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新奇迹：金杖出土古国现身
之前仅在神话传说中留下只言片语的古蜀文明，密码一般的层层谜团，终于在川西平
【千问解读】
之前仅在神话传说中留下只言片语的古蜀文明，密码一般的层层谜团，终于在川西平原的地表下渐渐得到了破译。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使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这一支。
下面就和小编去了解一下三星堆吧。
神秘的三星堆文化，从1929年揭开冰山一角，接下来70多年岁月有断裂的历程。
这个发现时间仅次于百年殷墟的遗址，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的脉络。
在滋养着它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早已超越了考古学的范畴。
这个声名显赫的大遗址，与生活在其中的近万名农民、考古队员、民间研究者以及博物馆的发展一起，共同勾勒出一个丰富的地方生态。
金杖出土·古国现身 1986年，三星堆在沉睡数千年之后，成为“一醒惊世人”的世界级考古发现。
回想起20年前的发掘，不能不说是个大幸运，但琢磨起来，又是对当地考古人期盼已久的一次回应。
成都以北4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被证实是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的古国核心。
此前河南偃师二里头作为40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被当作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这是1986年的7月30日，一号祭祀坑发掘的第10天。
凌晨2点30分，炽热的7月末川西平原，31岁的四川省考古所研究人员陈显丹往下挑，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后半夜的三星堆田间安静异常，当时围观的好奇农民已经在上半夜散去。
33岁的陈德安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领队，被值班的副领队陈显丹叫醒后，两人迅速做出决定。
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四川大学来此实习的大学生张文彦，赶紧骑自行车去广汉县城向当地政府报告;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单位汇报。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个武警被广汉县委书记派到现场。
夏天早起的村民们又聚集过来。
陈显丹这才对众人宣布：有重大发现，金腰带出现了!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们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权杖。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
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
“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
陈显丹说，“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随后一号和二号祭祀坑的全面发掘，出土了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令人震惊的高度文明。
三星堆遗址至少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
终于，1929年首次在月亮湾发现玉石器以来，一直迷雾重重的“三星堆遗址”因为1986年祭祀坑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下子使3000～5000年前的古蜀王国真真切切踩在脚底。
在几无文字记载的蜀国，这一发现成了破译神话传说的“符码”。
1986年春天的发掘和一、二号祭祀坑的出现，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将过去几十年来破碎的发现，放进了一个系统。
三星堆区域毫无疑问是祭祀区，那么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沿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坊区，一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作为城墙勾勒出古时都城的轮廓。
历年来的发掘出土文物，跨越时间涵盖了距今3000～4800年的这一阶段。
在近2000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没有间断过，古蜀文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长。
三星堆遗址，将古蜀文明的时间猛然提前了一两千年。
“芝麻开门”·文物“救火” 考古人的那种喜悦，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耀辉说：“太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了，简直就像阿里巴巴叫‘芝麻开门’一样，翻开一层土，就是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啊!” 这种重大发现还包含着另一层欣喜——三星堆遗址的价值越高，才越有利于它的保护。
今年78岁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对此深有体会，在1986年祭祀坑震惊世界之前，当地人鲜有文物价值的概念。
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却对身边的三星堆知之甚少。
一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参加长江流域的考古培训，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指着他说：“你们广汉三星堆很重要啊。
”这位广汉的基层文物干部，才知道身边文物的重要性。
可是一旦意识到了这点，敖天照的内心就没有安宁过。
遗址区跨越广汉南兴镇的3个村庄与三星镇的4个村子，生活着两个乡72个社的人。
祖辈耕种的生活使他们期盼迅速改变贫困，而遗址上世纪80年代被确定前，敖天照很难去说服人家“不要动这些土，很可能藏着大宝贝”。
他1975年回到广汉时，这个成都边上的县城正随着全国形势，“各个乡镇都在大办砖厂，搞‘五项工业’，中兴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
成堆的破碎陶片被扔在一边，“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
11月，他从四川省博物馆借来50年代发掘的9件石器，拿回广汉做宣传和研究。
为了有个正式的名分保护遗址，“那时候就盼着省里赶紧来人，盼考古队的心情就像盼救火队”。
随着断续的文物发现，熬天照被一种兴奋和紧张牵引着。
但地下到底是何种级别的遗址，那时一直是个猜想。
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看，三星堆区域确实具备了作为都城的“上好风水”。
“有游人参观后说，原来还以为三星堆是核反应堆呢。
” 三星堆文化的名气虽大，但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文化内涵，副馆长张耀辉提到，怎样给三星堆博物馆定位，成为最直接的问题。
这种定位显然不是考古学范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让普通公众接触神秘的三星堆，是一件涉及建立博物馆、发展旅游和保护文物的复杂工程。
如何让悬谜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一个卖点?怎样做到既“卖得好”，又保护了文物? 记者7月底赶往广汉时，三星堆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刚利用周末去了一趟重庆，“建在市中心的中国三峡博物馆真漂亮”，让他们羡慕的是，三峡博物馆是北京以外直接以“中国”命名的博物馆，“国家直接拨款6个亿呀”。
不久前改组的三星堆博物馆领导班子，正在为重新打造三星堆形象奔波。
博物馆去年的门票收入接近2000万元，已经算国内少数能够自己运转的博物馆了，“不过我们现在是门票经济，收入全靠门票，缺乏项目费，以后想变成复合型经济模式”。
张耀辉说，他们一直在为三星堆的定位做比较研究。
比如与兵马俑博物馆相比，“名气大”，作为中国的是一个常识，“外国人只要学中国历史，必然提到这一块”。
兵马俑的文物非常集中，博物馆的大棚子直接建在发掘现场，背景知识也简单，游人一看就懂。
但是三星堆跨越几千年的上古文化，依旧迷雾重重，多数问题还在争论中。
“我们在想，三星堆干脆围绕‘神’字做文章。
”一是指神秘，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时间上限、哪些人创造的，都还是谜。
“神”还指古蜀王国的神权统治，张耀辉认为松散的部落林立的古蜀王国，正是靠神权统治意志，形成了王朝。
现在教育部初步同意将三星堆文化列入中小学教材，“那公众就有更多的知识背景了”。
依附于广汉这片土地的三星堆博物馆，曾经经历地方政府建博物馆的不少艰辛。
曾任广汉市文化局局长的肖先进说，1989年广汉市开始组织设计单位招标建馆。
建立三星堆博物馆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和展示文物，将广汉的文物资源变成旅游资源。
可领导班子到全国考察一圈，发现“除了兵马俑、，几乎所有博物馆都靠财政养”。
办博物馆在当时看来是个“无底洞”，只能不断往里边砸钱。
几千年的，并未给这片土地带来太大变化。
12平方公里的遗址内，如今居住着9000多农民，其中有388户住在城墙上。
城墙上的农民列入了重点搬迁户，但是这个巨大的工程，如今只开展了第一期，200户。
由于生活在文物保护区域内，这里的农民不许建厂，没有大型基建，生活比周围村子要差。
大遗址内到底该不该有住户，住多少人才符合文物保护的标准? 张耀辉说，全国都没有一个大遗址保护的理论模式，“你说12平方公里承载多少居民合适?这是个很难量化的问题”。
肖先进和敖天照不主张把所有人口都迁出去：“遗址和当地老百姓分不开，这才是遗址的真实性，它是承载生命的。
”张耀辉说，前两年的管理政策，使得遗址保护和农民之间有了不少矛盾，现在希望调动整个大遗址中的农民积极保护文物，让遗址遗迹展示促进旅游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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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著名的三星堆文化，古蜀国还有哪些文化？
古代蜀人先祖为蜀，有观点认为: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代羌人(语言学上属於藏缅语族)的一个分支。
四川西北部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年代约在前3500年到前3000年。
出现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密集的房屋基址及多座人祭坑。
宝墩文化 约在前2500年至前1700年的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学文化遗存。
是古蜀文明的古城古国时期，也是古蜀文明的起源时期。
遗址主要遗址为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由1996年后发现的新津宝墩村(最大的一个，60万平方米左右，建立的城墙有卵石覆盖)、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等8座史前遗址群组成，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
建筑城的面积10-60万平方米不等，这些城址大多选择在河流台地上，并沿河流方向平行修筑，各个城址都有高耸的土筑城墙，有的还有宽大的壕沟，城址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也可能与治水有关。
房屋建筑以长方形的木(竹)骨泥墙方式修建，有的城址内还发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可能已形成拥有宗教和政治中心的中心聚落。
生活生产工具主要使用通体磨制的小型石器，切割和钻孔技术也已被熟练地掌握。
陶器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器形富有变化，生产技术已十分先进，人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
三星堆文化 前1700-前1200年左右成都平原进入三星堆文化时期。
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发达的青铜文化。
约相当于华夏族记载中的鱼凫朝时期。
以三星堆为中心的古蜀国作为长江上游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是古蜀文明形成阶段中的强盛时期。
遗址三星堆文化主要体现为三星堆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位于360万平方米的三星堆古城内。
建筑发现了密集的房屋遗迹，众多的祭祀坑、灰坑、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墓地等遗迹现象。
生活三星堆遗址已经是一个具有大量财富，有着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娴熟的玉石器加工技术，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的文明古国。
出土了大量让世人震惊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及象牙等精美器物。
这些器物造型奇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艺术个性。
十二桥文化 十二桥文化约在前1200-前600年，三星堆在前1000年左右被废弃，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个考古学文化。
十二桥文化承袭了大量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又包含着许多新的文化因素，文化范围分布非常广泛。
其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消亡以后，成都平原上新崛起的一个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是古国另一个都邑所在，十二桥文化是古蜀文明发展阶段中的又一个辉煌。
约相当于华夏族记载中的杜宇时期。
遗址十二桥文化以2001年初发现的金沙遗址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出土文物等级最高，延续的时间最长。
现已探明金沙遗址的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主体文化年代在晚期至西周时期。
建筑华夏族记载中的古蜀第四个时期，杜宇时期的城市有都城郫邑(四川省郫县县城北约二里处,即民间传说中的杜鹃古城)和瞿上两座。
金沙遗址内现已发现了大型的建筑基址区、大型的祭祀活动区、一般居住址、墓地等重要遗存。
此时期的房屋建筑有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木(竹)骨泥墙建筑两种形式。
生活石质生产工具仍然以通体磨制的小型斧、锛、凿为主;盛行尖底陶器;卜甲的多见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特征。
祭祀区内出土了大量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的礼仪用器，其面貌与三星堆文化相同或相似。
晚期蜀文化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16年，即开时期，相当于中原春秋时期至秦国占领巴蜀前，是古蜀文明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高峰--晚期蜀文化时期。
遗址成都市区商业街发现的规模宏大的船棺墓地、新都马家等级高贵的木椁墓可能就是当时蜀王族或国王的陵墓。
建筑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于广都樊乡(即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下辖县双流县)。
到了开明九世建都于成都。
开明十二世时"五丁力士"开辟了石牛道，打通了从蜀至秦的通道。
生活精美的漆木器，巨大的船形棺，极具地域特点的巴蜀式铜兵器，还有至今不能识读的"巴蜀图语"都成为此时期文明发展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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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
该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豫西、豫中，北至晋中，西至陕西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湖北北部，东至开封、兰考一带地区。
二里头文化，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之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夏文化探索的肇始期。
学术界开始把夏史的重建寄托在新兴的近现代考古学上。
1950年代，商文化二里岗期遗存和郑州商城的发现，使学界对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李学勤、安志敏、石兴邦等根据郑州遗址的发现，提出介于商代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之间的“洛达庙期”遗存(即后来所称的“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线索或对象。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与夏文化相关的诸学术课题，徐旭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献中有关的史料，认为豫西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和晋西南的汾水下游“两个区域应特别注意”。
二里头文化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至1956年发掘洛达庙遗址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称为洛达庙类型。
自1954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
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
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1959年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1959年夏，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
调查中所踏查的遗址，即包括著名的偃师二里头遗址。
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以此为标志，中国考古学界开始进入了以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期。
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即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
此后，除了“文革”期间中断了数年外，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持续不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收获。
很快，在洛阳偃师灰咀和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巩义稍砦、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纪。
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通过多年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围，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有关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上。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文化，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
二里头遗址以及临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巩义稍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发掘，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晚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以及三者间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继承性，也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豫西晋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也发现了一大批与夏文化探索有关的遗址。
1970年代开始的对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把夏文化探索的范围扩展到了晋南地区;根据二里头文化遗存在豫西和晋南地区的差异，二里头文化又被区分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
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在洛阳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
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
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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