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齐王谋反、诸吕事件等政治灾难的导火索是什么？

西汉二代危机指死后，朝廷各势力围绕权力归属展开博弈，酿成的齐王谋反、诛吕事件、少帝被废等政治灾难。

文帝即位采取多种措施平衡各方利益，并长期进行合法化建设，逐步消除二代危机的影响。

下面本文将讲述引发西汉二代危机的导火索，即吕后之前皇位继承的原则与变迁。

一、汉初制度危机 从王朝发展过程角度来讲，二代危机最大的特征是过渡，即从战时政治向常规政治的过渡;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二代危机最大的特征是其重复性，即每个朝代发展到此时期均会出现政治问题;从某一次二代危机角度来讲，二代危机最大的特征是政局混乱，即各势力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并无确定的敌我界限。

这些特征与二代危机出现的原因密切相连。

汉初诸侯王在王国内与等齐：管制上与皇帝等齐，分封疆域辽阔，财政经济独立，有自己的纪年和军队，即掌握了王国内行政、财政、司法等大权，其官吏、宾客仍延续了以来“士为知己者死 的传统，处处以诸侯王为中心，不考虑朝廷利益，甚至鼓动诸侯王谋反、刺杀汉天子等，可见王国独立性之强。

朝廷虽然为王国置相，但在诸王拥有实力后，壬——相制衡的局面被打破，如齐王之囚禁其相召平而起兵，吴王刘濞数次杀戮其相等。

诸侯王势力增强，便要求更大利益，并为此不择手段，甚至谋反，最终成为地方割据势力。

汉初诸侯王国与中央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国与国的关系，这忽略了诸侯王无理的政治诉求，甚至对皇权的觊觎，这对朝局稳定、社会发展构成巨大威胁。

二、背景 秦末中，依靠诸侯建立汉王朝，实封诸侯思潮也得到发展和实践，所以汉初所封诸侯王均具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势力，列侯也取得侯国的治权。

李开元称，“西汉初年的行政体制，可以用帝国、王朝、王国、侯国四级政体所组成的国家联合体来概括”，这充分体现了汉初政治体制的混乱，也说明汉初权势集团繁杂、政治势力丛生，如多个诸侯王政权、无数的侯爵组成的官僚集团、以吕后为代表的势力以及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等，其中的每个势力均会对朝廷构成威胁。

三、吕后之前皇位继承原则的变迁 中国古代历史的治乱特征产生了战时政治和常规政治两种政治形态：战时政治一切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常规政治一切以政权稳定为中心;前者在动态中求平稳，后者在平稳中求发展。

战时政治和常规政治的契合度决定了政权的稳定度，也决定了政权的延续时间。

因为在两者的过渡阶段，战时政治的余波会引起常规政治的反动，产生大量的政治问题，进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此即王朝初期政治的“二代危机”。

成功渡过这种危机，政权便会延续较长时间;反之，政权便会灭亡，战时政治重新成为主流，进入下一轮循环中，直到常规政治完全稳定下来。

这一时间段最主要特征是过渡，表现在政治上是战时政治的常规化、合理化，即战时动态政治中的平稳元素主流化，成为常规政治的平稳特征。

在过渡期，最不稳定的因素为皇位继承。

一是因为在动乱期太子频繁更换导致其威信下降，中断了具体太子个人与皇位之间的必然联系; 二是太子及其势力本身就是打破新旧朝势力平衡的不稳定因素，也导致皇帝与太子之间矛盾加深，增加了太子登基的变数;三是太子继立制度的不完善及其原则的混乱，降低了废立太子的严肃性。

三者相结合导致了政权二代危机的不可预测性，这在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表现较为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乱时期，战时政治得到充分发展：与战争相关的职能部门运行流畅，与战争相关的社会制度日趋完善，与战争相关的思想文化炫丽灿烂，战争因子充斥社会各个角落，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激昂奋进的状态。

虽在以雷霆手段在短时间内，但其试图在短时间内平稳社会情绪的努力遭到失败，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他对皇位继承制度建设重视不够。

皇位继承制度是一种特殊制度，一是它无固定的选立继承人的原则，二是在皇位继承发生时整个朝廷处于无序状态。

前者使皇帝随意废立太子，后者使王公贵族干涉皇帝人选。

故皇位继承本身就是一件看似严肃实则颇具随意性、偶然性的事情。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构建了封建制度框架，并以暴力机关强制推行，这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秦代皇位继承，并无明确制度保障，仅以传统加以约束。

秦始皇虽有立公子的迹象，但未从制度层面给予相应的名义，只是在其病重时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日：‘与丧会咸阳而葬’”，企图先回咸阳再确立太子再完成皇权交接程序。

在此问题上，秦始皇过度依赖皇权，纯粹的以权力来压制权力转换时的混乱，将皇权的交接视为单纯的事件，根本没有意识到皇位继承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秦始皇薨，“高乃与公子、丞相斯阴谋，立子胡亥为太子”，先立太子，而后继位为帝，从制度上确立了太子——皇帝的顺序，弥补了秦始皇不立太子的缺陷。

但权臣与王子相结合谋夺太子之位，成为朝政混乱的根源，致使一朝更为残暴，最终导致秦二世而亡。

战争期间，战时政治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汉二年，“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

前线失利，再加上后方又有等心腹大患，汉王政权所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

为防止政权迅速败亡，刘邦在“独得孝惠 的情况下立为太子，即此时确定太子人选是，并未涉及皇位继承原则的建设。

战争结束后，刘邦以蹩脚的“类我 为原则企图更换太子，此举涉及皇位继承制度建设，遭到以吕后为首的行政官僚集团的抵制，而军事官僚集团则持中立态度。

原因在于过渡初期，军事官僚集团在向行政官僚缓慢地转化，一方面对于行政制度缺乏必要的了解，一方面需要适当处理新老皇帝之间、帝后之间的矛盾，故中立是其最好的选择。

在更立太子事件中，刘邦朝出现了几种模糊的皇位继承原则，一是刘邦之“类我”，这一点侧重太子人选的才能，适应了当时积极进取的社会心态;一是之“嫡长”，这一点侧重历史传统，是静态社会保持政权稳定的需要;一是四皓之“仁孝 ，这一点侧重太子人选的品德，是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良药。

这几种原则的确立暗含了皇帝垄断皇位继承人选的权力遭到挑战，为其后的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吕后执政时期，全力推行“以孝治天下”，“嫡长”成为皇位继承制度的主要原则。

惠帝死后，吕后重新垄断皇帝废立太子的权力，原因在于皇权交接缺乏必要的监督、监管势力，吕后恰恰扮演了这一角色，并将之延续下去，其后她在嫡长原则下更立太子就是这一角色的重演。

不过，吕后也对皇位继承原则进行一定的建设。

一是重新将选立太子人选的权力收归最高统治者，吕后前后多次更即是明证：二是将与兄终弟及制相结合，确立了家族内嫡系传承原则，惠帝二子相继为帝是为证明;三是将功德、才能等个人素质原则改换为利益链原则，形成诸势力相妥协以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少帝被废当可为证据。

其中，后两者对当时社会影响较大，既是引发所谓诛吕事件的根源，又决定了文帝成为皇位继承人。

皇位继承原则的多样性为制度变更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原则的施行为制度变更提供历史依据。

四、总结 总之，这使权势集团可以毫无顾忌地破坏皇位继承制度，达到重新确立皇帝人选、进一步扩大其利益目的。

这涉及到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即人遵循制度还是制度遵从人的意愿的问题。

历朝历代，开国强臣在君主死后总是蔑视制度，使制度屈从人的意志，为维护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干预皇位继承的顺利进行，这是二代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和导火索。

二代危机实质是一种贵族危机，是权力政治、圈子政治矛盾激化的表现，也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历史而动在贵族斗争中的表现，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中下层影响不大，即从长期范围来看，整个社会基础未变，只是上层流动较为频繁，但是这种危机扩大为瓶颈危机后便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决定王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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