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第一权臣阿合马如何死的?被谁杀死的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3-15 点击数:
简介:1262年,色目人借兼诸路都转运使的机会,大肆在任职地推广他的“高利贷业务”因此,他所任区域内的收税效率比别的地区都高。

当时,正在为南征的经费发愁,阿合马的出现

【菜科解读】

1262年,色目人借兼诸路都转运使的机会,大肆在任职地推广他的“高利贷业务”因此,他所任区域内的收税效率比别的地区都高。

当时,正在为南征的经费发愁,阿合马的出现无异于。

于是,阿合马的官位也得以一路高升,到1267年,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几乎被他一人抓在手里。

忽必烈平定东南地区后,阿合马奏请在当地大设转运司,用以收取商品过路费。

大批钱财滚滚而来,东南商品经济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可此时的忽必烈已经被阿合马哄得,甚至宣称他是百官之首。

有撑腰,阿合马有恃无恐,开始大肆,尤其是那些有战功的蒙古老臣。

网络配图 阿合马的专权,在朝堂上下早就引起了公愤。

本来元朝在平定南宋期间,汉臣汉将与勋贵之间的关系就一度紧张。

阿合马仗着忽必烈的宠信,把两边都得罪了,这么一来,他离末日也就不远了。

1282年三月,益都千户王著与一僧人合谋,谎称为真金太子做佛事潜入大都,又假以真金太子之名,诏令枢密副使出兵相助。

接着,王著以真金太子随从的身份觐见阿合马,谎称真金太子要见他,阿合马果然上当,被骗出宫来,王著手持大锤,当场杀死阿合马,并高喊“为天下除此贼”。

事后,王著主动投案自首。

忽必烈知道此事后极其震怒,下令御史中丞和礼霍孙严查。

和礼霍孙办事效率很高,几天就定了案,说是汉人恼恨阿合马加税,因此杀他泄愤。

忽必烈一开始非常痛惜,不忍心查办阿合马,但蒙古勋贵纷纷附议,历数阿合马之罪状,众议汹汹之下,忽必烈只好下令彻查阿合马。

结果让人瞠目结舌,阿合马除拥有大笔金银外,仅小妾就有五百人。

更让忽必烈恼火的是,在阿合马家里还搜出一张人皮,其小妾招供说是阿合马每天做诅咒用的。

忽必烈认为阿合马是在诅咒自己早死,顿时,接下来:阿合马全家被抄,阿合马的坟墓被掘,尸体被狼狗吃得只剩白骨。

网络配图 事情到此还没结束,在真金太子的要求下,忽必烈彻查了阿合马的同党,一共714人,或免或贬。

后人多说是王著出于义愤,杀掉了阿合马,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和礼霍孙一直都是从速从严。

按照王著等人的供词,他们是冒用了真金太子的名义,假托真金太子的诏书调动军队,成功除掉了阿合马。

但问题是,阿合马怎会如此轻易上当?而且蒙古大臣对阿合马的死无不拍手称快,在阿合马死后短短几天,就有大量的奏折揭发阿合马的罪行。

如果说之前没有串通过,显然难以让人置信。

网络配图 因此,阿合马的死,很可能是真金太子策划的。

因为如果阿合马继续横行,与真金太子继续交恶,随着忽必烈对阿合马宠信的加深,真金太子的地位势必会受到影响。

因此先下手为强,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这场惊天动地的谋杀案并没有改变元王朝的内外政策。

阿合马死后,财政收入锐减,忽必烈起用了阿合马善于理财的同党。

真金太子觉得忽必烈不信任他,大受打击。

后来又因为江南御史台奏请忽必烈禁止后宫干政,忽必烈怀疑这份奏章是真金太子指使的,冲他发了一通邪火,真金太子竟然吓得一病不起。

1286年,这位怀有“行汉法”理想的太子逝世,元朝汉法派的势力从此日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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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经济为什么繁荣?解析繁荣背后的真相

书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画的中国南北两地经济活动的图画:中国北方,他继续称为契丹(该名来自原契丹人);中国南方,原来的宋王朝,他称为蛮子。

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

“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致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

”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

“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

”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

”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北京。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

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

关于杭州的商会,马可写道:“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

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

”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打趣地称纸钞为点金石。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

”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令这位威尼斯人惊诧。

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些丰富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马可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

最繁忙的地方是原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

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

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

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

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

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

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

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

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

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

”这些记载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市场与印度和马来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按马可的陈述,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带回“黑胡椒、良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们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

从另一些史书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与特拉万可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真正的商业贸易协定。

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国促使了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

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他们派人到中国获取诸如丝、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开始显示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

反过来,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输往中国。

最后,马可的游记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写的《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都证实了这一点:蒙古征服使中国社会与欧洲发生联系。

到13世纪末,贯穿大陆的两条路把欧洲与远东联系起来。

第一条路是从钦察汗国到敦煌,对欧洲人来说,它起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据点,更准确地说,起于顿河河口处的塔那。

该道的主要驿站有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即蒙古钦察汗国的都城,接着是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逻斯和八拉沙衮。

从伊塞克湖起,有一条小道进入蒙古,途经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上游[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该路南通北京。

从伊塞克湖西端出发的另一条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哈密和甘肃肃州,然后进入中国本土。

第二条路是穿过波斯的蒙古汗国,它的起点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腊国都城、黑海边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从法属叙利亚附近的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国最繁忙的港口刺牙思。

无论从哪一个起点,该路都要穿过与波斯的蒙古汗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属国、小亚细亚塞尔柱克苏丹国的东境,然后到波斯汗国的实际上的都城桃里寺。

从桃里寺起,主要驿站常常是可疾云[加兹温]、刺夷、莫夫[马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塔什干(当时名柘析)、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和甘肃。

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即从莫夫到巴里黑、巴达克山、喀什、于阗、罗布泊和敦煌。

经过这些不同的商路,从远东来的商品被直接运往欧洲。

除了这些与古一致的陆路外,蒙古征服还重新开通了海路,或称香料之路。

当阿拉伯人和塞尔柱克人统治的伊朗一直对欧洲实行关闭时,而波斯的蒙古汗们则对要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们敞开了他们的领土。

从报达哈里发朝的灭亡到伊斯兰教在波斯汗国内获得最后胜利的期间,天主教的旅行者们可以从桃里寺到霍尔木兹,畅通无阻地穿过伊朗,然后从霍尔木兹码头乘船去塔纳、奎隆和刺桐。

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这条路线旅行的典型。

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丝绸和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下,由商旅们带着通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到达桃里寺大市场,然后由此分发到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刺牙思。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

中国、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

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

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

这是震惊世界的征服所产生的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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