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义净法师只身前往印度取经：海上漂泊8个月
他一生先后译出佛经107部428卷，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高僧”，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四大译经家”，与鉴真大师并称为“两大医
【千问解读】
他一生先后译出佛经107部428卷，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高僧”，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四大译经家”，与鉴真大师并称为“两大医僧”。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求法高僧，除了人们熟悉的玄奘，还有一位与广州有着不解之缘的僧人——义净。
义净法师出生于公元635年，以玄奘为自己的学习榜样。
同样是西行取经，玄奘走的是陆路，而义净走的是一条迥然不同的路：穿越南海惊涛骇浪，历经艰险，到达印度。
义净的“西游”历程，从广州出发，亦自广州上岸归来。
作为唐代南方海上交通中心，广州留下这位高僧的不少足迹。
从广州只身前往印度取经 在中国对外交通史上，僧人占有重要的地位。
根据史料可知，早在西汉末年，就沿中亚古道传入中国。
至魏晋时，中外僧人的互相往来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时僧人们走的主要仍是陆路。
而到了唐代，随着海路交通的进一步畅达，经海路西行的中国僧人数量大增，几达半数以上。
义净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历史上三位最著名的求法高僧中，东晋法显是走陆路前往，经海路回国;唐代玄奘来往皆循陆路;只有义净是经由海路来往，且在南海波涛中穿行两次。
义净时期求法僧更多地选择海路，与陆上的逐渐衰落有关。
这同时导致印度僧人东行也多借海舶之力。
这一时期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亦有了很大提高，海陆两途的此起彼伏势在必行。
约在咸亨二年(671年)初，义净从齐州南下，经濮州、曹州、扬州，到广州。
本来一路上有多位僧友计划同行，但因各种原因相继离去或止步于广州。
当义净11月从广州出发时，已是身单影只。
义净在其著作中如是描述旅途中的艰难：“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
”在惊涛骇浪中颠簸20天后，义净抵达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室立佛逝。
他在这里停留了半年学习佛学，之后在室立佛逝国王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来到其属国末罗瑜国(位于今马来半岛的南端)。
两个月之后，又乘船北行15天，抵达位于今马来西亚吉打州一带的羯荼国。
673年12月，乘王船西进，抵达裸人国(位于今孟加拉湾尼科巴岛)，再转而向西北航行约半个月，到达东印度的东部港口耽摩立底。
这时已经是673年的2月了。
义净从广州程到抵达印度，用了16个月，除了在陆上停留的时间，漂泊在海上就达8个月之久。
归途遇劫贼所幸经书未丢 山东济南长清区张夏镇的通明山上，有一座“义净寺”。
我国以高僧名字命名的寺院并不多，仅有“玄奘寺”与“义净寺”等寥寥几所。
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是著名的义净研究专家。
按照他的说法，义净西行求法，受两位前辈高僧法显和玄奘的影响颇深，特别是玄奘。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从印度归国，声望隆于天下，当时义净已经11岁，开始懂事了，“至少从师傅那里，也知道了这件事”。
第二年他的亲教师善遇法师去世，按照义净的自述，很可能此时他已经有了前往西天求法的想法。
664年，玄奘在长安逝世，葬礼极为隆重，“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万余人”。
王邦维认为，“这时义净很可能也在长安。
如果是这样，玄奘的葬礼一定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玄奘去世后，义净去印度的决心更坚定了。
” 义净启程时已经37岁。
他在印度的行踪记载得并不是很清晰，仅知他“所历三十余国，凡历二十余年”，其间曾有十年在玄奘求学的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学习，停留时间甚至超过了玄奘。
在这里他遇见了不少中国僧人，后来很多都被写进了他的《求法高僧传》一书。
僧人们长期在海外游学，去国万里。
从义净的一首小诗中可以看出，虽然此身已不在俗世中，但思乡之情仍是难免：“游，愁;赤县远，丹思抽;鹫岭寒风驶，龙河激水流;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已毕耆山本愿城难遇，终望持经振锡住神州!” 686年，义净在那烂陀寺学习了十年之后准备回国。
归途中虽然遇到劫贼，但所幸随身携带的梵本三藏五十余万颂并没有丢失。
687年，他又回到了室立佛逝。
这一次他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更长，直到693年才乘船返回广州。
前后一共有六年之久。
是“偶然归国” 还是精心设计? 王邦维指出，这期间义净还曾回过一次广州，而且过程很有趣。
按照义净自己的说法，他本来是到海船上去托人送到广州，希望能从广州送来笔墨纸砚等文具抄写经文，同时雇请翻译助手，但这时刚好风起，商船启航，他便被载往广州。
这样看来，他这次回广州似乎完全出于偶然。
但王邦维认为，“季风将起，岂能不先有所知?商船启碇欲行，虽然须藉风便，恐怕也不至于慌到连立即下船片刻的时间都没有……而如果说只是‘见求墨纸’与‘并雇手直’这两件事，一般说来，写一封信足以能够办到，何必一定要义净本人重蹈风波之险，再受颠沛之苦?” 王邦维推测，义净本人要回国，但并不打算马上回去。
他需要找一个理由回广州一次，让大家知道他求法归来并打算翻译佛经的事，但他又不愿或者不方便说得太明显。
不过王邦维认为，义净的这点用心也无可厚非。
玄奘从印度归国时，一路上都很匆忙，但走到于阗却停了下来，一面给上表说要回来，一面却迟迟不动身，一待就是七八个月。
一方面他当年是偷渡出关，想探探皇帝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想预先让大家知道。
果然，“人未到而声名早已先到”，玄奘真正到长安之日，。
很有可能，义净也在效仿玄奘当年的做法，事先造声势，造舆论。
义净在广州制旨寺(即今光孝寺)住了三个月，再度出发前往室立佛逝。
第二年，他和从广州带来的四位僧人助手一道，已翻译了一些经论。
他写了一封表文给当时已经成为皇帝的，与翻译好的经论一起送往长安。
这正是武则天改唐为周的第二年，“义净一定知道，这位女皇帝当时正大力扶持佛教……而且又最喜欢玩些新鲜的花样来抬高自己，这正是他上表的最好机会。
至于附上的新翻译的经论，虽然数量不多，但已经可以表明自己的成绩。
因为义净本来就不是要在室立佛逝长久地翻译下去。
” 693年夏天，59岁的义净回到了广州。
695年夏天，他又到了洛阳。
抵达洛阳那天，欢迎仪式规格之高，甚至超过当年的玄奘。
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轰动一时。
之后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规模宏大的译场，孜孜不倦工作直到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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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两宋和明朝的火药有什么分别？都是如何用火药制造武器的
如果用火药代替一般易燃物，效果要好得多。
火药发明之前，攻城守城常用一种抛石机抛掷石头和油脂火球，来消灭敌人。
火药发明之后，利用抛石机抛掷火药包以代替石头和油脂火球。
据路振的《九国志》记载，时(十世纪)，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
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
2、两宋时的火药 到了两宋时期火药武器发展很快。
据《·兵记》记载：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进火箭法，这种方法是在箭杆前端缚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把箭簇射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
公元1000年，士兵出身的神卫队长唐福向廷献出了他制作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
1002年，冀州团练使石普也制成了火箭、火球等火器，并做了表演。
火药兵器在战场上的出现，预示着军事史上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
从使用冷兵器阶段向使用火器阶段过渡。
火药应用于武器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
《武经总要》中记录的早期火药兵器，还没有脱离传统火攻中纵火兵器的范畴。
随着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度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
硝酸钾、硫磺、木炭粉末混合而成的火药被称为黑火药或者叫褐色火药。
这种混合物极易燃烧，而且烧起来相当激烈。
如果火药在密闭的容器内燃烧就会发生爆炸。
火药燃烧时能产生大量的气体(氮气、二氧化碳)和热量。
原来体积很小的固体的火药，体积突然膨胀，猛增至几千倍，这时容器就会爆炸。
这就是火药的爆炸性能。
利用火药燃烧和爆炸的性能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火器。
北宋时期使用的那些用途不同的火药兵器都是利用黑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制造的。
蒺藜火球、毒药烟球是爆炸威力比较小的火器。
到了北宋末年爆炸威力比较大的火器向“霹雳炮”、“震天雷”也出现了。
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守城。
公元1126年，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围攻。
金与北宋的战争使火炮进一步得到改进，震天雷是一种铁火器，是铁壳类的爆炸性兵器。
元军攻打金的南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兵守城时就用了这种武器。
《金史》对震天雷有这样的描述：“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并无迹，甲铁皆透”。
这样的描述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这是对火药威力的一个真实写照。
火器的发展有赖于火药的研究和生产。
《武经总要》中记录了三个火药配方。
唐代火药含硫、硝的含量相同，是1比1，宋代为1比2，甚至接近1比3。
已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近。
火药中加入少量辅助性配料，是为了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
火药是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发展的。
1044年主编的《武经总要》一书中介绍了三种火药配方，以不同的辅料，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的不同目的。
宋代由于战争不断，对火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时设置了军器监，统管全国的军器制造。
军器监雇佣工人四万多人，监下分十大作坊，生产火药和火药武器各为一个作坊，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史书上记载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
这些都促进了火药和火药兵器的发展。
时出现了管状火器，公元1132年陈规发明了火枪。
火枪是由长竹竿作成，先把火药装在竹竿内，作战时点燃火药喷向敌军。
陈规守安德时就用了“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
公元1259年，寿春地区有人制成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用粗竹筒作的，这种管状火器与火枪不同的是，火枪只能喷射火焰烧人，而突火枪内装有“子巢”，火药点燃后产生强大的气体压力，把“子巢”射出去。
“子巢”就是原始的子弹。
突火枪开创了管状火器发射弹丸的先声。
现代枪炮就是由管状火器逐步发展起来的。
所以管状火器的发明是武器史上的又一大飞跃。
突火枪又被称为突火筒，可能它是由竹筒制造的而得此名。
《》所引的《行军须知》一书中提到，在宋代守城时曾用过火筒，用以杀伤登上城头的敌人。
到了元明之际，这种用竹筒制造的原始管状火器改用铜或铁，铸成大炮，称为“火铳”。
1332年的铜火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管状火器实物。
3、 明代在作战火器方面，发明了多种“多发火箭”，如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32支箭的“”;最多可发射100支箭的“百虎齐奔箭”等。
明燕王(即后来的)与建文帝战于白沟河，就曾使用了“一窝蜂”。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发齐射火箭，堪称是现代多管火箭炮的鼻祖。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水战中使用的一种叫“火龙出水”的火器。
据“武备志”记载，这种火器可以在距离水面三、四尺高处飞行，远达两三里。
这种火箭用竹木制成，在龙形的外壳上缚四支大“起火”，腹内藏数支小火箭，大“起火”点燃后推动箭体飞行，“如火龙出于水面。
”火药燃尽后点燃腹内小火箭，从龙口射出。
击中目标将使敌方“人船俱焚。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
另外，该书还记载了“神火飞鸦”等具有一定爆炸和燃烧性能的雏形飞弹。
“神火飞鸦”用细竹篾绵纸扎糊成乌鸦形，内装火药，由四支火箭推进，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火药筒并联火箭，它与今天的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工作原理很相近。
火箭的发展，使人产生了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的愿望。
根据史书的记载14世纪末，的一位勇敢者万户坐在装有47个当时最大的火箭的椅子上，双手各持一个大风筝，试图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实现飞行的梦想。
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万户被誉为利用火箭飞行的第一人。
为了纪念万户，月球上的一个环行山以万户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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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三百年时间里最悖逆人伦的三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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