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为什么三顾茅庐？刘备如何通过三顾茅庐考察诸葛亮?
是
【千问解读】
是如何考查对方的实力与是否可用可信的? 刘备主要是通过对诸葛亮的亲属和友朋的观察、询问考查诸葛亮。
刘备对诸葛亮周围之人的观察是全面的，如人物形貌体态，言谈举止等。
刘备对诸葛亮的考查甚至还注意到了诸葛亮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一、刘备对诸葛亮的考查。
刘备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在早年“贩履织席”之时，便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与皇室攀宗亲，已有“我为天子”之语。
及见，即生“上报國家，下安黎庶”之思，与、结拜，招兵买马，投军从戎，遂厕身政治。
厕身政治后，刘备先后依于刘焉、卢植、朱隽、，甚至也一度成为靠山。
最后奔，靠，依，身边逐渐聚集了武如关羽、张飞、，文如孙乾、、简雍之流，初步赢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
但是，这也让天下枭雄深刻地认识到了刘备的野心与竞争能力，曹操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备乃人杰也，今若不击，待其羽翼既成，急难图也”，将其视为必欲除之的对象之列。
自此，刘备从依曹操，依袁绍，依刘表，最后被曹操追杀，被袁绍追杀，为刘表部下不容，受困在新野小县，已无立锥之地，随时面临曹操大兵压境的危险，到了诸葛亮所说的危难之时，前途难卜。
此种情形下，刘备寻找新的出路已迫在眉睫。
恰值此时，刘备因荆州依刘表几乎被蔡瑁所害，亏得的卢马神勇相救，使得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水镜庄的。
司马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刘备所以“命途多蹇”就是因为“左右不得其人”，也就是缺乏人才。
此前刘备对人才并无深刻的理解，他以为诸如孙乾、简雍这些“”(司马徽语)之流便就是人才，所以纵观刘备此前战绩，可为人道者并不多，特别是灭黄巾后须直面实力强大的军阀如袁绍辈便只有逃走的份儿，更别说如曹操之流的枭雄。
司马徽的提醒，让刘备如梦初醒，所以当夜“寝不能寐”，求贤之思已勃然兴起。
正遇相寻，立刻拜为军师，便大胜、两万五千大军，夺取了曹操的樊城，迫使曹仁、李典远遁，是平生第一次自己。
这一大胜更增强了刘备对人才作用的认识，于是，当徐庶被曹操骗去之时，如遭灭顶之灾，大喊“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值此，刘备真正认识到了人才在决定命运方面的决定作用。
但刘备对于人才的寻求有自己的标准，比如徐庶以单福名初见刘备，为了考查刘备的人品，便以的卢马赠人相劝。
刘备闻言甚不以为然，可以看出刘备用人的不苟。
三顾茅庐若论其始终，可包括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沦，单福新野遇英主”、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德三顾草庐”到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报仇”[①]。
三十五回之前刘备是不知道有诸葛亮其人的，只是在水镜庄司马徽向其推荐说“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伏龙，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方引起了他对诸葛亮的好奇。
诸葛亮真的如司马徽说的那样才识非凡吗，刘备固然是要自己做出考查。
三顾茅庐的过程就是刘备考查诸葛亮的过程。
刘备通过对司马徽和徐庶的询问了解到诸葛亮。
三十五回司马徽告诉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
刘备闻其说便再三问询伏龙、凤雏情形，然司马徽却避而不答。
致使刘备“因思水镜之言，寝不成寐”，甚至半夜闻有人(单福)来，起床密听，闻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龙、凤雏。
及在徐庶的情况下，徐庶又专程推荐并高度评价诸葛亮。
刘备要徐庶将诸葛亮请出，徐庶说“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
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也”，将诸葛亮的才干与、张良相比。
姜子牙、张良是历史人物，难以把握，所以刘备又急忙问：“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徐庶说：“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
此人每尝自比，;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
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
司马徽为天下名士，徐庶的才干也已亲眼见识，这为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打下了基础，但是否二人所言果真，正如关羽以为诸葛亮自大的过份，不满地说：“某闻管仲、乐毅乃春秋、战国名人，功盖寰宇;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刘备也尚不能说心无疑虑，所以，当他再次见到司马徽时便有直言相问：“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且当司马徽说诸葛亮“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也”，致使众皆愕然。
当然，这个“众”字中刘备必是其一。
所以，刘备要借诸葛亮之助，对诸葛亮的考查势必继续下去，这是刘备三顾茅庐的缘由。
刘备主要是通过对诸葛亮的亲属和友朋的观察、询问考查诸葛亮。
《演义》写刘备非常注意从一个人的交游判断人的贤能与否。
如刘备为刘表手下蔡瑁追击，跃马过檀溪后，碰到了名隐士司马徽的牧童，询及司马徽的为人，便首先以其朋友相问道：“汝师与谁为友?”不必说，这是作者创作人物的一种构思方向。
因此，我们看刘备在前两次至隆中时，虽然没有遇到诸葛亮本人，但总是会有所收获，初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的乡人、童子与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再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亮的岳父和诸葛亮的朋友孟公威与石广元。
刘备试图通过对诸葛亮的亲友和朋友的观察了解来认识诸葛亮，因此刘备总是非常主动地与隆中地区的人物交往，所见之人无非诸葛亮。
刘备对诸葛亮周围之人的观察是全面的，如人物形貌体态，言谈举止等。
从人的相貌而言，司马徽“，”;崔州平是“容貌轩昂，丰姿俊爽”;石广元白面长须，孟公威清奇古貌;黄承彦暖帽遮头，狐裘蔽体。
如众星捧月，再看诸葛亮便是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从人物的言谈来说，诸葛亮所交之人，皆胸怀天下，有包藏宇宙之智慧，无碌碌无为之庸人，只是缺少英主给他们以机会。
如徐庶所言“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
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
又如司马徽借童谣对刘备的评价论天下大事：“公闻荆襄诸郡小儿谣言乎?其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
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
此谣始于建安初：建安八年，丧却前妻，便生家乱，此所谓‘始欲衰’也;‘无孑遗’者，不久则景升将逝，文武零落无孑遗矣;‘’，‘龙向天飞’，盖应在将军也。
”显示了司马徽等人虽名为隐士，其实是身隐而心不隐，处江湖之远却心在庙堂之高。
他如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皆如司马徽一样对社会时事有着深刻的理解，只是这些人淡泊名利，非沽名钓誉之徒。
其实，三顾茅庐，完全是刘备逐渐了解、接近诸葛亮的一个过程，每一次走进隆中通过对诸葛亮友朋的观察，对诸葛亮就多了、深入一些了解，实际上就是向诸葛亮靠近了一步。
从刘备先后接触的人看，作者确实也是这样布置。
如初顾茅庐，所见是诸葛亮的乡人、朋友和童子，二顾茅庐见的是诸葛亮的朋友、胞弟与岳父，三顾方见诸葛亮草堂独卧。
此层次深浅以家庭和血缘关系说。
初顾听到的是诸葛亮乡人所唱诸葛亮的歌“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
再顾得听诸葛亮胞弟歌诸葛亮之作“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见诸葛亮的手书：“淡泊以明志。
宁静而致远。
”，三顾亲闻诸葛亮吟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此层次深浅以距诸葛亮心灵距离远近说。
所以，刘备每顾一次茅庐，约请诸葛亮的态度便坚定一层，一顾茅庐临别仅仅嘱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刘备拜访。
”再顾方留下字据表明殷勤的心跡，最终刘备实现了登堂入室面请，与诸葛亮促膝而谈，聆听诸葛亮治国方略，对诸葛亮有了深刻了解，洒泪恳请诸葛亮出山相助。
刘备对诸葛亮的考查甚至还注意到了诸葛亮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如初顾茅庐，刘备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而作歌曰：“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刘备闻歌，便勒马唤农夫问“此歌何人所作”?又初顾茅庐，刘备向隆中进发，作者写刘备遥望冈，果然清景异常，有古风一篇，单道卧龙居处。
诗曰：“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湲飞石髓;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
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及至茅庐未见诸葛亮而去，又勒马回观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
感叹不已。
使人想到了唐人的名篇《陋室铭》：“山不在髙，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緑，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 纵观上文可见，作者此笔正是要借环境的描写也借亲友的描写，写南阳的，隐示刘备对诸葛亮的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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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之谜：为什么很少发现元朝历代帝王陵墓?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驾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
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
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
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网络配图 当年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
据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
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
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
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
第二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来，在杀死小骆驼的地点，母骆驼就会悲痛地流泪。
这样，前来祭祀的人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
网络配图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
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
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
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
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汉人不同。
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条钉合之”。
尽管入主中原，蒙古人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
网络配图 元朝皇帝死后和一般的皇族及贵族稍有不同，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只是在皇帝下葬时不得有官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
另外为了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对下葬地点的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记录的不完整和有意地编造，使后代很难了解这方面的真相。
这或许就是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缘由。
但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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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什么出台官员只可骑马禁止乘坐轿子的规定
四年九月，出台了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的规定：“近闻副参游守等官，竟有坐轿并不乘马者，习赡养惰，莫此为甚，且身为武臣而以乘马为劳，与职守大相违背，何以训练兵丁。
清初，从王公贵族、官员到官员，骑马者多，乘轿者少 武职官员要带兵打仗，因此不得乘轿，原本是中国王朝的一个传统，如《野获编·勋戚》卷五载：“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
即上马，不许用橙杌。
” 以骑射取天下，对此项制度的继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入关后，从王公贵族、八旗官员到汉族官员，骑马者多，乘轿者少，所以对于官员坐轿之事，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
顺治四年及九年，清政府两次颁布有关制度，在提到乘轿与骑马一事时，虽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官员乘坐轿子的大小等规制，但仍有“若不乘轿，愿骑马者，各从其便”的说法。
当然，出于礼法的需要，清政府有时对乘轿一事也有关注。
如顺治四年五月，有官员就平西王等各路王爵乘轿一事请示，朝廷上谕回复说：平西、恭顺、智顺、怀顺各王，在镇守的地方可以乘轿，到京师则须骑马。
但大体上，不论满洲王公还是八旗将领、官员，一般均有骑马的习惯，汉族文臣也多骑马，所以虽然定了乘轿的规矩，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
网络配图 随着承平日久，官员中享乐之风渐盛，弃马乘轿者渐多 康熙以降，社会逐步走向安定，经济渐趋繁荣。
承平日久，官员中享乐之风渐盛。
不仅王公贵族，而且旗籍官员、汉族中的武职将帅多有弃马乘轿者。
此种现象在康熙时即已引起当朝注意，雍正、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旗员与武职官员不准乘坐轿子的规制。
康熙二十七年，曾下令将一名坐轿开赴作战前线的武职官员免职。
雍正四年九月，出台了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的规定：“近闻副参游守等官，竟有坐轿并不乘马者，习赡养惰，莫此为甚，且身为武臣而以乘马为劳，与职守大相违背，何以训练兵丁。
嗣后副参游守等官概不许坐轿，以长怠惰之习。
倘有不遵，该督抚提镇即行指名题参。
”雍正六年出台规定：凡副将及其以下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如不乘马，“擅自违制乘轿者，革职”。
当然，雍正时期的这一规定，主要针对副将及其以下官员，还没有对旗籍官员乘轿一事作出规定。
旗员及武职官员不准乘轿的规定，到乾隆时期成为定制 乾隆时期，陆续出台了禁止武职官员、旗籍文武官员及宗室王公乘坐轿子的规定。
乾隆五年，针对汉族武职官员多有乘坐轿子的情况，重申了雍正时期的规定：“自副将以下至都司守备，俱公然乘坐四轿，甚至有前呼后拥，喧耀街衢者……各省督抚提镇，务将朕旨通行申饬。
如仍不遵奉，即指名题参，交部议处。
” 乾隆十二年，下令禁止年轻宗室公等及旗籍武职大臣乘轿：“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轿。
伊等不过间日上朝，自应练习骑马。
似此希图安逸，亦属非是。
此关系我满洲旧习，着力行禁止。
”至于旗籍武职大员，“自应遵照旧制骑马，以为所管辖人等表率，若自求安逸，则官兵技艺，安望精熟。
” 乾隆十四年，进一步强调外放为官的旗籍文武官员，60岁以下者，一概不得坐轿。
乾隆十五年，细化了满洲籍文职大臣禁止坐轿的规矩。
规定所有旗籍文职大臣，除60岁以上，身体的确不好者，一律禁止坐轿。
除辈分高于和年纪很大的以外，王公亲贵亦禁坐轿。
有乘轿资格的年轻亲王等，除了在特定的礼仪场合需要“列仪卫”，可以坐轿子以外，平时一律骑马。
倘禁止后有坐轿者，着察旗御史即行察参，若御史不参奏，经访闻，连御史一块治罪。
网络配图 有趣的是，乾隆帝多次发布禁止乘轿的上谕后，有的官员以为皇上是反感坐轿，于是改为坐车，乾隆帝不得不再次发布上谕，反复说明不许坐轿的意思：叫你们不坐轿，不是说你们没资格坐轿子，也不是你们不应该坐轿子，而是要你们保持“娴习武艺”，不要把满洲人的传统全都丢光了。
乾隆二十二年，对于外省旗籍武职官员也明确规定：“各省驻防将军、副都统视在京都统副都统，凡武官皆乘马，将军、都统、副都统、总兵官，有老年不能乘马者，听奏明请旨”。
亦即说，不仅旗人，绿营汉族将领都不得坐轿，年老体弱的要请旨，得到批准后才能坐轿。
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时期相对较严，此后则时紧时松 清朝对于违制乘轿的官员进行惩治，早在定制以前就已开始。
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每一项规制，都难以贯彻到底，旗员、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定也是如此。
其间既有正常的“特许”，也有高官显贵的公然违制。
就一般情形而言，由最高当局出面给予的特许，都是有理由的，或者也是出于特殊原因。
如，乾隆五十八年上谕：“向来武臣无乘轿之例，在军前效力多年，腿有宿疾，着格外。
赏令乘轿。
”但这种特许或例外，易使一般官员感到乘轿也是一种尊荣，遂出现效仿者。
如年间，特许因保卫皇帝受伤的丹巴多尔济等乘轿，却导致一班官员“继者亦相率因之”。
同时，也有一些特许，使贪图安逸的官员有了乘轿口实，如曾在谕令中说，如遇到“，逼仄崎岖，或稻田水曲，不能乘骑”等情况，可以允许乘坐“竹兜”一类的小轿或滑竿之类，这导致一些官员以此为由，寻机违例乘轿。
大体上，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时期相对较严，此后则时紧时松，越到后期，处罚越轻。
有时是以违制乘轿的单一条款进行处理，更多的时候是一名官员的多项违规行为中，有违制坐轿这一条。
道光时，尚有福建提督许松年因违例乘轿而被革职的事例，后来，类似的严厉惩治渐渐减少。
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整饬营伍，参劾宜昌镇总兵傅廷臣、郧阳镇总兵邓正峰“公然乘轿，毫无顾忌。
旧制新章，一概置之不理”。
但到了处罚时，却又说“姑念相沿旧习，量予从宽”。
只不过是“请旨将其摘去顶戴，拔去花翎”而已。
网络配图 公然违制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乾隆时出征台湾的大将军，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36名轿夫抬行，速度极快。
出师打仗，这位福大帅也坐轿，轿夫每人要备几匹好马，轮换时就骑着马跟着大轿行进。
关于福康安的传说很多，他敢用这么大轿子是公然违制的行为，竟未受到处罚。
在高官显贵面前，制度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上行下效，违制之事渐渐相沿成习。
无独有偶，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
建立的湘军，本来就是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的，王錱为湘军中儒将，此人上阵打仗，不骑马而坐轿子，每每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上阵。
专制时代的政令，往往难于贯彻执行，社会上对于此类违制行为，也多是有人举报、弹劾时才进行追究，或者是在犯了其他大案时才牵扯出违制坐轿这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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