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孙子兵法》真是孙武所著吗？
【千问解读】
孙子名武，又称子，是我国古代军事家，兵家的创始者。
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北，一说惠民）人。
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
孙武原为齐国后裔，后来因为躲避战乱，流离漂泊到吴国，得到吴王的重用，帮助吴国改革图强。
吴国在孙武的辅佐治理下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国力达到全盛。
孙子一生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他的军事著作《》，它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最杰出的兵法，历来被称作“兵经”。
这本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比较系统地涉及战争全局问题，总结了若干至今仍有科学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是不朽的军事名著。
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哺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军事家的成长。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专门为本书作著，他的《孙子注》颇为后人称道。
唐太宗、、大儒、丞相、清人朱墉都曾力主学习此书。
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高度评价《孙子兵法》，称赞书中理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科学的真理。
现在，《孙子兵法》已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传到世界各国。
除了军事领域外，它还被运用到外交活动、企业管理、市场竞争、体育竞赛等方面，成为世界人民最喜爱的读物之一。
然而，这样一本旷世奇书，在广泛流传的同时，它本身的许多疑点也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目光。
首先，《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就是一个令史学家疑惑不解的问题。
《·孙子列传》记载，时期有两个“孙子”，一是春秋后期吴国的将军孙武，一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军师，他们各有兵法传世。
《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记载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两种，训诂学家颜师古注前书的作者是“孙武”，后书的作者是“孙膑”。
然而后世所能见的只有《孙子兵法》一部，据说孙膑的兵法书自末年以后就失传了。
于是，自以来，就有许多人开始怀疑和猜测《孙子兵法》的作者。
有人根据《孙子兵法》阐述的多是战国时代的情况，认为此书源出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因为书中有大量关于战国时期的内容，在春秋时期的孙武是不能预测到他死后之事的。
还有一些人干脆主张孙武在历史根本不存在，《孙子兵法》是孙膑所作。
公元1200年，的军事研究者叶适就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孙武并无其人，“其事其书皆为纵横家作伪”，他是这样质疑的：如果孙武像世人传说的那样“南服越人、西灭强楚、北威齐晋”，为什么没有被升为卿大夫？在举世公认的权威史书《左传》中，为什么没有关于孙武一字一句的记载？叶适的观点在当时掀起巨大波澜。
影响巨大，直至近代。
另外还有几种孙武与他人“合一”的说法。
一为“武伍一人”说，中期的山东文人牟庭认为：《孙子兵法》是的作品，“武”不是孙武的名字，而是《孙子兵法》原来的书名。
一为“武膑合一”说，该观点认为孙武和孙膑是同一个人，孙子名武，膑是他的绰号。
由于孙子在吴、齐两国都呆过，没能分辨出来，就误以为是两个人，将二者记载于《史记》之中。
纷纭离奇的争论一直到建国后才见分晓。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西汉墓葬，出土了大批竹简，包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这一发现不仅使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著作得以重见天日，而且证实了《史记·孙子传》和《汉书·艺文志》关于两个孙子有两部兵法的记载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孙膑兵法》的发现还不能证明《孙子兵法》就是春秋末年的孙武所撰，主要有以下几大疑点：第一、《孙子兵法》的许多用语都是战国时代流行而春秋时所未见的。
如“形名”、“霸王”等；第二、《孙子兵法》记载用兵数动辄十万，但是春秋时期即使是大国用兵也不过二、三万人，只有到了战国中期，才有用兵十万至数十万的记载。
第三、《孙子兵法》所谈的战术多为运动战，主张深入敌后，长距离的调遣。
这些都是战国时代的打法。
第四、《孙子兵法》言兵，由“将”，这一军事格局是战国时期的写照，春秋时的战争一般都由国君亲自统率军队出征。
第五、《孙子兵法》有关于的记载：“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而苏秦活动的时代当战国中后期，在孙武之后约200年。
这些疑点不能正确解释的话，要断言《孙子兵法》系孙武所作，似乎有失偏颇。
其次，《孙子兵法》究竟是八十二篇还是十三篇，这也是史学家和军事学家苦苦探索的问题。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两次提到兵法“十三篇”：一是吴王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二是“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
《春秋·上德篇》记载“孙武，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这里的“五千言”也是指“十三篇”。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称：“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
”这些记载都说明《孙子兵法》只有十三篇。
“八十二篇”之说最早出现于《汉书·;艺文志》，作者班固认为《吴孙子兵法》共八十二篇、图九卷。
到时，任宏论次兵书，定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
有一种观点认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传至东汉末年，曹操认为世人对《孙子兵法》“失其旨要”，于是删掉了其中69篇，只注“十三篇”，这就是现今所说“十三篇”的来历。
但是《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真伪性令人怀疑，“八十二篇删减说”也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了。
1996年9月，新闻传媒报道在西安发现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件，全世界为之震惊！抄件持有者是清时进士、晋陕名人张瑞玑之孙。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瑞玑被调任陕西韩城知县，在赴任途中，他慧眼识宝，用重金买下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汉简。
1923年，张瑞玑辞职回家专门研究整理这些汉简。
张瑞玑去世后，其子张联甲遵照父训，终将此书竹简整理成册。
“文革”时期，张联甲恐汉简兵书“惹祸”，采取“毁简保兵法”策略，主动将竹简烧掉。
在“红卫兵”监督疏忽时，从火中抽出一捆即将点燃的竹简(即“八十二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从而幸运地保存了一件汉竹简原物和张瑞玑父子书理竹简的墨迹手稿。
如今，这些珍贵的保存在了张家第三代张敬轩手中，被称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化宝库中崭新的华章”。
如果这些文物被证属实，那么《孙子兵法》应该是八十二篇而不是十三篇，然而这则轰动一时的消息没过多久，就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许多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考证，结果发现漏洞百出。
其一，张瑞玑之后的身世是否属实？据考证，张联甲与张瑞玑根本无血缘关系，所谓张联甲是张瑞玑的儿子之说纯系捏造。
这就使“三代护国宝”的故事，汉简来自“张氏家传”的说法也就成为无稽之谈。
其二，从科学的角度分析，竹简在没有科学储藏条件的情况下，在地上经历二千年而不腐是不可能的，何况是经历了那么多折腾而保存完好。
其三，张敬轩拿出的所谓抄自其父于“十二年”的抄本原件，据专家考证，实际上是抄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说明抄本也不是真品。
其四，先秦著作一般不是出自一人之后，大多为同一派系的人累世完成。
即使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也可以看出有后人增益的成分，何况是篇幅更多的“八十二篇”！而据张敬轩介绍，孙武不仅独立完成了八十二篇巨著，还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孙武兵法》，这也存在着许多的不合常理之处。
孙子兵法究竟是不是孙武所做呢？我们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资料的发掘。
期待我们早日解开这个世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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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进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新雅致、能沁人心脾的作品总是更具有亲和力的。
概述 《袁氏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开明，甚至敢于反传统。
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
譬如，袁采的《袁氏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
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
《袁氏世范》记载的一些经济生活细节，也可补充历史的空白，如当时开化农村的借贷，往往借一还二，这种高利贷太过不仁。
不过，在宋代社会，大钱生小钱的观念深入人心。
《袁氏世范》卷一说，有人与兄弟子侄共同生活，他自己私财独多，怕将来被均分，就买金银之类收藏。
袁采认为这是非常笨的做法。
有了钱与其买金银，还不如购置产业搞经营，或者典质放债，十年中间，所得之利息必大大超过本钱。
到兄弟分家时，父辈留下的那一点产业，就只是经过滚动后的财产的一小部分了，利己利人，? 思想特色 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袁氏世范》包含有丰富的家庭伦理教化和社会教化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和训俗的内容、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袁氏世范》，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文明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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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家风介绍：《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千百年来，重视家风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风是家族子孙世代为之恪守的家训、风范与行为准则，是民风世风的根基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知礼仪，重家风，育人才，通儒的家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曾祖以来，特别是焦循生活的中后期至末年(1763-1820)，已形成了一以贯之、世代相续的优良家风。
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 精心治《易》 《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部经传之首。
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传》《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以专治《易经》《》为著。
其于《易》学着力最多，后期家设读《易》治《易》命名的倚洞渊九容数注《易》室，且自青少年起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赖以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辉煌成就。
焦循治《易》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曾祖父文生公焦源深研于《易》，以《读〈易〉图》传世。
祖父鉴千公焦镜、父佩士公焦葱俱好以《易》;因循祖母王孺人的祖父王方魏承祖纳谏翁之学，一生善《易》，并以《易》授徒，故焦循祖、父俱闻外家《易》说。
到焦循治《易》，则集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扬后世。
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是大著《易学三书》，凡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
此外著《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
又有治《易》之余，遍览诸典籍累积卓识而撰的杂著《易余籥录》二十卷。
其《易》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令世人瞩目。
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逻辑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
利用“乘方”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以及运用“天元术”、“齐同”，是焦循援入《周易》研究的三个主要数理法则。
可以说，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经》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都有对联，对联都是自己撰写，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
” 焦循依次给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从中既可见他以儒家经学承继家学世业的殷切期望，先命名长孙为“授易”，也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好学深思 读书执理 博览载籍、博闻强记，善于读书、识力精卓，皆是通儒焦循治学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父母亲、戚良良好教育与学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爱学习。
三岁时，嫡母教以书数，口授《毛诗》及古孝悌忠信故事;多置纸笔，令临摹写字。
时舅母、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五六岁，谢氏并授以唐人绝句诗。
六岁入塾读书，从学于表兄范徵麟，学《诗》，辨别音韵。
当年三月，父佩士始教其吟咏《毛诗》。
十岁前，表叔王容若又授以《诗》和书数，使他习九九，好算学;且常说古孝悌忠烈故事，对焦循忠孝仁义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十一岁范表兄以爱国诗人编《文章轨范》为蓝本，要求焦循读古文，教他应善于从中寻规律，求大义。
于是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尤偏好文。
族父熊符受循父所托，训导焦循学诗赋，常为他改诗，并授以“六书”之学。
焦循后来以“六书”之假借、转注独辟治《易》途径，当发端于此。
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教以唐司空图《诗品》，嘱咐循：“作诗必知诗之品。
读《诗品》又必知作《诗品》者之品。
”焦循谨记父训。
十四岁受父亲之教，焦循开始学习撰古文，特善钻研作文之法。
此前除学习诗文辞赋外，已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
十七岁，应童子试，即取为补学生员。
正是在他复试时，得到督学江苏来到扬州的侍郎赏识，谨记其嘱咐：“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
”焦循未辜负刘公期望，从此专心学经。
十八岁时又入著名的府城安定书院肄业三年。
从青少年起，焦循就孜孜不倦于博学求知,作诗习文，为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
他也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记道：“府君性俭约。
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
”荒岁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亏赖以贤妻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
此外，焦廷琥言：“府君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必手录之。
或友朋以著作来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如此者三十年，所录者盈二尺许。
”可见，焦循不仅广博阅读，也是一个善读书者。
其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还表现在教季弟徵上，“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
“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
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首先，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每按讲章，常疑之不以为信。
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毛诗·三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其次，读书深思熟虑，融会贯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
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
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
”其学术著作《晓庵遗书》《学春秋随笔》《春秋说》《音学五书》《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后案》《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历算全书》《赤水遗珍》等四十八部，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
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以至付出年寿不永的生命代价。
嘉庆十二年(1807)四十五岁时，春三月，焦循“遘寒疾”，重病昏卧垂绝者七日。
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
昏厥醒来，遂一心专于《易》。
为探其真理精义，焦循痴迷执着其中，尽弃科第仕宦之心，不惮寒暑，不与世俗酬接，而于参五错综中，引申触类，豁然贯通，尽改旧稿，更创新篇。
尽管日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脾病时发，并屡发足疾，疾发时痛彻骨，然而他咬牙坚持治《易》不辍。
五十岁时，又作《告先圣先师文》发誓明志，尽屏他务，专理《易》经。
且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
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十四岁时成就《易学三书》书稿。
次年自二月二十日起，焦循手写《雕菰楼易学》四十卷，先《图略》，次《通释》，次《章句》，至九月十二日，写完全帙。
还不时校改之。
数十年学《易》、治《易》，足见其艰辛、勤苦、执着和严谨。
《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投入《孟子》的深研与《孟子正义》的撰著中。
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70万言。
《孟子正义》既显乾嘉“朴学”之风，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显微言大义，而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
焦循从九个方面淋漓尽致阐发孟子的性善论。
1.人有“四端”，所以人性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人能知，故善。
3.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
4.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5.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6.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7.人有神明之德，故性善。
8.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9.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他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以赞扬、申明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人生信条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不可缺少的家风重要内容。
父佩士公曾对焦循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循玄祖仰湖公文科，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
高祖震鸣公明旸，行二，为人忠厚礼让，曾与三兄弟析居。
既而诸兄弟疑其产厚，以其多得财产为由，要求再分其产，索承分田补之。
明旸认为自己所得本来就是先人所赐，所以满足诸兄弟所愿，而不与计较。
曾祖父文生公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
曾祖母卞孺人，生于富饶之家，幼年惟知作诗及画。
既归循曾祖，诸嫂嫉孺人奁厚，又笑其不能针黹，迫之分家，分以瘠田，且以先世之债委与曾祖。
孺人尽以钗珥偿债。
时仅薄田数十亩，孺人与文生公躬耕自给，并达高寿，子孙林立，家业复旧。
孺人还时以钱谷周恤诸侄，而不念旧憾，亲戚乡邻奉为家范。
祖父鉴千公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
焦循《先考事略》引父言云：“吾族自(明)永乐间聚处于湖，分上下两庄，今惟吾屋尚存。
”“(父)指楼屋曰："此嘉靖间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让所积而留也。
" 焦循父佩士公葱，以咯血病，应小试一次，即纳粟为太学生。
予。
族姓亲戚有待以举火者，死丧济以棺敛之费，于孀妇孤子周之尤力。
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闹饥荒，出粟救济穷困者。
时焦循六岁，亲见之。
父承祖遗田八九百亩，以施故，家渐落，仍不懈施舍穷人……家既中落，复屡值凶岁，循父乃称贷于人，将到期，卖田以偿贷。
适亲戚有丧事，循父怅然曰：“吾尚有田卖，不可使亲戚无所殡。
”分而予之。
循父性情和易，无疾言厉色，间或有横逆至，受而不报。
居家俭约，衣裘器物，与亲戚朋友共享用，不还者未尝往索，往往至损坏而后归之，也未尝脸有难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循父为自己占卜预测未来，测知自己气数将尽，于是从家中取出多年他人欠自己的“数千金”债务和十几年前买族人房屋的凭据，全部烧掉，凡欠别人的债务一律还清，惟恐子孙日后逼人还债或欠他人之债不还，有失忠厚之道。
(见《先考事略》，《雕菰集》卷二十三) 查阅史料，家族并未传有治家规范要求的完整文本，但焦循父留下了一些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
如：“昨闻谈科名者，有"敲门砖"之说，谓不必根柢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
余为之骇甚!……乃以骗为名，不愿子孙之效之也。
”“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
”“可知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
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zhì，嫉妒)心。
”“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
”“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
从焦循玄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并传承给焦循及其子孙辈。
其中先父佩士公的言传身教更给焦循以深远的影响。
“忠厚退让”，焦循则增一“廉”字，为“忠厚廉让”。
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予爱之敬之”的青年所求，书写一联，馈之：“书读秦汉已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与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且善于引导，诲人不倦。
如焦廷琥言：“府君与人交，不徒在言语仪接不蹈涉虚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与世疏而真笃之意挚如也。
辨论是非，必正色庄论，务使明晰。
人有所质，必忠告善导之，穷流溯源。
有所叩，则娓娓不倦。
”焦循既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又践行厚道，与人为善，对己能多做自我批评，不仅为人如此，为文治学亦如此。
焦循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
以清廉自束。
嘉庆六年(1801)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却自嘉庆七年会试下第后，不再应和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辍。
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与最切实的践行。
知行诚笃 大儒曾赞通儒焦循：“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
恬淡寡欲，不干仕禄。
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
”焦循高足弟子，阮元从弟阮亨亦云 ：“焦里堂先生，学行诚笃，尤精推步(按古称推算历法)之术。
四十外足不入城，筑雕菰楼，藏书数千卷。
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学》《孟子义疏》行世。
”所谓“君性诚笃”、“学行诚笃”的赞语与焦循终生为之信守和践行的“知行诚笃”相一致，并是其形象性格、卓行和精神的生动诠释。
而“知行诚笃”，则为其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焦循一生除青壮年时期应岁考、乡试、多次往来于扬州、泰州、南京之间外，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五年、六年、七年，即33岁至40岁时，接受先后任浙江学政、巡抚的阮元邀请入幕参予衡文校士、编书等务，而二往山东、七游浙江;嘉庆七年参加会试一上京师。
多次出行和览游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与实践活动，极大开拓了胸襟和眼界，使焦循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同时也因此广交了文人学士、同道师友，切磋诗文，探讨学术，相互促进，大有裨于自身学术的精进，而成就了部分著述，又即兴赋下不少诗词文篇章，更为他今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循尝说：“循往年家居，每岁诗不过数首，去年游齐鲁，半年得诗五十首，今游吴越，半年得六七十首。
盖山川旧迹与客怀相摩荡，心神血气颇为之动，动则诗思自然溢出。
境与时不同，则诗思亦异。
” 至于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则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核心要义和集中体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学家焦循深知文章的重要功能、作用，而特把研治经学之文提高到压倒一切文章的地位。
他说：“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用用之百世者。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
二者之于文，皆无足重轻。
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艺足以达者任之。
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发，则百世之文也。
”这是焦循一生探《易》理、治经学、安身立命学以致用的形象写照。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其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
据学者基本统计，著述达九十一种，多至四百五十余卷，约六百万字。
在经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祖传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
嘉庆二十四年(1819)，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
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
烈风窗外鸣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
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
”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辞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
曰：“吾之病不能起矣。
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
惜诸孙尚未成立。
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贴，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作为焦氏祖训、焦循家风的精义蕴含，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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