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候当史学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吗？
【千问解读】
的历史学家与皇权就形成一种博弈，的也害怕史官的一支笔。
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太史简”指的是“齐弑庄公”以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闻既书矣，乃还”，三兄弟前仆后继，为的就是写下“崔杼弑其君”。
“董狐笔”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
”赵盾觉得很冤枉，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 历史学家是个危险的职业，说真话会付出什么代价呢?看看历史就知道了。
在《答才论史书》中说：“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 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作《》， 刑诛;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 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
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
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青史留名这也是帝王的追求，史官们则坚持“君举必书”。
刘知几在《史通?直书》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自有史官书之》记述宋太祖怕史官： 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
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
”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
”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历史学家追求什么呢?司马迁修撰《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临终遗嘱司马迁写《史记》,“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历史学家有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
”作为历史学家必须有秉笔直书、注重实录的治史态度，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云：“荀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刘知几认为合格的史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史才、史学和史识。
学者 又提出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 (《文史通义·史德》) 一个历史学家要秉笔直书守正不阿并不容易，屠刀下说真话坚持原则会付出血的代价，“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中国历史，因此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
我国很早就设立了史官，从出土的商周时期、金文来看，商周时期有“作册”、“内史”、 “作册尹”等史官。
《汉书·艺文志》讲，“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 在神权至上时代，从事求神占卜等活动的人叫“巫”、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人叫“史”，这些职务最初往往由一人兼任，统称“巫史”。
巫史占天卜地、祭祀神、代表天意，有权训御君王的言行，君王不得不毕恭毕敬。
秦汉时期君王专制，史官们身上的神职光环被剥离干净，举行仪式，居然不允许太史令司马谈参加。
历史学家“以史制君”，对于日益膨胀的君权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统治者必然要掌握历史的解释权为我所用。
从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史，改革自西汉以来国史私修的惯例，统一由朝廷组织编修国史使之成为官修。
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修史机构。
以后，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主要目的，一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二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
史馆修史实际上是一种专制主义，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被完全破坏，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
二十四史里边为什么前四史《史记》、《汉书》、《》、《志》的成就最高，因为它们都是私人编纂的。
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梁启超指斥中国旧史是“帝王家谱”、“相斫书”,痛诋传统史学“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
梁启超实际上批评的是官修国史就知道为帝王服务。
孔子开了私人修史的先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以说：“孔子作《春秋》而惧。
”如果没有私人修史，中国的历史文化必定黯然失色。
但是私人修史的政治风险越来越高，因为封建专制的残酷和是不允许自由抒写的，“以史制君”在暴力和屠刀面前变成了神话。
案，由庄廷鑨编写《明史》而引发的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
庄廷鑨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庄廷鑨弟廷钺被杀，所有列名参校、刻印买卖者均因此获罪 ，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从犯以及涉案家眷约1000余人被杀，流放者数千人。
清朝为何对一本书如此兴师动众?庄廷鑨在朱国祯的《明史概》遗稿基础上写了本《明史辑略》，依旧使用的年号，还称呼为“奴酋”，称呼满洲士兵为“建夷”。
这在大清朝看来是大逆不道，在我的统治下居然敢用明朝的词语侮辱朝廷，这是。
历史的解释权在朝廷手里，怎么容你一个文人写历史呢。
清朝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费了老大的劲，《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如果从清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
如果要当一个历史学家，首先看你有没有胆量敢不敢说真话怕不怕杀头;如果要当一个马屁专家，闭着眼睛歌功颂德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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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一支特殊部队，驻守在宁古塔
而这样的刑罚看起来是体现了统治者仁慈的一面。
但实际上，被流放的犯人大部分都会死在路上或者染病去世。
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流放地在千里外，犯人必须步行，路上也有可能遭到衙役的虐待。
而在清朝，如果犯人被流放到这个地方，就很难存活下来。
这个地方就是。
宁古塔不是塔的意思，在满语中是六个，代表六个城池。
相传是的曾祖父六个儿子的居住地。
地址位于东北的牡丹江附近，地处偏远，天气恶劣。
所以很多犯人被流放到宁古塔，往往在路上已经被饿死，或者被狼豹吃掉。
而最可怕的是到了宁古塔之后。
很多犯人到了宁古塔之后，有点地位和文化的也许被当地人聘请为老师。
比如诗人吴兆骞，在当地得到了优待。
而清朝很多因为被流放到宁古塔的文人，待遇都不错。
但大部分的犯人都会变成了披甲人的奴隶。
清朝有一支特殊的部队驻扎在宁古塔，里面分为披甲人、旗丁。
披甲人平时干活，有战事就披上盔甲到前线。
而披甲人都是投降之人，并不是什么善类，他们的地位远低于旗丁。
所以充当披甲人奴隶，地位也就更低下。
披甲人对奴隶可以任意使唤，即使折磨而死，也不会受罚。
奴隶们整日干活，一年四季不停歇，所以很多人身体柔弱的也被累死。
而男奴隶还好，只要做苦力，但女奴隶更加悲惨。
披甲人可以霸占她们。
即使女奴隶已经有丈夫，但披甲人只要是看上某个女奴隶，都会强行夺过来，下场非常惨。
所以很多丈夫得知全家被流放到宁古塔，他情愿选择杀掉自己的妻女。
因为到了那边后，女人会遭到比死还可怕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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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成公是如何上位的？当时竟遭到了有识之士的谴责
曹宣公立的太子被杀，一个庶子自立为君，是为曹成公。
曹成公非法取得君位，在国内国外都遭到了有识之士的谴责。
诸侯们纷纷请求晋国出兵，惩罚曹成公。
晋国因为刚刚打了一场大仗，所以表示要休养一段时间再兴兵。
到了公元前576年，晋景公在卫国的戚地(今河南濮阳北)组织诸侯会盟，鲁、卫、郑、曹、宋、齐、邾等国都来参加。
在会上，晋厉公就宣布了曹成公的罪名，把他逮捕了。
这件事办得挺利索，没有大动干戈惊扰百姓，又依足了当时的礼法道义，所以得到了诸侯的一致赞许。
晋国隐约又恢复了中原霸主的威望，更有战略意义的一次会盟也发生在这一年。
公元前576年冬天，吴国准备同中原列国建立友好关系，于是晋国挑头，召集了齐、鲁、宋、卫、郑、邾等国的卿士，一起在钟离(吴、楚两国交界，在今安徽凤阳东)和吴国使者开了一次会。
这次会盟是吴国和中原列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开始，也是晋国“联吴制楚”战略的一大进展。
对此虽然不满，但是也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毕竟有和平条约在那摆着，背弃盟约这样的事情，还是尽量不做为好。
楚国对于晋国的结盟行动表示出了相当的克制，晋国当然也没有理由和楚国翻脸，脆弱的和平局面仍然令人地维持着。
仿佛是不甘心这种寂寞似的，捣乱的马上就出现了。
要说郑国这个诸侯国吧，也算是那种“曾经阔过”的。
春秋初年郑庄公几乎造成了一个“小霸”的局面，诸侯无不佩服。
可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到了如今这年月，郑国早已沦落为墙头草了，还以为自己能像郑庄公时候那样，那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郑国现任国君郑成公还就不信那个邪，其实晋、楚都讲和了，你个小小的郑国还不趁机消停消停。
可是郑成公偏要挑起点事来，大国不打了，我来打!以墙头草的思维，自然是要选择弱势的一方动手。
眼看着晋国这些年有回升的迹象，收拾了秦国，楚国连个屁都不放一声，看来这风向又倒向北边了，于是郑国就拿楚国的附庸许国开刀。
公元前577年，郑成公派出公子喜率军进攻许国。
和“曾经阔过的郑国比起来，许国“曾经”也只是个小国。
可是偏偏公子喜不争居然还被许国军队打败了，郑成公觉得太栽面儿了，盛怒之下御驾亲征。
这一次终于把许国败，迫使许国求和，这一下楚国可不干了。
和平是很好，但是前提是谁也不能欺负人。
现在连郑国这样的货色都敢在，楚国岂能容忍?打算兴师北上教训郑国，如果情况顺利的话还可以再往北打点。
楚共王的弟弟公子贞觉得这样做有点悬：“咱们这么做是背叛了与晋国的盟约，这样不太好吧?”楚国的司马子反则说：“你以为盟约真的管用?情况有利咱们就进兵，管什么盟约。
” 这话很对楚共王的胃口，本来晋国的架势已经让楚共王颇有危机感了，现在居然小小的郑国都敢撒野，这还了得?于是公元前576年，楚军出兵伐郑，击败郑军之后又挥师北上，入侵了卫国。
郑国遭到楚国的打击，可是郑成公并没有因此而反思，反而派兵进攻楚国。
楚共王也索性，一定要把郑国拉到自己这边才肯罢休。
为了拉拢郑国，楚国甚至放弃了一味武力打击的办法，而是派人讲和，赠送郑国土地。
有了这样的便宜，郑成公当然要占，所以就索性和楚国结盟了。
这一下楚共王可开心了：看到没有，我们楚国依然有足够的实力别看你们晋国能组织几次诸侯会盟，其实风头还没倒向你们那边呢。
对于郑国的背叛，晋国君臣还是保持了一种容忍的态度。
晋国现在还没有做好战略决战的准备，如果因为郑国背叛这一突发事件和楚国动武，恐怕没有必胜的把握。
晋国的容忍使得国际和平的大局面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楚国已经得到了郑国的归服，当然不会蹬着鼻子上脸去挑衅晋国。
如果只看这两个大国的表现，人们倒是可以对和平有着更高的期待。
不过郑成公似乎是打定主意不想让天下安宁，你说你投靠楚国就罢了，投靠完了你就老老实实待几年吧。
可是郑成公才不让人省心，仗着自己又靠上了楚国这棵大树，居然掉头攻打宋国去了。
郑国和宋国也算是老对头了，从郑庄公那时候起，这两个诸侯就八字儿不合，总是过不到一块去。
像这种成天对掐的对头组合，春秋时期也很有那么几对，除了晋楚之外，典型的还有齐鲁、吴越。
这些冤家组合往往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对方支持的一般都是自己反对的，和平时期还要闹点小摩擦，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就会打得不可开交。
不过晋、楚打仗那是为了争夺对中原的控制权，齐、鲁对掐是因为的大国情结以及扩张地盘的需要，吴、越之争则是因为地区、种族矛盾，当然以后还有争当霸主的矛盾。
可是郑、宋这两个的诸侯居然也会打得不可开交，实在是有些让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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