到立即命人统计好有关数据，抢在毋宾古之前向真宗上奏要求免除这些赋税。

真宗看到奏折后大惊，说：“先帝怎么没想到这么做呢?”钦若回答：“先帝当然知道这么做，只是留给陛下用来收天下人之心罢了”。

宋真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实施。

宋真宗在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下令，凡往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除。

而因为欠税被抓进监狱的人，也一律释放。

并且让各地认真核查落实，最后统计结果，共免除各处各地赋税一千余万贯石匹两等，共释放在押囚犯三千余人。

又在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亲自审问因拖欠官府钱财而被捕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共释放2600余人，免除债务达260万。

并让有关部门重新审问有关拖欠政府钱物档案，凡有冤屈的重新处理。

后宋真宗多次下诏要求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用以赈灾和其他用途。

如咸平四年闰月十八日，河北发生饥荒，减免赋役，并发粮食以赈灾。

另外下令减少服徭役的人数，根据咸平四年统计，此次共减少195,802人。

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大批宫女等。

农业发展 宋真宗本人对农业十分重视。

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官衔上一律加上“劝农使”或者“劝农”等字，鼓励农民努力务农。

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农田敕》这部农业法规，以此规范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各种事项，并在后面很长时间内一直沿用。

同时，大量印刷各种农业书籍分发给各地方官，让他们认识农事，并大力在推广高产作物占城稻。

亩产量从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更是高达5、6石(379800克-455760克)。

垦田数目提升到524，758，432宋亩，突破唐代5亿亩的最高值。

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诏废除农具税。

并且在东封西祀时，宋真宗也坚持不征调农民服徭役而用军兵，也要求随行人员不得践踏庄稼。

除此之外，宋真宗十分讨厌浪费粮食，多次下诏禁止丢弃粮食，并威胁“违者治罪”。

平抑粮价 同年，宋真宗下令在全国推广“常平仓”制度，常平仓起源战国李悝平籴法，有储量备荒和稳定物价的功能，宋真宗时政府规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垫资购粮，以每户一石计，设仓储存，一旦遇到粮食价格上涨就减价卖给平民，达到平抑粮价的效果。

另外设有专人管理，出陈如新，防止粮食腐烂。

常平仓制度对于灾年帮助平民渡过难关，稳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增加征榷 宋真宗政府对所征收各种禁榷和商税作了严密的规定，每个商业税征收点(税场)都立了一个原始的定额称为“祖额”，一个按实收数确立的定额称为“近期”。

每届和每年都会对比，以此来奖惩官员。

宋真宗时期规定所带的是商业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类税在至道三年(997年)仅有121万贯，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涨至901万贯，增加6培有余。

同时政府规定各地应向中央缴纳那种物资的数额，使中央财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灾变时规定执行不是很严格并会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时候遇到蝗灾。

真宗下令成立详定茶法所，修订税法，否决三说、四说法，并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决策。

耕种技术 在宋朝的北边有一个比宋建国还早的。

在宋真宗上任前，两国之间已有多次较量。

给人的感觉是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

不过，总体看来，宋朝逐渐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

与历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统王朝不同，北宋的北边没有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屏障，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陕西、河北北部一带)自五代割让契丹以来经后汉、后周直至北宋均未能收复，这就使得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朝的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唐末五代时中原就已经丧失产马地，无法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为了抵御辽国骑兵，宋真宗大量地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称为“塘泊”，使其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形成有河网、沟壕、水田、淀泊组成的“水长城”。

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

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

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

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起用老将威慑武将。

他还亲自选拔，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

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真宗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

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

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

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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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为蒙古的汴梁长官后仍然劣迹斑斑，让城内的军民怨声沸腾。

早已对蒙古心怀不满的部分旧金国降蒙将领以李伯渊为首，趁宋军入中原之机发动兵变，杀死崔立。

之后李伯渊等向全子才军投降。

公元1234年，即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如此梦幻般地实现了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

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了，曾经超过百万的人口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

到处都是一片残垣断壁，破败的尸体和森森的白骨更是随处可见，城中没有丝毫的生气。

十五天之后的七月二十，赵葵率淮东兵五万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

收复汴京的消息传回，整个南宋的朝廷几乎都沸腾了，到处是一片贺喜之声，地给官员们升官，统帅赵范进封东京留守，前线总指挥赵葵进封南京留守，全子才进封西京留守。

宋理宗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坐镇后方的赵范快点去汴京，要赵葵和全子才快点把西京洛阳收复了。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理宗感到自己即将成为中兴之主，却没想到蒙古铁骑已经在洛阳悄悄地等待宋军了。

初入中原 公元1234年六月，宋理宗命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直趋汴京，命赵葵率五万主力军作为后继，将赵范任命为两淮制置大使，驻军光州、黄州间负责接应。

又因史嵩之始终反对出兵，所以宋理宗就不用京湖兵，只用淮西兵，但要求史嵩之负责为淮西军供应粮草。

六月十二日，全子才从庐州(今安徽合肥)正式出发，六天后渡过淮河进入敌境，由于蒙古大军已经撤离，中原百姓又死伤殆尽，因此宋军如入无人之境，连活人都没看到几个。

渡过淮河之后，全子才军于二十二日到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区附近)。

城父本是大城，在北宋时号称小东京(也就是小开封，可见其昔日的繁华)，此时只有十余处民居。

二十四日，全子才军到达毫州，毫州残破到只有七名士兵守城，一见宋军便投降了，这是宋军端平入洛的第一个战果。

六月末，全子才收复了的发迹之地——南京应天府。

蒙古将塔察儿早就闻报宋军北进，便率所部蒙古兵退到黄河以北，故意示宋军以弱，以引诱宋军深入。

过河之前，蒙古人还动用了这一招：把黄河南岸的河堤掘开，放河水到淮河一带。

(当时黄河改道，由苏北入海。

)两淮一带顿时大片的土地变成水泽沼泽，严重地干扰了宋军的行军，许多地方水深到腰部，一些地方甚至涨到宋军士兵的脖子高。

不仅如此，宋军的后勤补给线被严重破坏，运粮队得绕一个圈子才能抵达河南境内，给后面的兵败埋下了伏笔。

两淮一带的百姓更是了。

全子才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军，于七月初二到达汴京城东扎营。

无粮入洛 全子才虽然于七月初五就占领了汴京，却一直无法展开军事行动。

蒙古人对中原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而两淮的运粮队陷入黄河泥潭，简直寸步难移。

赵葵到了汴京后，便指责全子才没有继续西进攻取洛阳。

求功心切的赵葵一面派人去催军粮，一面把汴京的军粮先集中给部分兵力，让这部分兵力分到5天的粮食，而后让其先直扑洛阳。

而其他留在汴京的部队，等军粮运到汴京后，再出发前往洛阳。

于是，宋军前往洛阳的军队，便变成了分批投入，给了蒙古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由于赵葵对全子才没有进兵的不满，他改任他手下的徐敏子为前锋部队的监军，将全子才留在汴京。

前锋部队共1万3千人。

之后，由杨义指挥原全子才部的淮西兵以及其他部队作为第二梯队在得到军粮后前进去洛阳。

部队拿到粮食之后，都纷纷叫嚷军粮太少，赵葵却仍然强行命令各军出发。

不得已之下，徐敏子命令前锋所部的1万3千宋军，把5日军粮留作7日来食用，于七月二十一日，也即赵葵到达汴京的第二天起程前往洛阳。

回过头来看蒙古军。

在听知北伐之后，蒙古人虽然放弃洛阳渡过黄河到达黄河以北，但是在洛阳、孟津、潼关等大片地方却留下不少的蒙古骑兵哨骑侦察宋军动向，在宋军前锋离开汴京前往洛阳之后，塔察儿命令部将再次渡过黄河，到洛阳东边的龙门地区埋伏，并准备在故意放过宋军第一梯队进入洛阳城后，才突袭宋军第二梯队，把洛阳和汴京的宋军切断，然后再各个击破。

七月二十六日晚，宋军前锋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率200宋军抵达洛阳，洛阳居民上千人登上城墙欢迎宋军收复西京洛阳。

七月二十七日，宋军进入洛阳。

七月二十八日，宋军第一梯队1万3千人全部进入洛阳城。

同日，把5日军粮分成8天吃的宋军粮尽，而洛阳残破无法补给。

宋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龙门之战 七月二十九日，宋将杨义率领的第二梯队1.5万人，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行军后，抵达洛阳城郊的龙门镇。

杨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蒙古军的伏击圈，命令全军就地休憩。

宋军官兵刚刚坐下来准备开饭，附近的山顶上立起了两把红、黄大伞。

蒙古骑兵顿时从四处疾驰而来，在其主将刘亨安的带领下，击杀宋军。

宋兵以弓弩手为主，在这猝不及防的攻击中根本来不及列阵，刘亨安又横槊冲突于宋军中，致使宋军全军大溃。

大部分人被拥入洛水溺死，只有主将杨义和少部分斥候逃入到洛阳城中。

龙门之战，是一场典型的蒙古骑兵伏击战。

宋军第二梯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洛阳城里的第一梯队遭到孤立，“在洛之师，闻而夺气。

” 洛东之战 龙门之战后，蒙古趁机逼近，前锋到洛阳城下扎寨。

宋军无援无粮，而洛阳城大人少，守城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监军徐敏子决定趁着蒙军主力未到，突围回师。

洛阳的宋军一面袭击蒙军前锋掩护宋军主力的行动，一面于八月初一渡过洛河，背水列阵。

八月初一，蒙古军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冲击宋军阵营。

宋军作战顽强，屡次击退蒙古军。

双方胜负相当。

八月初二，蒙古军以步兵执盾牌前进，把宋军的阵势切断成三部分，再以骑兵冲击。

宋军则以步兵大阵为依托，战至中午，杀敌400余，夺得盾牌300多面，再次击退蒙军的攻势。

尽管宋军在正面战斗中不落下风，但这个时候已经断粮四天了，形势非常不妙。

徐敏子认为东面蒙军是主力，于是率宋军向南方突围。

蒙军知道宋军突围后，以骑射手在后面追杀。

宋军的绝大多数是步兵，惨状不用细想也知道了，纷纷被杀死在逃跑的路上，一批战将几乎全部战死，最后只有徐敏子带同300步兵，吃了9天树叶树皮之类的东西，最终幸运地逃回了光州。

罪己待战 宋军在洛阳溃败的消息传到汴京后，赵葵和全子才知道大事不好，商量了半天还是认为只有撤军才最保险。

否则在洛阳和河北的蒙古大军一旦合围，汴京宋军的下场可想而知。

随即召集部队整装出发。

由于在撤退之前，他们没跟士兵们交代清楚，所以士兵们都以为是去增援洛阳，结果出城之后才发现是往回走，顿时人心大乱，其实这个时候蒙古大军还没有到。

宋军在撤军途中极无纪律，致使后军溃散，全部辎重遗弃在了中原。

由于赵范在开战不久后便反悔，宋军此次共出动6万人，结果是丧失近半、寸土未得。

这给了宋理宗一记十足的闷棍。

他首先处理了主战官员与将领：赵葵、全子才官阶各削一秩;徐敏子削三秩、放罢;杨义等停职。

(兄弟与全子才后来又回到宋蒙前线，犯下了比端平入洛时更大的错误。

)又知道自己估计不足在先，只将史嵩之改职为刑部尚书。

其次，宋理宗下达罪己诏。

他骂自己“朕以寡德”，承认“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村，胳胔相望，是皆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

“托予小子不替上帝名，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于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

”“斩桑伐枣破屋流离之状，朕既不得见;慈父幼子寡妇哭泣之声，朕亦不得闻。

”表示要“下诏以陈轮台之悔，益申儆于边防。

” 最后，宋理宗的对外态度发生了大转变。

端平入洛的失败给了他很沉重的打击，先前一度高涨的热情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保守，并且贯穿在他之后的朝政中。

虽然隆兴北伐失利，还是和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在治理内政上也颇有作为。

宋理宗则是这次挫折后再也没有打起精神，余玠之死、之叛等等南宋灭亡的种子就是在宋理宗的后期埋下的。

端平入洛后，宋蒙的联盟已经公开破裂。

就在同年年底，蒙古使者王檝来到临安，谴责宋廷“败盟”。

次年，发动了全面侵宋战争。

可以说，端平入洛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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