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唐代诗歌中的酒价差异为什么如此之大？
【千问解读】
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
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
刘邠《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进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
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
’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
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
’”这里“速须相就饮一斗”和“急须相就饮一斗”，皆为“速宜相就饮一斗”之误。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于前人的典故。
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耳。
”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
”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
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
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
如“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
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
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是渊源有自。
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
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
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王夫之所言甚是，但是这也表明了要读懂唐诗，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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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古画《历代帝王像图卷》如何流到日本？
博文堂画商原田悟郎回忆，当时有个刘让业拿了很多库里的书画到他们店里来卖。
“刘让业是宣统帝的傅育长官陈宝琛先生的侄外甥。
……刘从年轻的时候就好几次来日，其间把日语说好了。
可他记得都是狎妓的话，在那上面花了很多钱。
钱不够时他就来我这儿，说：‘这个作为抵押放在这儿’，又说：‘下次来时，我打算把这个这个拿来。
’他拿走了相当多的一笔钱。
”郑思肖的一幅《兰》就是刘让业“无论如何需要钱”而拿到他们店里去的。
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佚目》书画总目简注”，郑思肖的《兰花图》，“《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真迹，溥仪在天津时售出，日本阿部房次郎藏”。
应该就是刘让业卖出的这幅。
说刘让业是陈宝琛的侄外甥，很是奇怪。
侄子是侄子，外甥是外甥，似乎没有侄外甥这样的叫法。
陈宝琛的侄孙陈绛回忆陈家往事，提到陈宝琛的同胞姐妹陈伯芬嫁给了福建盐运使兼闽海关监督刘鸿寿，刘鸿寿的儿子有一个叫刘腾业，另一个叫业。
如此推测，刘让业应该也是刘鸿寿的儿子，那么也就是陈宝琛的外甥。
杨仁恺《国宝沉浮录》还引了王庆祥《伪满小朝廷覆灭记》的记载说，溥仪在天津时曾赏赐过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字画，其中有唐人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步辇图》，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等。
据杨仁恺介绍，《历代帝王像图卷》从天津流出后，不久归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可能在“二战”后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购得。
而《步辇图》和《阆苑女仙图卷》两幅，刘骏业没有转售给外人，被当做女儿的嫁妆，带回福建老家，一九四九年以后原封不动捐献给政府，交由博物院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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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鲁迅之死：或可能被日本军医谋害致死？
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旧话重提。
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
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个环节稍作梳理。
说来并无新鲜材料，均见载于《鲁迅全集》。
然《全集》虽非稀见，有些发议论、抒感慨的人却好像不大查阅。
鲁迅身后，大家针对他说了太多的话，众声喧嚣之中，也许应该听听当初鲁迅自己对此如何说法。
《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
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
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
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 王元化为此书所作序文则云：“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
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
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 不如先来“认真调查研究”一下《鲁迅全集》。
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婴著书、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读到。
据周海婴《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一文，周建人说那番话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鲁迅全集》出版时，他还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鲁迅拟稿，许广平抄寄”)云：“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此乃鲁迅首次提及“转地疗养”，的确出自须藤的建议，但显然并未指定日本。
鲁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连日记都停笔了，至三十日才又续记。
所以说“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鲁迅致曹靖华：“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
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
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
”这里首次提及出行时间，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当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但讲“大概”、“但未定实”，说明还在考虑之中。
七月十一日，鲁迅致王冶秋：“医生说要转地疗养。
……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
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
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
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
离东京近，就不好。
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岸。
那时再看罢。
”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鲁迅自己比较若干可能的去处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旨在安静养病，不受打扰。
仍讲“还没有定”，却已与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现在所顾虑的主要是入境问题。
然而因为病情缘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迟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讫。
”治疗暂告一段落。
但十五日日记即云：“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
”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鲁迅口述，许广平代笔”)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
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
”十六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
”鲁迅再次陷入“还不能离开医生”的境况。
十七日，鲁迅致许寿裳：“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
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 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讫。
”治疗又告一段落。
同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
”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记：“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
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
衡体重为三八.七罗格兰，即八五.八磅。
”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
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
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
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
”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
……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
”这是鲁迅病情最乐观的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具体原因，他讲得。
鲁迅去世后不久，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与此正相符合：“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去养病。
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绕缠。
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
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
‘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
’他说。
‘我想告雨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读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
’我说着。
……‘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
’他婉辞谢绝了。
”所提到“雨”即许粤华，笔名雨田，黄源当时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学。
八月七日，鲁迅致曹白：“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总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况上，颇不方便。
信件也不转寄。
一者那时当停止服药，所以也得更减少看和写;二者所住的地方，总不是热闹处所，邮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
”同日致赵家璧：“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
”但就在这一天，日记云：“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
”自此先是须藤助手钱君，继而须藤自己每日来注射，鲁迅又复“不能离开医生”了。
八月十三日，鲁迅致沈雁冰：“说到贱体，真也麻烦，肺部大约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还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
大约这里的环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也是使病缠绵之道。
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同日日记：“夜始于淡[痰]中见血。
”病情更严重了。
八月十六日，鲁迅致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
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
杨君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
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急中开口。
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
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
倘在中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
莫干山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
”则赴日本的念头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终没有明确说出一个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鲁迅致赵家璧：“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
”次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
”但二十三日日记云：“九时热七度八分。
”二十五日致母亲：“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
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
”这是鲁迅最后一次预计出行时间。
接下来他提到此事，就显得更加悲观，八月二十五日给母亲写信后，“须藤先生来诊”，当日致欧阳山：“我比先前好，但热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说不定何时可以旅行。
”二十七日致曹靖华：“我的病也时好时坏。
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
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
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
但因此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亦令人闷闷，日内拟再与医生一商，看如何办理。
”二十八日致杨霁云：“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 八月三十一日，鲁迅致沈雁冰：“我肺病已无大患，而肋膜还扯麻烦，未能停药;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
”先前还说“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现在取消计划，或与前一日日记所载“下午须藤先生来诊”不无关系，亦即鲁迅所说“再与医生一商”。
黄源《鲁迅先生》则云：“因为热度始终未退，医生不准他远行。
” 鲁迅此后几封信里，所说都是这个意思，如九月三日致母亲：“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去休养了。
”七日致曹靖华：“至于病状，则已几乎全无，但还不能完全停药，因此也离不开医生，加以已渐秋凉，山中海边，反易伤风，所以今年是不能转地了。
”十五日致王冶秋：“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
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
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
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
” 以上就是鲁迅拟议赴日疗养，而最终未能成行的始末。
由此可知，周海婴转述周建人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以及王元化所说“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并非事实，不能构成推论的前提。
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致许杰信所云：“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
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
”也不难理解：既然没有去成，自不愿别人以此作文章。
顺便说一下，其后鲁迅欲迁居法租界事，他自己也有解释。
十月十一日，鲁迅日记：“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
”十二日，鲁迅致宋琳：“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
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
” 我讲这些，只想说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此而已。
有朋友说，“种种迹象表明，他内心已经预言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并‘提前’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姿态。
”对此恕我稍有异议。
我觉得鲁迅大概预言不了将近一年之后发生的事，他赴日疗养的打算即可视为一个例证;当时局势非常复杂，不光鲁迅，就连包括当轴诸公在内的其他人同样也预言不了。
鲁迅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就在这年十月十九日辞世——仅仅二十一天前，他还在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信中说：“我前一次的信，说要暂时转地疗养，但后来因为离不开医师，所以也没有离开上海，一直到现在。
现在是暑气已退，用不着转地，要等明年了。
”然而鲁迅已经没有明年了。
这是他笔下我读了最感辛酸和绝望的一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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