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绰罗斯·噶尔丹是个怎么样的人？
【千问解读】
历史上的噶尔丹是个怎样的人?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噶尔丹是怎样的人?正是他，差一点就让做了亡国之君。
提到，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是历史上颇有功绩的一位帝王，在位61年里，先后平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为清朝的稳定统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在康熙皇帝的一生中，曾经有一个劲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他寝不安席，甚至一度被这个劲敌逼的几乎当了亡国之君，而为了将其消灭，康熙皇帝不得不前后三次。
这个劲敌就是大名鼎鼎的噶尔丹，一个让康熙皇帝“魂牵梦绕”的男人。
出生即自带光环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个儿子出生，即噶尔丹，原本这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不久后，准噶尔部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这几个客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孩子的一生。
前来准噶尔部的，是藏区黄教的几个上层人物，他们前来的目的，是为了向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传达，他的第六个儿子噶尔丹，是藏区温萨活佛的第八世化身。
根据黄教人的说法，温萨活佛的第七世为胡图克图活佛，在胡图克图圆寂前，曾遇到过巴图尔珲台吉的妻子，也就是噶尔丹的生母雅穆阿嘎，在雅穆阿嘎的请求下，活佛答应在他圆寂后，投胎至雅穆阿嘎的腹中，因此，雅穆阿嘎所生的噶尔丹，就是温萨活佛的八世化身。
这个身份，无疑让年幼的噶尔丹成为了众人的焦点，而身份的转变，也让他与藏传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至此，噶尔丹便以活佛转世的身份，开始面对不一样的人生。
既然是与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学习佛法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在噶尔丹十一岁那年，他在家人的护送下，来到了拉萨，跟随当时的喇嘛演习佛法，在学习的过程中，噶尔丹表现极为出色，不少深奥的佛理基本上是一点就通，因此受到了当时不少人的赞誉。
而在佛法的熏陶下，噶尔丹也表现出了与寻常人不一样的气度与志向，当时他的父亲巴图尔珲台吉曾有意将他立为继承人，毕竟他身上的活佛身份是一个大光环，但噶尔丹却对此表现的十分淡然，并且对此还坚决推辞，表示在他上面还有哥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立为继承人的。
而在数年的精心研读之下，到了公元1666年，也就是噶尔丹22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具有渊博佛学知识的一名僧人，而在当年，他回到家乡准噶尔部时，他一跃成为当时准噶尔部所在的卫拉特地区，宗教地位高的活佛。
身份地位崇高，学识渊博，并且待人处事温和有礼，这一切都让噶尔丹的地位迅速地蹿升，而他的影响力，也日渐庞大。
同样是这一年，康熙皇帝在干什么呢?正当噶尔丹在树立自己的形象，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时，康熙还是一个仅仅登基五年，并且还在为如何扳倒而头疼的少年皇帝。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可能康熙皇帝一生都不会与噶尔丹打交道，而噶尔丹也会在不断传播佛法中，成为藏区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活佛，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在康熙九年，一个人意外的死去，改变了事情整体的走向。
意外死去的这个人，是噶尔丹的哥哥僧格，他在父亲巴图尔珲台死后，继承了准噶尔部首领的位置，但不久后，遭到了反对他的车臣暗杀，由此意外身亡。
僧格洪台吉的身亡，让准噶尔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当时的准噶尔还在藏区传播佛法，关键时刻，在准噶尔的母亲雅穆阿噶力劝之下，准噶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继承首领的位置，来主持大局。
从传播佛法的活佛，到一个部落的首领，身份的转变，让准噶尔在心态上也有所变化，如果说之前是慈悲为怀，与世无争，而如今却是要为了部落的生存和壮大，不得不奋力抗争了。
自此之后，噶尔丹踏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而随着被他征服的部落越来越多，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不再满足于当一个小小的部落首领，他的目光，瞄向了大清朝。
公然要求康熙分疆裂土 当然，在野心膨胀之前，噶尔丹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俗话说攘外先需安内，在噶尔丹掌管部落之后，首先就是向谋害他哥哥的车臣发动了进攻。
康熙九年年末，噶尔丹亲率数千精兵攻打车臣，而车臣这边也派出了万余名迎战，在这一战中，噶尔丹发挥出了优秀的军事天赋，虽说兵力少于车臣，但利用计谋加上悍不畏死的表率，最终带领部众将车臣击败，车臣本人也在混战中中箭身亡。
“独当先，越马挺枪，最深入，斩杀百十骑，溃其军”---噶尔丹击败车臣一战 消灭了车臣，噶尔丹对部落的掌控几乎是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在康熙十年，他迎娶了哥哥僧格的遗孀阿努可敦后，开始对准噶尔部展开全面的治理。
据史料记载，在噶尔丹治理期间，他 “招徕归附，礼谋臣，相土宜，课耕牧，修明法令，信赏罚”，通过这一系列方针和策略，让准噶尔部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而他本人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从古至今，人们都习惯跟随强者，蒙古草原上也不例外，在准噶尔部日渐如日中天的时候，周边的大小部落纷纷前来投靠，比如当时的杜尔伯特达赖台什之孙阿勒达尔台什就率部投奔了噶尔丹，这些部落或归顺，或依附，总之就是围绕在了准噶尔周围。
如此一来，准噶尔从最初的一个单独的部落，逐渐形成了一个藩属众多，并人口庞大的综合性部落，之后，又经过了数年的扩张之后，在公元1677年，也就是康熙十六年，噶尔丹统一了整个卫拉特地区，成为了的卫拉特盟主。
这样的功绩，是噶尔丹的父兄一生都没有达成的，而今噶尔丹却做到了，之所以噶尔丹能在数年内快速崛起，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活佛转世这个身份，利用这个身份带来的影响力，噶尔丹在不少战役中几乎都是。
而在建立了这些功绩之后，今非昔比的噶尔丹，就向康熙皇帝递交了申请书，申请加封自己为大汗。
对于噶尔丹的申请，康熙皇帝经过斟酌之后，选择了拒绝，理由是噶尔丹并不是的后裔，因此，按照蒙古的传统，他是不可能获得大汗称号的，虽说在此之前，藏区的五世达赖喇嘛曾授予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但康熙皇帝不认，因此也就相当于作废。
清廷的拒绝，自然令噶尔丹极为恼火，但当时他并未马上与康熙翻脸，而是继续积蓄和扩张自己的实力，先后又降服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并击破哈萨克部落，直至称霸整个中亚地区。
由此可以看出，噶尔丹这个人是一个相当有心机的人，他能不被冲动所左右，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低下头，但在他实力积蓄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还是向清廷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噶尔丹最终于清廷决裂，其实这背后也少不了沙俄的“功劳”，当时的沙俄，在看到噶尔丹势大之后，先后多次派遣使者与其接触，而噶尔丹对此也十分欢迎，双方可以说是暗通款曲。
在沙俄的怂恿下，噶尔丹开始打起了距离他不远的蒙古喀尔喀部的主意，趁着喀尔喀部内乱的机会，大肆侵占其疆域和领土，对此，喀尔喀部在上报清廷后，康熙皇帝多次遣派使者，严厉指责噶尔丹的这种行为。
不过，对于康熙皇帝的指责，噶尔丹不仅没往心里去，反而地让使者捎信给康熙，说愿意与康熙共同分治天下。
“圣上君南，我掌北方”---噶尔丹 面对噶尔丹的嚣张气焰，康熙皇帝自然是极为震怒，但在最开始，康熙并没有马上教训他，这其中不是他不想，而是当时清朝内部还有不少问题尚且得到彻底的解决，比如平三藩的后遗症等，一切的一切都让康熙颇有些。
但在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接连占据了几乎整个喀尔喀部后，康熙皇帝慌了，当时的噶尔丹大军，距离京城仅仅只有几百里，如果他再不有所行动，估计很快就会被逼的步了帝的后尘了。
康熙三次亲征 康熙的亲征，一是自保，二则是无奈。
从清朝建立的时候开始，如何对待蒙古部落，以及怎么和他们相处，都是清朝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毕竟清朝能够建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满蒙联姻，利用蒙古的势力，达到了满人的目的。
而联姻的另一层作用，就是能够分化、拉拢蒙古各部，靠着这个手段，清朝的统治者将蒙古的各个部落变成了自己盟友，如此一来，原本让历代汉民族头疼的北方，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此清朝也会放心的进行中原的统治，其后院也不会时不时的起火。
但噶尔丹所做的统一卫拉特蒙古，却恰恰将在挑战满清的立国之本，如果任由噶尔丹发展壮大下去，那么届时就会出现所有的蒙古部落全部听从他的指挥，到那个时候，清朝的存亡，就危在旦夕了。
所以说，康熙不得不打，也必须得打，如果不打，那么大清就有可能亡国。
而在噶尔丹逐渐势大的过程中，康熙不是没有发现，但是他始终没有出手，这其中也是相当无奈，在康熙登基后，前前后后几乎是没有消停过，平三藩以及收复台湾等战事，让他无法抽身，也无暇顾及，等他终于腾出手来的时候，噶尔丹已经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
前文也讲到，在康熙二十七年的时候，噶尔丹占据了喀尔喀部，当时他曾打到如今的内蒙古乌兰布通一带，如果从地图上看的话，这里与京城的直线距离，也就是两三百公里。
也就是说，噶尔丹的，几乎已经驾到了康熙的脖子上，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打的。
因此，在康熙二十九年，康熙皇帝为了报不久前乌尔会河之战惨败的仇，决意御驾亲征，著名的，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这一战，双方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清朝这边，的哥哥，重臣佟国纲战死，而噶尔丹那边，同样也损失不少，由于是异地作战，在最后阶段，噶尔丹的粮草和弹药几乎都告罄，士兵也减员的厉害。
不过，噶尔丹在此战最后还是耍了清军一下，当时由于资源几乎用完，为了生存，噶尔丹假意向清廷投诚，而康熙的兄长福全不知是计，因此上当，这就给了已经弹尽粮绝的噶尔丹逃生的机会，最终，噶尔丹率千余兵卒成功逃往漠北。
这一次失败，并没有让噶尔丹失去自信，在漠北休养生息后，得益于自身的影响力，噶尔丹迅速再次发展壮大起来，同时背后也一直与沙俄勾连不断，到了康熙三十四年的时候，实力大增的噶尔丹，多次对外扬言，要借助沙俄的鸟枪兵，大举侵犯漠南。
看到噶尔丹如此“调皮”，康熙自然是不会坐视不理，毕竟噶尔丹始终是清朝的一个心腹大患，因此，在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皇帝再次御驾亲征。
这一次，主要战场是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的宗莫德)一带，清军此次大显神威，将噶尔丹再次击败，清军斩敌首2000余级，生擒百余人，噶尔丹的妻子也在这一战中身亡，到了最后，噶尔丹仅率数十人逃走。
康熙第二次亲征的胜利，除了计谋得当，且将士拼命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沙俄的态度，在开战之前，康熙皇帝特意遣派使者至沙俄，十分明确的要求沙俄不要参与大清与噶尔丹的战争，而沙俄当面，在审时度势后，最终没有进行插手。
沙俄不仅没有插手，在战后还上演了一幕什么叫做翻脸不认人，在噶尔丹兵败逃亡后，曾经有意投奔沙俄，但沙俄表示拒绝接纳，最终噶尔丹只得是四处流窜。
不仅如此，当时的伊犁河流域以及伏尔加河流域，这些曾经被噶尔丹占据的地方，如今都被他的宿敌盘踞，因此，噶尔丹只能是前往藏区，但不幸的是，前往藏区的道路，早已被康熙皇帝派重兵把守。
也就是说，在康熙第二次御驾亲征后，因为自身的战败，噶尔丹几乎已经到了的地步，但饶是如此，康熙皇帝依旧是没敢对噶尔丹掉以轻心，毕竟他知道噶尔丹那惊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他也知道噶尔丹不会因此，只要给他机会，那么他终究还是会卷土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决定主动出击，在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在筹备剿灭噶尔丹事宜的同时，又派人向噶尔丹传话，要求他“限期来降”，并明确告诉噶尔丹，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亲自到京城请降，康熙必将亲自将其平定。
“朕啮雪往讨，断不中止”---康熙皇帝 不过，没等噶尔丹来降，康熙皇帝自己先坐不住了，在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的儿子被清军捕获，消息被康熙得知后，康熙判断噶尔丹目前已经是山穷水尽，在近期必然会有外出掠夺食物以及物资的行动，因此，康熙皇帝本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原则，第三次御驾亲征，准备一举将其消灭。
事实上，噶尔丹当时的处境确实如康熙所推断的一样，甚至更加恶劣，根据记载，当时的噶尔丹身边仅剩百十人，并且这百十人吃喝都成问题，每天要么偷偷的外出抢夺吃喝的，要么就杀马，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抵抗清军了，连生存都是问题。
期间，康熙皇帝曾派出使者，再次招降噶尔丹，不过，噶尔丹表现的相当硬气，虽说境况堪忧，但还是拒绝归降。
硬气归硬气，现实归现实，在内忧外困的局面之下，噶尔丹本人也是忧虑万分，再加上连年征战，导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最终，在康熙三十六年年中，噶尔丹病逝在科布多地区的布颜图河边。
康熙皇帝一生最大的敌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纵观他的一生，曾创下了自之后，极少蒙古人能达到的丰功伟绩，但最终他之所以失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并非黄金家族的后裔，因此导致蒙古多数部落对他的认同较低，不愿意死心塌地的归附他，而他对此只能是以武力强硬打压，这就造成了蒙古部落的逆反心理，从而给康熙皇帝能拉拢分化创造了机会，最终在多重作用下，噶尔丹在后，兵败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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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皇帝乾隆在丧礼上很孝顺 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惶惶无措的大臣们找到了他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的传位密诏，确定了接班人是皇四子，即。
乾隆听到是自己而非弟弟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无论王公大臣怎么劝解，他都不起来。
大清开国以来，五位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血雨腥风。
只有他的即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
乾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
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乾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
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雍正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
乾隆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到位，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
从第一天半夜到第二天傍晚，他一整天不吃不喝，哭个不停。
按礼制要求，黄舆(雍正的棺材)回紫禁城时，乾隆应该在乾清门(紫禁城内廷的正宫门)内迎接。
然而乾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黄舆回宫。
大臣们不同意，乾隆还特意下旨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我实在不忍心。
你们不要再劝了，让我稍尽孝心吧。
” 在护送黄舆回宫的一路上，乾隆“哭不停声”。
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下旨，说他不以新皇帝的身份直接由乾清门入宫，而要由内右门(位于乾清门之西，军机大臣等官员自此出入)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父皇的尊重。
其他任何一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
尽管乾隆在丧礼上很孝顺，他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从很小时候起，乾隆就对严厉苛刻的雍正没什么亲近感。
在以后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对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以“人情味浓”闻名。
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
年幼的乾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对他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而对父皇雍正，乾隆感受更多的是恐惧。
实际上，大臣们也都比较反感雍正：第一是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是他即位之后对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触目惊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为政过于严苛，其颁布的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几乎得罪了社会的所有阶层。
乾隆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皇这样偏执愚蠢，以致承受从百姓到官员的恶评。
读书时，他曾系统地研究过历史上所有的著名帝王。
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没发现什么特别伟大的人物。
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唐太宗和。
但是，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不足。
令他真正敬重佩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
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乾隆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对自己帝王生涯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
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皇。
说过，真正的孝道就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但自负的乾隆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他把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就毫不犹豫地与父皇唱起了反调。
在雍正驾崩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皇十分信任、供养于宫中的道士们赶出了皇宫，还发布圣旨说“先帝不过将这些道士当作取乐的优伶小丑，没有听过他们的话，没有吃过他们的丹药，还多次当面向朕说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喜造谣生事”。
正所谓“”，这道圣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的真正死因：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死。
雍正大肆崇佛尚道，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法会，还请一位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事务，“倚之如左右手”。
乾隆如此地否定先帝的宗教生活，可见他对雍正信用术士行为的鄙夷与反感。
雍正一生酷好祥瑞。
在他统治期间内，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嘉禾、麒麟、五星连珠……一样接一样地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上天感动于他的仁义，便降下这些祥瑞。
他想由此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雍正说”的一种变相回应。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了。
他一上任就下旨：如果百居乐业，就算没有祥瑞也无损于太平之象;如果国家治理不好，即使天天出现祥瑞也毫无用处。
他还明确告诫大臣，应该踏踏实实做事，切不可搞那些祥瑞的虚名。
在即位当年的九月，他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
” 雍正有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鼓励百姓开荒，并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的政绩。
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
由于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这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乾隆即位后，马上要求各省督抚详细核实开荒的亩数,对以前捏造的数字一一处理。
惠民措施的实施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朝野一时间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当年的“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
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
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将八弟、九弟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十弟、十四弟永远囚禁，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
在雍正执政的13年间，虽然没有大臣敢对雍正的处置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
为了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贵族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皇的这个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颁布了一道震动天下的圣旨：“允禩、允禟等人的子孙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继续把他们开除宗籍，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
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请诸王和文武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朕。
” 这道圣旨分明是要给雍正的兄弟政敌平反，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
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们建议乾隆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
不久，几乎所有因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也重见了天日。
乾隆下令，给允禩、允禟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
就连最重要的案犯，雍正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十四弟也被放了出来，乾隆赐给他公爵爵位，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让他安养晚年。
乾隆还想把十四叔被囚13年的俸禄一一发还，因十四叔坚辞不受而作罢。
新皇帝的“宽仁”如春风一样，让这些人重获新生。
这一重大举动确实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脉的怨恨之情。
下一步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
令大家欣喜的是，乾隆性格，与雍正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
雍正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臣子，对他们的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
乾隆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都会罢黜一批旧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
乾隆却没有这样做。
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不对他们直呼其名，而称呼他们“先生”“卿”，并且动不动就赏赐。
乾隆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乾隆则效仿祖父康熙，以宽大待人，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
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戴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
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释放了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比如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的几位名将;一些令人同情的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便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
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的官员也一律获得了宽大处理：赔款到此为止，不株连亲友。
乾隆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
他还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若有一丝可以宽恕的情形，就予以宽恕。
在乾隆初年，被从轻处理的官员超过了2000人。
这立刻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
雍正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惴惴不安;现在，他们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
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最重要的是，经过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
此时化严为宽，乾隆既可享受父皇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 所以，当时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仁慈善良，如春风拂面，值得万民称颂。
于是四海之内无不，江南还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的歌谣。
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政绩，认为他是贤君。
乾隆志得意满，继续前进。
等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河南光州一个倒霉的人被举报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气势太宏大，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不可妄用，将此案列为文字狱大案火速上报的地方官却遭到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乾隆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像这样吹毛求疵，天下还有谁能幸免?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
乾隆四十八年之后，连一度盛行的文字狱也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血雨腥风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乾隆已经发现，持续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
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乾隆盛世都已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
在乾隆四十五年，70岁(虚岁)的乾隆亲笔写了一篇文章《古稀说》，把全国的形势形容为“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真可谓“古来稀”了，而朕也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皇帝。
完成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理想，70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从70岁到80岁这十年间，他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
这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乾隆四十五年的70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75岁大寿，以及乾隆五十五年的80岁大寿。
再也没有什么需要他费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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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明神宗尸身在棺椁内的奇怪姿势之谜
早一点，有人建议开挖陵，并列出理由多条，因有专家说下面埋有500吨的珠宝，有人又动起了和合葬墓乾陵的念头。
借此股“挖祖坟”的声音，今天就来说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开明定陵的事情——定陵的地宫 到2007年，距定陵地宫棺椁开启时间，是50年，正好半个世纪。
，史上所称的，第13位皇帝，系的第三子。
1572年，10岁时开始当皇帝，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
万历是其年号，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即为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就的一般常识来说，陵墓的发掘必须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银财宝那些陪葬品。
所以，开启梓棺一般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序，要求相当严格，在主要专家或是主政官员到场的情况下，才会打开棺椁。
定陵，作为一座一级帝王陵，其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和领导，对棺椁的开启慎之又慎。
朱翊钧标准像 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现场专家—— 朱翊钧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析，盖住尸体。
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
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
手中拿念珠一串。
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
孝端后尸体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
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
右臂向下直伸。
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孝靖后尸体亦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
尸体己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
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
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定陵的地宫 朱翊钧和他的皇后尸体放置呈如此姿态，真乃惊世发现。
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帝王的葬式，在现存的资料中，帝王死后尸体摆放成什么姿态入敛，一直是秘不示人的。
而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定陵暴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是给考古界的一个天大惊喜，这或许就是这次错误发掘的最大收获之一。
之所以说朱翊钧的尸骨姿态暴露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椁内尸体摆放姿式是一个千古之谜，现在被揭开了，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二是因为其姿式太怪异了，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应该是深奥的。
为何朱翊钧在棺椁内会曲肢侧卧?难道被人动过?专家一直不得其解。
期间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一专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断，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码，引起了当年学术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寝学术研讨会收到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
这就是“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专家王秀玲提交的，题目叫《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
我当时从大会论文资料汇编里看到了，觉得在所有提交论文中，这份论文最有“新闻亮点”，也是最有价值的参会论文之一。
于是我写出了《考古专家首揭帝王葬式之谜》，于第一时间在大陆的媒体上进行了公开的报道。
后来查了一下，这也是大陆最早关于定陵主人葬式的报道，此后，此事陆续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网络配图 从帝、后骨架情况看，三人葬式稍异，显然不象普通人的葬式。
根据其骨架：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
右手，朱翊钧和孝靖后向上弯曲，放于头部，孝端后为下垂式。
腿部，朱翊钧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后两腿弯曲，孝端后两腿平放足部交叉。
王秀玲推断，朱翊钧的原葬姿势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王分析，孝靖后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钧与孝端后则可能有出入。
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弯曲一腿直伸状。
显然，朱翊钧的葬式不是原状。
孝端后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
其原状应为侧卧式。
朱翊钧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后相类似。
再者，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
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朱翊钧左腿直伸。
孝端后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架情况分析，原葬式应为向右侧卧。
朱翊钧应为双腿弯曲式。
只是因为晃动和碰撞而改变了原葬姿式。
而孝端后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况下，手臂应贴近身体。
而孝端后的右臂是向外撇，如与朱翊钧和孝靖后一样放于头部，因碰撞右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现在的姿式。
根据史书上当年朱翊钧下葬时的文字记载，原葬式确实可能变动过。
当时，棺椁是从百里之遥的京城靠人工抬运到山陵，沿途颠簸。
《泰昌实录》记载：葬朱翊钧及孝端皇后时(比朱翊钧早逝九年，己入葬于天寿山东井平岗地)仅抬杠军夫多达八千六百人。
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
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
如此这般，可以想象尸体姿式有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后来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古代土葬尸体葬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态。
朱翊钧的“侧卧式”敛葬姿势，确是极为罕见的，不见文字记录。
他为什么死后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王秀玲大胆推断，此乃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码一下子被破译了!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
在此基础上，王对这种葬式的产生作了分析—— 朱翊钧的葬式源于天象。
在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
在星宿中属紫薇垣。
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
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
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
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
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
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
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朱翊钧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
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
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要与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七个星代表七种场。
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
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
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
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
网络配图 《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荣华富饶。
”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
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延旺盛。
如果依此而论，朱翊钧和皇后的怪异葬式源于天象不无道理。
我还了解到考古界另有一种观点，就是朱翊钧的怪异葬姿与天象与风水均无关系，而是缘于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
理由是，朱翊钧生前是虔诚的传教徒。
这在王秀玲的论文也提到了—— 根据《大乘起信论》中所载释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自知阳寿将尽，便最后从王舍城出发，作一次巡行。
在弟子阿难的陪同下，走到离摩罗国首都拘尸那迦 (Kusnagara)不远的一个村庄波发(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莎罗树(Sala)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槃。
从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看，极象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
因为朱翊钧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他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
万历十八年(1590)，在赐与万佛寺经书的教谕中指出 “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
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从定陵出土实物也可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在帝、后服饰上就有不少佛教内容的纹饰，如经文，孝靖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
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
在朱翊钧的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
孝端后棺内有一件“黄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缎绣佛字方补方领女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
所谓“八吉祥”，即指轮、螺、伞、盖、花、罐、鱼、盘长八种图案，八吉祥也称“佛八宝”。
最有说服力的是，朱翊钧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
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仍念念不忘。
专家认为，他怪异的葬式是仿释迦涅槃的姿势。
网络配图 朱翊钧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
但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关方面在对南京明孝陵考察时，使用了飞机航拍技术，惊讶地发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事曾引起极大轰动。
这或许给明代帝王棺椁内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
文尾说几句题外的话，回应一下文首。
后来朱翊钧与他两位皇后躺的珍贵文物——棺椁，被工人当作垃圾扔到山沟里去，让山民捡走了;存有丰富信息的尸骨，“文革”期间则被“红卫兵”给焚烧了。
这事令专家痛惜不已，后悔莫及。
这样事情的发生，不论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还是迷信的层面来说，都是不应该的，罪不可恕。
过去人一向认为，死人的阴宅(坟墓)是碰不得的，因为阴气过沉。
现代心理学证明，这是因为阴宅给人的诸如死亡一类的消极心理暗示过于强烈，才会给当事人带来不测，酿成恶果，迷信说法这是遭“报应”，实则非然。
而帝王陵比普通阴宅的煞气更重，特别是地宫内积蓄的带有大量无名病毒的气体，往往更会给人的身心带来的灾难。
当年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不少人后来的情况都很糟糕，有的甚至未得善终。
已知的情况是，力主发掘的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这都是大家知道的;起先反对发掘，后还是积极参与、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晚年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我的观点是，包括始皇陵、乾陵在内，这些陵墓不是到了最后关头，之时，千万不要打开。
让帝王们在“地下皇宫”里静静睡下去吧，不要惊动他们——历史之谜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神秘，大家何必要打破沙缸问到底，如数学题那般证明出一个正确答案来呢?实在不必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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