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过年如何放假？包拯曾上书将7天假缩为5天
以前过年放七天假，初一放假，初八上班;现在还是七天假期，不过在放假时间和上班时间上均提前一天：放假，初七上班。
这样一改，在外地工作的上班族才
【千问解读】
以前过年放七天假，初一放假，初八上班;现在还是七天假期，不过在放假时间和上班时间上均提前一天：放假，初七上班。
这样一改，在外地工作的上班族才有可能及时返家，赶在除夕跟家人吃一顿团圆饭，比大年初一才放假合理多了。
人是怎样放假的呢? 令人称奇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宋朝的新年假期竟然跟今天一样，也是放假七天。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自即位以后，到退位以前，历年元日()均给七天长假。
除此之外，每逢冬至与寒食，同样也是七天假期。
至于、重阳、、等节日，最多只有三天假期，甚至缩减为一天假期。
也就是说，宋朝每年长达七天的假日只有三个，即元日、冬至与寒食。
现在的老百姓喜欢将七天长假与五天假期称为“大黄金周”，将三天假期称为“小黄金周”。
照此说法，宋朝人每年通常能享受到三个“大黄金周”，也就是“元日黄金周”“冬至黄金周”和“寒食黄金周”。
但七天长假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正如现代政府对传统节假日的安排会有所变动一样，大宋朝廷也曾经调整新年假期。
宋人庞元英在其著作《文昌杂录》中写道：为三司使，上言：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
请令后，只给假五日，自此始也。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宋仁宗在位时，他当过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主管全国的财政收支与盐铁专卖，工作繁忙，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恨不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变成一年五百天，别人欢迎放假，他这样的大忙人却不欢迎，所以他上书仁宗，将七天长假掐头去尾，缩短为五天假期。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包拯那样勤于公事。
七天假期改为五天以后，绝大多数官员都非常不满，一到过年的时候，他们不是提前请假，就是借故拖延上班时间，总要想方设法将假期延长几天。
所以到了即位以后，新年假期又从五天恢复到了七天。
总的来说，在北宋一朝，除了时期国家初创、制度未定以外，宋仁宗与时期的新年假期都是五天，而宋太宗、宋真宗、、宋哲宗与等时期都是放假七天。
北宋灭亡后，建立，金国军队先是肆虐中原，继而渡江南下，撵得南宋小朝廷，最初十几年连一个固定的首都都没有。
此后六七年内，宋高宗常常被迫移驾南京，直到绍兴十一年 (1141 年)宋金议和，杭州才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首都(名义上称为“行在”，意思是御驾暂时驻扎之地，仍非首都)。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完全没有闲暇过年，不可能颁布一道新年放假的政令。
宋金议和以后的第二年(1142 年)，战火基本熄灭，天下基本太平，南宋朝廷总算喘了口气，宋高宗宣布大赦天下，这一年春节放假五天。
自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每年春节假期基本上都是五天。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回宋朝过年的话，一定要选择北宋，而不要选择南宋，因为南宋的假期太短。
地方长官过年也不能离职半步，否则即遭罢免 对官员们来讲，放假并不代表可以回家睡大觉，为了保证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放假期间必须安排人来值班。
宋朝官场术语中有一个词叫“休务”，这个词常常跟放假并列，例如朝廷宣布放假之时，一定会注明是否休务。
什么是休务?就是不值班。
什么是不休务?就是值班。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 年)，朝廷宣布“元日给假七日，休务一日”，意思就是新年放七天假，其中大年初一那天不用值班，其余六天则要轮值。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 年)，由于北方正在打仗，故此“不休务”，过年归过年，工作要照常进行，各大机关必须天天安排专人值班。
宋哲宗元二年(1087 年)除夕，的弟弟写了一首诗，描写自己如何过年：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盘。
冬来误入文昌省，连日斋居未许还。
在这首诗里，“椒盘”指的可不是一盘辣椒，因为宋朝还没有辣椒(辣椒直到才进入中国，直到初年才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这里的“椒”，指的是花椒。
中国古人迷恋花椒，将其视为特殊的香料，用其指代一切美好芳香的事物，例如用“椒房”指代香闺，用“椒乳”指代香乳等等。
“椒盘”呢?指的是春盘。
春盘类似现在台湾人新年祭祖时必备的春饭，只不过春饭通常用碗盛放，而春盘则是用盘子盛放，并在盘子里的菜肴上竖插装饰品，例如一朵纸花、一面小旗、一段柏枝、一支线香之类，将菜肴打扮得既热闹又肃穆，既喜庆又庄重，用来敬神。
苏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他以前做地方官，没机会回京过年(苏辙的父亲生前曾经在开封宜秋门内买房安家，该处房产后来成为苏辙与苏东坡兄弟在京师的共同住所)，去年好不容易调回京城，终于有机会跟家人一起敬神祭祖、围炉聚宴，今年却又不行了，因为今年春节他不休务，轮到他值班，皇帝不放他回家过年。
这首诗第一句“七度江南自作年”，意思是在江南做了七年地方官，都是自己过年，不能与亲人团聚。
为什么不能与亲人团聚呢?因为朝廷不允许。
按照宋朝制度，地方长官除非任期已到、父母亡故或奉有特旨之外，一般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每逢节假日也不准回乡探亲。
例如县令、知州、知府、节度使、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司、提举茶盐公事等官员，均为地方长官，每逢过年，其下属倒有可能回家过年，唯独他们身为长官，不能离职半步，敢有违犯，即遭罢免。
正月初一，皇帝天不亮就要起床 朝廷之所以定下如此严令，并非不通人情、不近情理，而是因为当时交通落后，假如允许地方长官回家过年的话，他们会在路上耗费大量时间，将重要工作统统耽误。
南宋诗人著有一部《入蜀记》，出版界将其作为游记名篇重新出版，其实它是陆游从绍兴老家去四川奉节赴任途中写成的日记。
这部日记将古代交通之落后与长途旅行之艰险描述得淋漓尽致：1170 年旧历五月十八，陆游从浙江绍兴出发，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他顺风挂帆，逆风拉纤，白天行船，夜晚靠岸，一有大风雨，赶紧去湾里躲着，等晴天再走。
就这样走走停停，紧赶慢赶，直到这一年的旧历十月二十七，他才抵达目的地。
总共三千里水程，他老人家走了半年。
后来陆游在四川当了六年官，度过了六个新年，其间从未返回绍兴一次。
为啥?一是因为朝廷不允许离开岗位，二是因为路上太难走，太耗时间，即使朝廷允许，他也未必愿意回去。
前面举的两个例子可能有些极端，因为无论是从开封到眉山，还是从绍兴到奉节，都必须走水路，而且路程都很远。
如果任职地离乡较近，是不是就有时间回家过年了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遥想当年，变法失败，被迫下野，去南京隐居，其间有人诬陷他谋反，他大惊失色，火速从南京赶往开封向皇帝分辩。
这回他走的是陆路，骑的是快马，结果在路上仍然花了整整七天。
本章前文说过，北宋新年假期一般为七天，设若王安石在南京上任，回开封过年，等他到家的时候，假期已经结束了，再想赶到任上都来不及。
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既然地方官不被允许回家过年，也完全来不及回家过年，那就特许他们带家属上任，与老婆孩子一起在任职所在地过年。
以上说的是官员，皇帝在过年时同样也要值班。
官员的工作是上班，皇帝的工作是上朝。
宋朝皇帝并非每天都上朝(事实上任何朝代的皇帝都不需要天天上朝)，皇帝真正上朝的周期是五天一次，一般在每月的初五、十五和二十五的早上举行，这叫“常朝”，意思是按照常例举行的朝会。
举行常朝的时候，并非文武百官全都要参加，只有五品以上并且身在京城的大官才有资格。
即使到了过年的时候，皇帝也没有机会赖床不起，因为每年正月初一都要举行一次规模庞大的朝会，时称“元日大朝会”。
按照《梦粱录》的记载，正月初一那天凌晨，大约四点钟还不到，离天亮还有三个多小时的时候，皇帝已经穿上绛纱袍，戴上通天冠，在宫殿里焚香祷告祭拜上天了。
半个小时后，宫门缓缓打开，宰相率领百官迈步进宫，各国派往大宋贺年的使臣也都来了，他们在赞礼官的引导下向皇帝拜年。
拜过年刚刚天亮，皇帝是不是可以散朝回去补一个美容觉呢?不可以，他还要向百官赐宴，向各国使臣赐宴，并率领大家一起观赏歌舞与杂剧，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元日大朝会才能宣告散场。
太学生每年只有九天假期 现在的学生每年都有寒暑假，春节假期一般包含在寒假之中，宋朝学生是怎样放假的呢? 我们先看乡村学生的假期。
宋朝乡村私塾假期较多，每年假期多达三个月，其中包括一个月春假、一个月秋假、一个月寒假。
春假与秋假是为了让学生归家帮父母务农，忙完春耕秋种再返校读书。
寒假从农历腊月初八开始，到来年正月初八结束。
除此之外，每逢春社、秋社、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学校也会放假，假期一般为一天。
城市学生假期较短，没有春假和秋假，只有寒假与暑假，寒假一个月，暑假一个月，加起来总共两个月假期。
宋朝最高级别的学校是太学，太学生的假期最少，竟然没有寒暑假，只是在寒食、冬至与新年各放假三天，加起来每年只有九天假期。
不过太学生都是官宦子弟，常常打着“随侍父亲远赴外任”的旗号请假，一请就是好几个月，年终时再返校参加大考，只要考试合格，仍然有资格出来做官。
宋朝著名女词人的丈夫赵明诚年轻时就是太学生，他在开封太学读书，最大的乐趣是请假出来去大相国寺门口的古玩店铺观赏字画、购买拓片，如果让他安安生生守在学校里，一年只有九天出来放风的机会，他肯定是不干的。
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必已经明白，宋朝的官定假期并不能让天下臣民“雨露均沾”：北宋朝廷规定新年放假七天或五天，南宋朝廷规定放假五天，可是地方长官由于不能离开岗位，实际等于没有假期;在私学读书的学生因为能放寒假，其新年假期可以视为长达一个月;而太学生的假期却只有三天。
由此可见，不同阶层的人所享有的假期也不同。
宋真宗曾经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颁布诏令：“泸州南井煎盐灶户，自今遇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各给假三日。
”泸州南井是四川的一个大型盐场，该盐场自从北宋初年以来就一直为中央财政贡献着源源不断的食盐专卖利润，而盐场工人却没有休假的权利。
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慈，同时也为了防止工人罢工甚至暴乱，宋真宗才颁布了这样一道“恩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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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尊敬中国人？不过只尊重宋朝以前的...
因为宋之前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一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
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
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
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种不同的人。
举几个例子，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
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
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
《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
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
《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
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
《淮·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
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
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
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
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
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
孤儿、聂政刺侠累、刺秦王，一个个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
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
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对身边的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这些英雄好汉见到，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
“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
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
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一点 ，以儒家最为突出。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
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
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
”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
及至，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
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
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
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皇帝就曾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
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
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
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
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
《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
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
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
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或者的诗。
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
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
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
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
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
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
(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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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人都挖不动的武则天墓为什么如此坚固?
乾陵修建于公元684年，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的梁山上。
历时23年完成。
当年武则天选墓地时，风水先生认为此地乃风水宝地，于是武则天将梁山作为了自己和夫君的墓地。
当时修建陵墓的时候，正处盛唐，财力和人力都很充足，所以乾陵的修建很成功，被称为“皇陵之冠”。
从唐末开始，乾陵就开始被盗墓者盯上了。
第一个打乾陵主意的是造反大军。
黄巢带着4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跑到梁山开始挖掘。
然而挖了数月，把半个梁山都挖平了，愣是没找到入口。
最后唐军反扑，黄巢不得不撤离。
于是便有了深达40米的黄巢沟。
五代时，节度使温韬也曾试图进入乾陵。
温涛带着数万人信心满满地来到梁山，然而几次挖掘的过程中都遇到了暴雨，他只能作罢。
在封建迷信思想的威慑下，再加上前两次挖掘的失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人打过乾陵的主意，一直到。
民国时期，国民党将领孙连仲出动一个师的兵力，带着现代化设备，前往梁山挖掘乾陵。
当墓道被炸开一点时，突然刮起了大风，几个士兵被乱石砸死，孙连仲被吓得不敢再挖了。
于是，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乾陵一直保持完好无损。
1960年，陕西省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在当年的4月3日正式开始挖掘乾陵。
整个挖掘记录显示，乾陵的通道其实是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部，是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
整个堑壕深17米，而且墓地里的墓道呈现出斜坡状，道路曲折叠加，粗略统计了一下，墓道一共用到了石条约8000块。
而且石条之间使用铁栓板拉固，再用锡铁汁灌注，令其与石条融为一体。
当日的工作者根据墓道内的情况与《》所记载的文献相对照，“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发现相吻合，便断定乾陵不曾被盗墓。
乾陵作为唯一未被盗掘的帝墓，是武则天所选的陵寝风水好，还是另有隐情?为什么在挖掘时会发生那些奇异的现象?这些还有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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