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柳如是和钱谦益的爱情故事，柳如是的死因是什么？
【千问解读】
下面由小编给大家带来和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接着往下看吧。01 十七年(1644)，攻破北京，自缢身亡，明亡。
清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兵近逼南京。
此时，已是南明小朝廷时期，福王即位，之一的大诗人钱谦益任南明弘光朝廷。
清军兵临南京城下时，小夫人柳如是劝钱谦益和她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则“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硬托住了。
五月十五日，钱谦益率诸大臣在中开城向清军统帅迎降。
史敦《恸余杂记》记载：豫王多铎南下江南，下令剃头。
南明民众对此议论纷纷。
一日，钱谦益忽然说：“头皮痒得厉害”，突然出门而去。
家人以为他去用篦子篦发。
不一会儿，剪了头发，留着辫子进来了。
时人有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
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 其实，当曾经的秦淮名妓柳如是纵身一跃，文名满天下的一代大儒钱谦益，那一生的节操就摇落成一地鸡毛。
02 钱谦益(1582年10月22日—1664年6月17日)，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
学者称。
苏州府常熟县鹿苑奚浦(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奚浦)人。
明末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
钱谦益出生于十年，17岁成为府学生员，万历三十八年，钱谦益考取一甲三名，授编修。
此后，历经十余年，三朝皇帝变迁，他顺利登上“东林魁首”之位，以诗词才名享闻于世。
即便是钱谦益降清后，他在学界文坛的宗主地位，仍未因此而动摇。
当其八十华诞时，归庄送寿联：“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
”大思想家黄宗羲在钱逝世后所作的《八哀诗》中，仍将其引为“平生知己”：“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烟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
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
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即使是像顾炎武至死不仕清廷，不愿列名于钱的“门生”的人，仍肯定其是“文章宗主”。
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撰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史学名著《柳如是别传》，表面上是柳如是的传记，实际上写的却是钱谦益在降清之后如何与郑成功合作反清复明。
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陈寅恪的观点，以致至今仍无定论。
王国维曾题诗：“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
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在他看来，在的危难时刻，那些在屈膝变节的们，在气节和操守方面是远远不如柳如是这个“下贱”妓女的。
柳如是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大师王国维为她写诗，让一代巨匠陈寅恪为她立传? 柳如是(1618年～1664年)，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因读《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
浙江嘉兴人。
与马湘兰、、、、、、同称“”。
柳如是出生后被辗转贩卖，幼年不幸，身世不清。
明崇祯元年(1628年，柳如是为江南名妓徐佛收养。
十三四时，柳如是被“吴江故相”买来成了侍妾。
她娇小玲珑，灵巧俊丽，性情机警，聪慧无比，善解人意。
周道登给她看的诗词，、朗朗上口，周老头常常把这个小美人抱在膝上，手把手地教她。
其他姬妾见她得到宠爱，醋意大发。
没多长时间，周老头死后，柳如是被迫下堂而去，重操青楼旧业。
03 下堂后的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怜”，表浊世自怜意。
此时，她遇到了初恋情人——陈子龙。
陈子龙英俊潇洒，怀抱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
不久，两个人就同居了。
在陈子龙的引荐下，她进入了复社与几社等文人的圈子，她着男装，和他们一起谈诗论文，评点国事。
她的豪爽和文采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一时间声名远播，可陈子龙并没有娶她。
倔强的柳如是还是离开了这个她曾经深爱的男人，她不愿一辈子不明不白。
陈子龙(1608-1647年)，初名陈介，字人中，改字卧子，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明工部侍郎陈所闻之子。
明亡后，陈子龙任南明弘光朝廷兵科给事中。
清兵攻陷南京，陈子龙纠集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
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五月十三，投水殉国。
离开陈子龙后，1638年，柳如是结识了儒商汪然明，汪然明引荐自己的老朋友钱谦益与之相识。
柳如是以前曾写过一首诗： 垂杨小院绣帘东，莺阁残枝未思逢。
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钱谦益看到这首诗后，大为赞赏，在一首论诗的诗中引用了末句： 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
近日西陵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
钱谦益见到柳如是，在他仕途潦倒之际，能得如此知己，简直喜从天降。
他急令家人在他家的“拂水山庄”附近为柳如是特筑一楼，并亲临现场督工，十天时间，小楼建成。
钱谦益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小楼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
小楼落成之日，他还特写诗抒怀： 清樽细雨不知愁，鹤引遥空凤下楼; 红烛恍如夜，绿窗还似木兰舟。
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芙蓉亦并头; 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
钱谦益的一片深情，让柳如是感动不已。
“老夫聊发少年狂”，钱谦益不顾家族和其夫人、小妾的激烈反对，离家携柳出游一个月，俩人策划在松江船上结婚。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钱谦益不顾家庭干扰及世人非议，以“正妻”之礼娶了柳如是。
结婚当天，就有封建遗老遗少高声责问：“原配尚在，就以匹嫡之礼娶妓，成何体统?”随即有人向结婚的花船上丢石子、砖块，家里也闹成一锅粥，社会上的绅士“哗然声讨”，官吏斥之“大逆不道”……但钱说：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平生百岁忧。
站在柳如是的角度，钱谦益能够做到这些，还是很让她感动。
婚礼毕，钱谦益吩咐家人一律叫“夫人”，而自己则敬称“河东君”。
顾公燮《消夏闲记》载：新婚之夜，钱谦益凝视着的新夫人，。
如是问：“相公爱我什么?”答：“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
那么你爱我什么?”如是乖巧伶俐地应声而答：“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肉。
”说罢两人相视大笑。
婚后两人伉俪情深，琴瑟相谐。
他们在西湖畔修筑了一座五楹二层的“绛云楼”，楼中藏书为一时之冠。
夫妻俩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岁月静好，传为一时佳话。
关于他们，黄宗羲说：“柳姬定情，为牧老平生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
” 04 公元1645年南明灭亡，同年秋，钱谦益上京候用。
柳如是留居南京。
柳如是已经对钱谦益失望了。
所以钱谦益北上京城任职，柳只身留在南方。
钱大概还是想着凭其才学名声，既然落水了，就求个高位，谁知结果清廷只给了个“礼部右侍郎”的虚职，任编修副总裁，还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
钱谦益自感没趣，。
期间柳如是不断来信规劝，一再提出“功名富贵，贵在知足，年逾花甲，夫复何求!”半年后钱谦益终于下定决心，托病向清廷辞官，很快得到应允。
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钱谦益返回南京，清廷令巡抚、巡按随时监视上报，钱谦益携柳如是返常熟。
顺治四年(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钱谦益被逮锒铛北上，关入大牢。
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柳如是进京后，多方奔走，设法营救。
直到冬天来临，此案因证据不实，钱被关押40天后获释。
第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钱谦益再因黄毓祺案被株连，羁囚南京大狱。
危急关头，柳如是再次挺身而出，不顾产后身体虚弱，上下活动，鼎力相救。
与此同时，一些留在南京的遗民，同情钱谦益因反清复明而下狱，通过各种关系向朝廷大员说情开脱。
钱又一次，：“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
” 两次囹囿之灾，击碎了钱谦益清廷高官的幻梦，加深了夫妻感情，也促其晚年政治态度改变。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郑成功、张名振北伐，钱谦益与柳如是积极响应，“尽囊以资之”。
在随后的时间里，钱谦益一直从事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柳如是都辅助在旁。
钱谦益甚至想随郑成功入海抗清。
但此时的钱谦益，已是白发苍苍，年近八旬，有心无力了。
三年(公元1664年)，钱谦益去世，年83岁，葬于虞山南麓。
据说，他临死前悔恨地呼喊：“当初不死在乙酉日(指柳如是要与他一起投水殉国事)，这不是太晚了吗?” 一代文宗，钱谦益后悔确实太迟了。
05 让人扼腕的是，钱谦益死后月余，柳如是悬梁自尽，年46岁。
一代奇女，。
关于她的死因，至今尚无定论。
比较普遍的说法有二，一是为夫殉情，二是家人逼迫。
她在遗书中写道：“死后棺木不能入土，因国土被人占去了，要在土室中悬空置铁索，再放棺木于铁索上。
” 关于家人逼迫事，据说，弥留之际的钱谦益挂心自己还未完成的著述，希望族孙钱曾帮助他完成。
钱曾是钱谦益晚年最为心爱的学生，也是宗族中的晚辈。
然而钱谦益万万没想到，在他死后仅仅一个月，尸骨未寒，钱曾就伙同钱氏家族中的其他人向柳如是勒索金银、田产、房产、香炉、古玩等。
柳如是不堪受人欺凌，于六月二十八日愤然自尽。
她在遗嘱中叮嘱女儿说：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竟当面凌辱。
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
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拜求汝父相知。
我诉阴司，汝父决不轻放一人。
” 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女儿，后来嫁入赵家，人称赵钱氏。
其它事迹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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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公子扶苏自杀之谜，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在公元前210年驾崩之后，和隐瞒了秦始皇已经死亡的讯息，故意捏造将要东巡北部军队的假象，同时传递令公子扶苏自杀的诏书给公子扶苏，而公子扶苏无从知晓始皇帝已经驾崩的事实，在面对父亲兼皇帝的始皇帝前来巡视北部军的压力，最终公子扶苏选择自杀。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历载可以复原一下公子扶苏自杀时情形。
首先要说明的是，秦始皇在晚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得了疾病，但是秦始皇具体得了什么病，依照历史记载我们根本无从知晓，因为最高统治者的身体健康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机密，这种事情很少对外公布，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病重的迹象，比如秦始皇在晚年不断掩盖自己的行踪，自称为真人，不见朝臣，另外就是派遣大量的方士前去海外求仙，幻想能够得到长生之药。
这明显是一个皇帝对于死亡的恐惧达到了极限。
所以在第五次秦始皇东巡之际，染病的秦始皇在到达沙丘之时突然驾崩并不是十分奇怪。
在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丙寅，秦始皇突然去世，在病重之际，秦始皇召唤他的心腹—中车府令赵高，中车府令相当于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负责皇帝的车马管理和出行随驾，甚至亲自为皇帝驾御，职位至关紧要，非皇帝绝对信任的腹心侧近不能担当，由此可见赵高在秦始皇心中的地位。
秦始皇让赵高写了最后一份遗诏：令公子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
”，遗诏未曾送出，秦始皇就已经驾崩。
此时只有赵高和几个日常服侍秦始皇的宦官知道秦始皇去世的事实。
在这个秦帝国的关键时候，赵高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不愿意发布秦始皇的遗命，反而要做一笔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拥立自己的徒弟公子为帝，以此换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于是沙丘密谋发生了。
对赵高来说，胡亥作为幼子，虽然受到秦始皇的宠信，得以跟随车驾巡游，但是由于年幼并不具备登基为帝的资格，把这样一个皇子推向地位无疑可以获取最大的定册之功，最为重要的是年幼也意味着十分好控制，对于赵高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胡亥来说，出于血缘关系，皇帝之位始终诱惑着自己，但是自己没有继承权，当命运给了一个机会在自己面前，自己真的能放弃吗?难道真的有人不愿意享受一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感觉?不想做一个像秦始皇一样令天下臣服的人? 对李斯来说，从一个丞相的角度出发，应该抵制赵高的密谋，公开遗诏，拥立公子扶苏为皇帝。
但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扶苏当年和李斯就一事决裂，扶苏登基，李斯基本会被边缘化。
从一个70多岁的老人角度出发，这位帝国丞相的权利和地位，子孙家族的富贵都来源秦始皇的宠信，一旦秦始皇去世，扶苏为帝，作为一个快入土的老人，李斯毫无畏惧，但是自己的子孙家族如何保全富贵呢? 而李斯和赵高之所以反对公子扶苏，还有另一个缘故，那就是和兄弟与扶苏十分亲密，而这两人的敌人就是李斯和赵高。
蒙毅曾经审判过赵高，要求将其处死，最后是秦始皇放过了赵高，让赵高继续在自己身边效力，生死之仇使得赵高十分痛恨蒙毅。
而蒙恬与李斯曾经就北征匈奴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北征匈奴，但是秦始皇支持蒙恬北征匈奴，政见的不同使得两人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作为游离在公子扶苏集团之外的权贵，李斯看似高高在上，实际上在政治上是扶苏和兄弟的反对者，这种政治危机感始终笼罩在李斯的心里。
扶苏在上郡监军之时得到蒙恬的支持，蒙恬作为北部的大将，他和部队驻扎在上郡，距离首都咸阳十分近，同时蒙恬还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长官—内史。
而蒙毅是秦始皇的宠臣，一直陪伴在秦始皇身边。
蒙氏兄弟得到了秦始皇的宠信和赏识，扶苏与他们交好，自然对于帝国的政治影响极大，这也是扶苏成为继承人的天然优势。
但是在秦始皇在沙丘驾崩时，扶苏和蒙恬尚在上郡统兵，在中枢的蒙毅受到秦始皇的指派外出祭祀，扶苏在中央的耳目走了，赵高立刻意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也是赵高敢于丢弃秦始皇遗诏的底气所在。
在赵高的利诱之下，李斯和胡亥心动了，于是李斯和赵高两人结合在了一起，拥立胡亥为帝，各取所需，只是在密谋时期的这三人不知道是这个决定将影响秦帝国的存亡，天下无数人的命运也在这一刻被决定了，而做出这个决定仅仅只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为了自己利益。
古今中外的权贵都有一个特点，当个人利益与国家政权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选择个人利益，但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又是寄生在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从内心出发是自然是希望王朝千秋万代，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一步又一步得摧毁这个王朝的根基，最终两者都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制服胡亥登基后的不稳定因素—公子扶苏，李斯和赵高想到的办法就是除掉扶苏，但是如何除掉扶苏呢?要知道扶苏坐拥30万秦军，即使他不能有效控制这么多的秦军，但是扶苏肯定有机会控制一批人马为自己效力。
赵高和李斯都是混迹权力中心的老阴谋家，对付扶苏，他们自然是信手拈来。
他们首先对外隐瞒了秦始皇驾崩的消息，除了几个宦官，就只有公子胡亥、赵高、李斯知道消息。
其次李斯和赵高销毁了秦始皇的遗诏，另外制作了一份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和蒙恬的诏书，并派遣使者带着这份诏书来到扶苏和蒙恬的驻地上郡，公布诏令要求扶苏和蒙恬自杀。
最后，李斯和赵高对外宣布秦始皇将要继续巡视北疆，检阅北部军队的边防，巡视的车队从沙丘出发，经过太原郡、雁门郡、云中郡、九原郡这一路线缓缓而行，似乎始皇帝真的在巡视北部边疆。
李斯和赵高策划的巡游路线紧紧围绕在秦帝国北部军驻扎地上郡周围，他们利用秦始皇的声威震慑扶苏、蒙恬和北部秦军，以此形成对于扶苏和蒙恬的政治压力，为了掩盖始皇帝驾崩的讯息，即使始皇帝的身体腐烂，赵高也只是运来百斤咸鱼掩盖尸臭。
在此时的扶苏看来，秦始皇似乎是在等待自己自杀，并不愿意来到上郡当面要求他自杀，形成父逼子死的尴尬场景。
对于扶苏而言，他并不知道父亲秦始皇已经驾崩，他看到是秦始皇发布了让自己自杀的诏令，以及秦始皇即将赶到上郡视察军队，到时候不遵守诏令的自己将以何种面目面对父亲始皇帝呢? 扶苏自杀之前，蒙恬前来面见扶苏，要求复核诏令， 作为大将的意见，蒙恬的说法是明智的，因为蒙恬是大将，更是宠臣，在他看来，秦始皇年迈，秦始皇可能是一时糊涂，自己就算是违反诏令，秦始皇在事后是可以原谅他的。
但是对于皇子扶苏而言，意义就不一样，此前的历史仿佛呈现在眼前： 废长立幼，立次子赵幽缪王 。
灵王废长子赵章，立次子赵何。
晋献公逼死长子姬申生，立幼子姬奚齐成为继承人。
废长立幼的悲剧似乎也在此时的秦帝国上演。
作为长子的扶苏，此时一定想到了几百年前的太子申生，同样是外出督军，同样是年迈多疑生病的父亲，申生面对晋献公的逼迫，最终自杀而死，而申生的兄弟逃出晋国，流亡他乡。
但是此时天下一统，扶苏能够跑到匈奴吗? 扶苏最后像申生一样选择自杀，他对蒙恬所说之话成为了遗言：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之后扶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管事后们如何评论扶苏如何，但是秦末第一支起义军的旗号是怀念扶苏，可见人们十分怀念这位秦国末代太子。
在扶苏自杀后，停留在九原郡的李斯和赵高在忐忑不安中得到了消息，无人知晓李斯和赵高的心情。
此始皇东巡车队在李斯主持沿着九原郡通往咸阳的直道狂奔不止，很快车队回到了咸阳，之后秦帝国的第二位皇帝继位了，赢胡亥，这位21岁的二世皇帝用他的行动加速带领大秦帝国走向灭亡，赵高、李斯也在这个过程中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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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郑和下西洋见证了中国古时候海洋探索的辉煌
古代文明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有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
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在于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
而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路交通开辟新时代的正是下西洋。
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
亚欧大陆的大河与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而在诸文明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就具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只不过互动的中心一直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上。
自古以来，大陆为文明间的交往提供着便利，沿着陆上的道路，东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续不断地接触、互动和融合，历时数千年之久。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
根据《史记》的记载，这一词汇出现在张骞生活的时代。
所谓张骞“凿空”西域，是以国家行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畅达，由此“西域”得到极大的彰显。
此后广义的西域，所指就是亚欧大陆上几大文明的接合处，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地，当时文明互动的中心。
就狭义而言，西域是一条通道，一种途径，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甘英身至波斯湾头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曾发生改变。
尽管汉代已开始了向南海的探寻，但是相对陆路交往，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自汉代开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径。
以后，虽然海路有了很大发展，但也没有发生海路交通上升为不可逆转的东西方交往主要途径的改变。
最有力的例证，来自以军威建立的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当时海陆交通并举，尤其陆路交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畅达程度。
·波罗自陆路来华，自海路返回。
明初吸取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派出大规模使团时也是海陆并举。
洪武年间陆路出使有傅安等人，海路出使有刘时勉等人;永乐初年陆路有陈诚等人，海路有郑和等人。
然而相对海路而言，陆路却显然逊色多了。
对于海路功绩的认识，有诗为证。
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入觐多。
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
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
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
”(《大明宣宗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皇帝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
事实也确乎如此，正如通西域一样，下西洋是以国家行为使海上道路畅达，由此，“西洋”在中国社会得到极大的彰显。
正如张骞的名字永远与西域联系在一起一样，郑和的名字也永远与西洋联系在一起。
“西洋”一词，在中国史籍中最早出现在，以东西洋并称。
明初修《元史》，没有出现此词。
词汇涵义的演变和凸显，是在时代。
其后“西洋”新名词出现，不仅广泛流行于社会，而且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则形成一个象征整合的意义，有了引申出的海外各国、外国之义。
此后，明朝人甚至将亚欧大陆上的撒马儿罕也称作“旱西洋”。
下西洋赋予的“西洋”一词的新义，即使在后来西方人东来后也不过是引申义更扩大了范围而已，经历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流行于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
“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下西洋的深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的大航海活动，“西洋”凸显，对“西域”形成了压倒优势,遂使海路交通的地位不断上升，出现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此后，中国人走向海洋形成了强劲的态势，决不是朝廷一纸禁海令所能阻隔的。
这里还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兴起以后，即使在它极为兴盛之时，也没有多少国人沿此路走向外部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往，自古以来就是以外人来华为主。
陆上丝路的象征符号是骆驼和胡人，这是最好的证明(参见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
海路自古代起因不是中外交往主要途径，情况就更是如此。
迄以前，有名的出洋人屈指可数，至唐代大都是人士，出洋人几乎不见有名姓者流传下来，到元代出洋有名姓的人和事迹才见流传下来。
明初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出使记录《瀛涯胜览》中记载了沿海人民在海外生活的场景，七下西洋人数最多时达到二万七八千人，频繁的出使无疑使更多国人了解了海外。
下西洋后，“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很快兴起，沿海人民开始较大规模走向南洋，留居海外的中国沿海居民日趋增多，他们参与了开发南洋，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上活动——郑和下西洋肇其端的。
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 人类历史发展到15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展，海上运输日益显示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优越性，贸易的需求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所在。
明王朝建立后，以强盛国力为后盾，郑和七下西洋，持续近30年的航海经历，为人类交往打破相对分散和隔绝状态，迈出了从陆上向海上转折的重要一步;作为人类交往史上从陆向海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更推动人类文明互动中心从亚欧大陆转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了一个世纪，为15世纪末东西方文明在海上汇合、一个整体的世界形成于海上奠定了基础，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
这首先要从郑和船队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也是一支前所未有规模巨大的官方国际贸易商团说起。
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质需求，从远古时候起，“宝”就是人们向往的东西，郑和船队出航的大船称为宝船，顾名思义，是出洋取“宝”的。
曾经在明宫上演的《奉天命三宝下西洋》杂剧(明赵琦美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四集》76册)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其中将出航目的简明扼要地表述为“和番”和“取宝”。
对于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后人虽为之揣测纷纭，争论不休，但明朝人是如是看的：“和番”与“取宝”。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和番”就是和平地与海外各国交往;“取宝”，则说明物质欲求构成下西洋的根本原因。
这在明钞本《国朝典故·瀛涯胜览》马敬《序》中，有更明确的表达：“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易。
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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