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当官到底有多累 看看出差和上朝就明白了
在古代，其实很多官员很累的，因为需要外出公干。
而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只有官道可以跑马，也只有比较繁华的都市
【千问解读】
在古代，其实很多官员很累的，因为需要外出公干。
而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只有官道可以跑马，也只有比较繁华的都市有可以跑马车的官道。
其实大多数的官道也仅仅只能骑马而行。
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官道，只能步行。
即使今天，我们也有乡村没有通公路。
所以朝廷的官员要去地方出差，是一件特别苦的差事。
在《》中有这样的一首诗，就描绘了一名大臣经常在外出差，难以回家的思乡之情。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
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四牡騑騑，啴啴骆马。
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
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
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
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这首诗描述的是一名朝廷官员，长期在外出差。
朝廷的事很多又杂，而且经常办不完，没有片刻休息的时候。
因为国家分派的事干不完，自己也感到很悲伤。
而且长期在外奔波，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母亲。
我们看，这名官员应该是一名大官，因为他用的是四匹马拉的马车。
天子驾六，诸侯五，卿四，大夫三。
这名官员是公卿级别的官员。
但是他确不能呆在自己的办公室办公，而是到处奔波，视察各地。
比如巡视各个诸侯国，向朝廷报告各诸侯国的情况。
巡视边疆，向周王报告边境是否安定。
巡视一些重要的经济城市，向周王报告国家的财富情况。
又或者是将朝廷的各种行政命令传到各个地方。
这名官员他没有休息的时间，一个地方忙完了又赶往下一个地方。
但是我想，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驾马车，特别是四匹马拉的车。
只有京城这样的地方，才有这么宽的道路。
因为他长期奔波在外，就感到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父母，自己心里也内疚。
就像我们现在的打工者一样，父母在家中，难以照料到。
而现在的官员呢，由于交通很方便，没有了古人的烦恼。
现在有飞机，有高铁，随时可以回家见自己的父母。
就像我们各地的省市长一样，大部分都是委派的，但是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团聚在一起。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诗经里面这首诗也是描绘朝廷官员上班的情况，确实非常辛苦。
鸡开始叫，就得起床去上班;天刚刚亮，朝廷已经忙乎开了。
不过这首诗写得比较调皮，写的是官员不想去上班。
因为公鸡打鸣，说成是苍蝇嗡嗡叫。
有兴趣的可以去品味这首诗。
其实，在历朝，上朝都是一件苦差事。
而且还不准迟到，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特别是一些离朝廷较远的官员，那就更得早起。
不管天晴落雨，不管飘雪下雨，必须到位。
不像现在，我们的公务员早九晚五，享受着当官的乐趣。
古代还有一些官员，被分配到较远的地方，比如贵州云南之地，比如岭南之地，这些地方，是他们特别不愿意去上任的，但又不得不去。
特别是一些低级别官员，比如之类，而且很多还是单身而行，稍微有一点钱的，可能会带一名家族子弟，给自己壮胆，也是给自己照料生活。
从中原之地，走路到广州这些地方，得花好几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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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老百姓多数是因为赋税太重才造反的吗？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含义很广泛，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和兵役;其它苛捐杂税。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关于各朝各代的赋税制度的资料多得数不胜数，有关时期制度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也有很多。
在这些资料里，明人王士性的记载却是十分难得的，以下是其书《广志绎》中的原文，有几百字，但是，却无法删减省略，只能以之摘录： “天下赋税，有土地饶瘠不甚相远者，不知当时征派何以差殊。
想国初草草，未归一也。
其后，遂沿袭之。
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姑苏之辖一州七县，毋论所辖，即其地广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而真定止十一万七千石。
然犹江南江北异也。
若同一江北也，如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惫，一州七县，相去星渊，而河间止粮六万五千，登州乃粮二十三万六千。
然犹别省直异也。
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比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至四十八万。
然犹各道异也。
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二千，保宁止二万。
然犹两郡异也。
若在共邑，则同一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绠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绠矣。
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期，何其悬也?惟是太平之时，民少壮老死，祖孙易代，耳目相安以为固然，虽有贫富轻重不等，不自觉耳。
” 王士性是浙江人，他于五年被录取为，从此走上了仕途，曾先后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和南京等地方担任职务。
可以说，王士性踏遍了当时的两京十二省，是一位有着丰富的阅历、广阔的眼界和见识的学者型官员。
他将上述例子记录进书中，可见，这些例子的典型意义以及在明朝时期的代表性。
在书中，王士性一共列举出了五组例子，每组例有两个主体对象，它们的赋税制度和实际赋税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找不到可以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五组例子吧： 一、苏州府和真定府。
真定府的管辖范围有五个州二十七个县，其辖境约等于苏州府的五倍，但是，苏州府的赋税却是真定府的十七余倍。
如果，按照相同辖境计算的话，那么，苏州府的赋税则比真定府的高出八十七倍了。
不过，这两个地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在经济上确实有不可比性。
二、河间府和登州府。
河间府管辖两个州十六个县，登州府仅管理一个州七个县，比河间府一半的管辖范围还要少一点，但是，登州府的赋税却是近乎于河间府的三倍。
如果，折算成辖境的大小来算的话，那么，两者之间的倍数差竟高达五倍半了。
不过，这两个州府分别属于不同的省份，仍然具有不可比性。
三、汉中府和临洮府。
汉中府管辖两个州十四个县，临洮府仅管理两个州三个县，不到汉中府辖境的三分之一，但是，赋税却是汉中府的十六倍，如果，按照辖境来计算的话，那么，就至少高达五十一倍了。
不过，虽然这两个州府都是属于同一个省份，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样，所以，这一说服力并不充足。
四、同是蜀国川北道的顺庆府和保宁府。
虽然，这两个府的辖境相互毗邻，而且，范围都是两个州八个县，但是，顺庆府的赋税却是保宁府的三倍之余。
可能造成这一差异的唯一理由就是两者不属于同一个州府吧。
五、在四川南充的一个县里，距离城池十里的地方是用“步”来丈量的，赋税就按照丈量结果进行征收，距离二十里的地方则用绳子来测量。
王士性认为，按照我们的生活常理是很难解释以上这五个例子的悬殊差异的，如果，非要解释的话，那么，应该是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政府随意核定赋税制度却没有注意全国统一标准，而后，天下太平，百惯了各地的赋税差异，所以，就慢慢演变成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其实，王士性并没有把话说透彻，或者说，他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老百姓只能服从官府的赋税征收决定，他们不一定知道各地之间存在着赋税差异，就连地方官也不一定知道，除非是主要负责管理财政收支的中央户部官员。
因为，统治者深谙保密国家机密的重要性，而这些数据就属于机密，只能在官方修改和编撰史册时公布。
就算是在当地，也要等到修编志书的时候才能够编入，而这一时间的跨度一般长达六十年或者更久。
如果，中央政府每年或者定期公布全国各地的赋税制度的话，恐怕社会秩序将会受到影响，因为，没有人愿意缴纳比他人高出这么多倍的赋税。
其次，王士性在编写著述的时候，并没有把各地的全部收支作一个比对，比如说，除了正常的赋税制度外，还有什么其它的额外收支;各地是否按照朝廷规定的定额征收赋税，有没有一些折扣、补贴之类的特殊政策;赋税较高的地方有没有优惠政策，是否做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
因为，无论一个地方的百姓是贫穷还是富有，当赋税的负担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的话，那么，州府之间的表面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整个王朝就有可能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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