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在抢下城池后，是如何对待满城百姓的？
战国时期，在“农战”政策以及二十级军功爵制的刺激下，战场上的秦军堪称脑袋收割机，他们“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千问解读】
战国时期，在“农战”政策以及二十级军功爵制的刺激下，战场上的秦军堪称脑袋收割机，他们“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多次出现单场战斗斩首敌方数万、十余万甚至几十万的记录，这也是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国”的重要原因。
那么，秦军在消灭对方军队、抢下城池后，对于那些没有武装的寻常百姓是怎么处理的?是像后世战乱时期那样大肆屠城，还是妥善安抚、收为己用?中的记载，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
“屠城”未见记载，“遣返”反而常见 屠城，是古代战争中最为血腥、最不人道的行为，相争中的、都有过这类劣迹;甚至吟唱着“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貌似颇有情怀的，这种事也干得不少。
而“屠城”这个字眼，最早正是出现在战国。
《荀子·议兵篇》中说： 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 结合上下文来看，荀子想要的意思是：行军作战，不能乱杀无辜。
对于负隅顽抗的敌人绝不手软，但对那些主动退让的敌人则要网开一面;对于寻常老百姓，则更不能横加屠戮，除非他们帮助敌人，即“百扞其贼，则是亦贼也”。
因此，打仗要爱憎分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前来投靠的则免除其罪过： 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
那么，在战场上凶残无比的秦军，是不是同样热衷于屠城呢?笔者查看了《史记》、《》、《》，并未看到此类字眼，反而发现了秦国数次向对手归还人口的情况： 公元前324年，“使伐取陕，出其人与魏。
”张仪帅秦军夺下的陕邑(今河南省陕县)后，将城里的魏人归还给魏国; 公元前314年，“秦人伐魏，取曲沃而归其人”(曲沃即如今的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 公元前286年，秦将率军攻打魏国，后者被迫献出安邑求和。
安邑是魏国前期的国都(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市内)，秦国接受此城后，把城里的魏人赶回了魏国：“秦出其人归之魏”。
而在赶走敌国百，秦国则开始从本土向这些占领区迁徙人口： 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
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打后，也采用了这种方式：“错攻楚。
赦罪人迁之南阳”; 第二年，大举伐楚，占领了鄢、邓，其国仍选择从国内迁移罪人予以填充：“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
由上可见，秦国对上述占领地采取的是“腾笼换鸟”之策，驱赶敌方百姓、安置本国人口。
秦国为什么不吸收、消灭敌国百姓?风险太大 那么，秦国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直接消化原有的百姓不行吗?或者退而求其次，既然人头等于军功，秦军为啥不把这些敌对方的百部杀掉?遣返后岂不增加了对方的实力?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秦国鼓励以首级换取军功，但这只限于战场上。
据《》记载，每次战斗结束后，秦军都会将获得的首级示众三天，确认无误后方能因功授爵： 以战故，暴首三日，乃校三日，将军不疑致爵。
这既是为了杜绝军人割取阵亡战友首级的现象，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将士“杀良冒功”。
但这并不是出于心慈手软。
秦国变法的核心手段只有两个字：赏罚。
但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按照秦军动辄斩首数万、数十万的战绩来估算，秦国人岂不个个都能享受荣华富贵? 没这么容易。
秦国的法治思路是：“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即奖赏的标准极为苛刻、惩罚却毫不手软，甚至是“轻罪重罚”，既能让让人们珍惜爵位、不敢轻易违法，还可以消耗功名、将财富收归国有。
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说，这就是“套路”。
想拿毫无抵抗力的老百姓来换军功?门儿都没有。
因此，秦军不需要屠杀对方老百姓。
其二，秦国的目标是兼并天下，而不是屠杀 无论秦国也好、三晋也罢，说到底同为华夏族;那些诸侯国，祖上要么是亲戚、要么是重臣，说白了都是“自己人”。
但只要存在利益，就会有产生冲突和战争;随着各国的发展、姻亲关系逐渐疏远，春秋时期日渐“”，各国间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兵戈相向。
不过在那个时期，除了“大鱼吃小鱼”的兼并外，大国间的战争目的是称霸、，战场上的行为相对克制，获胜方往往大规模抓捕俘虏，用以充当奴隶、换取财富。
而在战国时，大国间也开始了残酷的兼并战争。
但各方相对均衡的雄厚实力，决定了这是一场持久战;因此，在战场上尽量消灭对手有生力量就成了普遍操作。
对于寻常老弱妇孺，则没有这个必要性。
结合上文荀子的言论来看，大肆屠杀平民百姓的行为在当时并不为各方接受。
屠城固然能极大削弱对手的实力，但带来的副作用更可怕： 使本国贴上残暴、堪比蛮夷的标签，彻底沦为众矢之的，连横、合纵等外交策略将会遭受极大阻碍; 逼迫各国军民在今后负隅顽抗、拼个鱼死网破，客观上会大大增加军队的攻坚力度，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从这个角度而言，秦军不能屠杀对方老百姓。
其三，本国人更靠谱 秦军抢下来的城池，既是扩充本国实力的财富，也是今后发动进一步扩张的前沿。
因此，秦国对占领地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稳。
即：必须保证城里的百姓绝对可靠、不会在背后捅刀子，避免让秦军面临腹背受敌、基地被端掉的处境。
而在那时，各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各自为政后，互相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文字、货币、度量衡、道路规格都不尽相同，互相间的认同感无从谈起; 此外，秦国与三晋常年交战，动辄在战场上斩首数万、十余万，各国对秦人抱有深仇大恨。
如后来黄歇劝说时所言： 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
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
这些矛盾，并不是短期内就能消融的，与其在身边埋雷，不如将他们悉数遣返。
(同时由黄歇这句话可知，秦国杀死的只是成年男子，并未涉及妇孺) 以上只是从秦国的角度进行分析。
若从东方各国百姓的视角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确实不愿意当秦人，但跟仇恨无关。
”强扭的瓜不甜”，各国百姓难以接受秦制 其吏民皆安为赵，不乐为秦。
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
公元前262年，当上党地区沦为孤岛后，郡守冯亭这样的一番言辞，成功将祸水引向了。
赵王为什么会对此不?因为这句话所言非虚。
《商君书·徕民第十五》中说，秦国，已被开垦的土地还没占到国土的2/10;但反观隔壁的三晋(韩、赵、魏)，虽面积狭小，却人口众多，他们的房屋错综复杂、密密麻麻的叠在一起，甚至有一半国民挖洞而居。
但这些三晋百姓就是不愿意来秦国。
至于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怕苦。
在“农战”体系下，秦国的老百姓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打仗、种田，其他的诸如经商、游学、都是被明文严厉禁止的。
同时，努力干活会得到奖赏、偷奸耍滑将受严惩：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即：干活卖命，耕织成绩优越的，可以免除徭役;而因为以及偷懒而导致贫穷的，直接剥夺人身自由、发配为奴隶。
这种日子，三晋百姓可受不了。
《商君书》称： 其寡萌贾息民，上务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
很多三晋的老百姓靠经商获利，上无爵位、下无土地住宅，靠着耍奸欺诈的工商业来维持生计。
《史记·货殖列传》也称，赵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就是喜欢玩耍、赌博、盗墓，同时还很会享受生活;野王地区百姓则“好气任侠”，相当豪气、潇洒。
所以，即使隔壁的秦国日渐富裕，三晋百姓仍不愿意入秦，正是因为“秦士戚而民苦也”，即：秦国虽富裕强大，但官员百像随时被绷紧的弦，压力相当大;当初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的惨烈景象; 相对而言，三晋虽日渐贫弱，但没有那么多严刑峻法的束缚，百姓生活虽苦，但只要你胆子大，反而有机会轻松自在。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秦国也开始逐渐打起各国劳动力的主意。
内生速度赶不上扩张的幅度，秦国尝试吸引三晋百姓 秦昭襄王在位后期，秦国的扩张幅度进一步加快，战线日渐拉长、人力物力的消耗加大，依靠内部的人口增长，已远远不能满足秦国的劳动力需求。
在后，秦国开始尝试主动招募三晋百姓入秦。
《商君书·徕民第十五》，通篇研究了如何以政策吸引三晋百姓。
针对这些民众惧怕贫苦、战争的心理，提出了以下思路： 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
即：各国百姓若主动归附秦国，不仅可以免除三代人的徭役，甚至可以不用参战、专心务农。
同时还建议，秦国境内的丘陵、洼地、山坡等待开发的资源，一律免征十年赋税。
秦国意图以这样的方式，吸引百万民夫入秦务农;而秦国原本的百姓，则可专注于作战： 今古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
同时，这种措施还有一个好处：以免税为吸引力，吸引各国百姓投奔秦国，削弱对手的有生力量：“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
根据文中的相关字眼来看，《徕民》篇出现于公元前260年后，作者是廷的某位法家官员。
这一措施具体施行得如何，各类史书中并没有相关记录。
但据《荀子·议兵篇》的说法来看(此文同样诞生于长平之战后)，后期秦国在消化夺来的领土方面进行得相当有成效。
他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即兼并别国领土容易，但凝聚吸收很难;其后他列举了吞并、占领齐国这两大反面案例加以证明。
紧接着，荀子说：“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上地即上党之地，秦国能最终消化吸收这一战略要地，不大可能完全依仗武力。
总而言之，古时的战争年代，各方的举动与道德关联不大，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考虑。
战国时期战争虽多，但并不是战乱，基本的规则仍旧存在;秦军放过老百姓一马，只是因为这样对他们最有利。
后世的战乱时期，那些枭雄们动辄屠城，既是由于纯粹弱肉强食大环境的刺激，也有节省粮食、削弱对手的考虑。
虽然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在古代社会，也许只有那些和平时期，老百居乐业的梦想才能暂时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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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持续展开，详细阐述各章节内容至3500字以上）
解析:大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中国骑兵，如今还存在吗？
在今天的推送当中，军武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另一支曾在人民解放军历史当中留下过辉煌足迹的兵种“”。
在人类漫长的战争历史当中，骑兵无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兵种，从开始，骑兵就渐渐崛起，逐步成为了一支可以左右战场格局的突击力量。
在解放军的军史当中，骑兵这一兵种的历史同样悠久。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在军史当中最早可考的记录是在1928年4月，成立于中国西北的西北工农革命军骑兵队。
这支部队的首任指挥官名为许权中(在一些资料中，也有将最早的红军的骑兵部队指挥官记载为霍海源的说法，这里取军史的记录)。
在“国共第一次内战”时期，红军的骑兵部队虽然存在，但是因为物质条件以及各个革命根据地相距遥远的地理限制，这些骑兵部队不但实力普遍弱小，而且在部署上也十分的分散，以许世友将军曾出任过师长的红4方面军骑兵师为例，该部队虽然有1个师的番号，但是整个师的人数加在一起却只有区区200余人，从规模上来说，这个骑兵“师”实际上比一个正规的骑兵营还小。
许世友将军的这段经历，也使得他成为了我军将领当中，骑兵出身的最高军衔拥有者之一，另一位则是曾在中央红军骑兵团任职过的张爱萍将军(二者均为上将军衔)。
在1955年第一批授衔的共和国开国将领当中，曾有过骑兵经历的将军一共有55人，这个数量规模仅次于占当时人民解放军绝对多数的步兵部队。
烽烟 爆发之后，接受了国民政府改编的原红军骑兵部队，随大部队一起被改编为了八路军三个建制师当中的骑兵营(八路军各部后续成立的骑兵团、骑兵支队等骑兵单位，都是在战争中不断自行扩编而来)。
您还记得《亮剑》第3集当中，陈赓旅长“打劫”李云龙部俘获的伪军骑兵营装备，只给他留下一个骑兵连的剧情吗?虽然是艺术创作，但是这个剧情却并不“违和”，因为“团级骑兵营”对于当时的八路军部队而言，绝对是超规格的存在了。
提到抗战时期的我军骑兵，就不得不提到有着“红色哥萨克”之称的，由彭雪枫将军所创建的新四军第4师骑兵团。
1941年4月22日-23日，新四军第4师直属队，遭到了国民党顽军142师和青海骑兵第8师各一部的围攻(骑兵第8师即是与红军有着血海深仇的马家军所部)，激战中新四军损失了包含部分抗大第4分校学员在内的300余人。
为了克制战力强悍的宿敌及日伪骑兵，彭雪枫将能够找到的战马都集中了起来，组建了新四军自己的骑兵部队。
除了搜集战马以外，彭雪枫将军还亲自为这些骑兵设计了自己特色的骑兵战刀“雪枫刀”。
按照相关文献的普遍描述，同日军所用的骑兵刀相比，“雪枫刀”在刀长上要多出5厘米左右，这也就为新四军骑兵在近战搏杀中提供了优势。
历经整训的新四军骑兵团，很快就成为了新四军部队当中的抗战主力。
1942年夏天，面对前往洪泽湖地区抢粮的日伪军部队，该团仅用9分钟便将其击溃。
在1944年对战昔日仇敌，国民党顽军骑兵第8师的战斗当中，该团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团追击一个师的战例。
由于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建立和维持需要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在稳定的解放区马场建立之前，解放军的骑兵部队都始终规模有限，他们的辉煌在解放战争末期达到了巅峰。
在内蒙古、东北解放区建立及稳定之后，解放军骑兵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非以往可比。
内蒙古解放军同内地解放军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内地，解放军向来都是步兵多骑兵少，而在内蒙古，除了少数机关直属队为步兵以外，其余部队皆为骑兵，壮大后的解放军骑兵部队，很快便随大部队一起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解放浪潮。
至1949年末，解放军的骑兵部队一度发展到了十余个师的程度(解放军骑兵1-8师，新疆1个独立骑兵师，内蒙古骑兵1-5师，外加若干各部队建制内的骑兵和短暂存在过的部分国民党起义骑兵师)。
此时的骑兵部队虽然达到了历史顶点，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的他们，马上就迎来了不可逆转的裁撤改编浪潮。
在建国后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当中，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等各个兵种均先后成立过各自的兵种领导机关，但是，“骑兵司令部”这个机构却一直未曾成立过(这也是骑兵这个兵种的历史资料一直未成体系，各单位自行记述，以至比较琐碎的原因)，各骑兵单位也逐渐复原或是被改编了其他兵种。
最后一次参加国庆阅兵 1985年，伴随着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解放军军中团及团以上单位的骑兵部队均被裁撤整编了，现存的近些年来曾被官方媒体报道过的解放军骑兵部队主要有以下几支：内蒙古骑兵第一营、二营，原兰州军区下属的黄南、果洛、玉树及甘南4支独立骑兵连。
虽然骑兵冲锋的战术价值在当代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了，但是骑兵冲锋必亮剑的战斗精神却依旧会留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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