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文官带兵是怎么回事？但明朝的成效更大比宋朝牛在哪？
关于这个毛病，最深入武侠迷的评语，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说《碧血剑》里的那段话：明朝一向文
【千问解读】
关于这个毛病，最深入武侠迷的评语，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说《碧血剑》里的那段话：明朝一向文官带兵，但偏巧运气好，去辽东带兵的熊廷弼等人，都有军事才能。
明朝文官带兵不假，但能带兵的文官却极多。
而且，这绝不是运气好这么简单。
1，文官为什么去带兵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明朝中后期。
而这也和明朝的军事制度有关。
自从明朝建国后，但凡出兵打仗，施行的是“专征”制度，特别是在度稳固的中前期，都是由各卫所出兵，组成军队，然后再由的大将挂帅出征。
这样做的弊病，自然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除非将领本人极其厉害，否则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受损。
明朝开国早期，承担“专征”职责的，多那些功勋卓著的功臣，比如，，等人，这些人有实力有威望，三军自然服气，打起仗来更是捷报频传。
但这套制度的漏洞，到了死后不久的“”里就暴露无遗，当燕王扯旗叛乱后，拥有全国军事力量的建文帝，三次调动百万大军北上，围歼只有十数万人马的朱棣，他同样采取的是专征制度，但选择的人选，却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李景隆，结果明军大败亏输，近百万人被只有十多万人的朱棣打的，最后连皇位都被朱棣夺了去。
朱棣登基后改年号为永乐，作为一个马上，他登基后第一次对北方蒙古的征伐，就给了他，当时他给予国公邱福专征大权，命他统兵十万征讨鞑靼，结果邱福轻敌冒进，反而全军覆没。
后来的五次北征，吃了亏的永乐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全是自己亲力亲为。
五次北征草原的壮举，成就了他“马上皇帝”的赫赫荣光，却也给他的儿孙“挖了坑”。
他的重也学他的模样亲自“专征”，结果没征赢不说，自己反而被敌人瓦剌给“蒸”了——土木堡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专征的明英宗本人也当了俘虏。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专征”这种模式，对于明朝来说是把双刃剑，本身专征军队的组建，就是以从各处调兵的方式完成，军队的团队凝聚力肯定会受影响，这就需要承担命令的将领拥有卓越的素质，可一旦给予将领的事权过大，就会造成专权，让中央政府难以控制。
所以既要放权，也要节制权力，就成了这个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终整个明朝，历代皇帝在军事指挥权方面动脑筋最多的，也是这个事情。
早期朱棣的方式，就是既然不过别人，那就皇上自己来，但有了土木堡之败的教训后，自己来显然是不可能了，要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从制度上想办法。
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明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办法，但从整个明朝中前期来看，除了皇帝御驾亲征的那几次外，通常承担“专征”任务的，除了文官王骥（明朝朱元璋后第一个因战功封爵的文官）等少数人外，多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将们。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明朝中后期的历史的话，却发现又不一样，担任专政统帅的，越来越多是文臣，到了最后，几乎最高军事主官，都是清一色的文臣。
以强悍武功开国的明王朝，怎么又回到“以文制武”的轨道了呢？说这个转变，还是要从明朝军事制度的演变说起，明朝开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分权，放在中央，就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开，放在地方上，就是地方兵权和行政权分开。
这样的好处，是最大限度防范篡权奸臣出现，但坏处，就是权力分的越多，彼此也就越扯皮。
特别是地方上，由于事权不统一，事情办砸了，扯皮还没完。
为了不扯皮，从明朝第三任皇帝开始，明王朝就着手统一事权，在省里设巡抚，管辖兵马，民事，司法大权，然后又设富有管辖多省权限的总督。
这两个职务，主要就是统一兵权，而这两个职务，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职的临时性职务，巡抚是由中央副部级（侍郎）文官兼职，总督是由中央部级（尚书）级别官员兼职。
也就是说，地方的军权，随着这两个职务的设置，开始由文官来执行。
于是原本忙于案牍劳顿的文官，开始走上战争的第一线。
文官掺和这事，第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各类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朱元璋时代，武将集团的话语权极高，开国六公爵，五个都是武将（除外），可随着明朝政治稳定，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武将的作用日益下降，地位也就随之下降。
外加朱元璋时代几次大规模整肃风暴，随着蓝玉之流的落马倒霉，武将们也。
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官随着制度的发展，力量迅速壮大。
而从明朝中期开始，武将的选拔，也有了以武举为代表的科举途径，而武科举不止考武艺，真正决定中榜的是策论环节，也就是要考上，必须也要熟悉兵法战策，考评权主要由兵部文官来执行，这样一来，武科举出身的武将选拔权，其实也渐在文官手里，能考取功名的武将，好多便成了文官的门生。
此外，明朝兵部的权限也逐渐扩大，明初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之间是相互牵制的，但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五军都督府的权限也越来越虚，兵部的权力却越来越实在。
最直接的一条，原先军队的供给靠卫所，后来越来越多靠财政拨款，基本都是兵部拿捏。
而且跟科举造就的文官集团新陈代谢比，明朝那些显赫的武将家族，却大多一代不如一代。
也就是说，明朝建立后，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壮大的，传统公爵武将的力量，却是一直弱化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卫所制度的破坏，明朝逐渐开始用大规模的度来取代卫所制，由于募兵的统辖带兵，主要由武将来负责，为了制衡武将，势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权力，用文官来制约武将。
于是以文制武的体制，就这样形成了。
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却还是帝王本人的抉择，对于帝王来说，文官固然讨厌，但是文官集团悠久的传统和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受儒家思想出身的文官，最多只是皇权的制衡者而不是挑战者，但武将则不然，骄兵悍将在历代都是皇权大忌，从国家稳定和皇权安全性来说，文官是执行兵权的最好选择。
明朝的军事制度，在绕了一个大弯后，最终还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轨道。
与其说是明朝的弊病，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三位立体管理模式然而即使对于文官本人带兵，明朝也并非完全放心，相反是有一套监督体制的。
要让文官带好兵，先给武将分好权，给武将们的一颗“甜枣”，就是“总兵”这个职务。
明朝中后期以后，大多数纯粹的职业武将在军事生涯里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就是总兵。
（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后期成了虚职），明朝最早的总兵，设于洪武二年（1369年），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官职，并没有品级，主要是给予担负“专征”任务的元帅的。
它真正开始以正式官职的名义确立下来，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何福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从此，总兵一职，才以地方最高镇守长官的名义确立下来。
总兵的特点是常驻地方，并且拥有地方军队的管辖权节制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权统一，可以提高边军的战斗力。
但为了防止总兵权力过大，明朝在任命总兵的时候，又在总兵之上设立巡抚，用以节制总兵权力。
而且随着宦官集团力量的上涨，明朝在各地又开始设立镇守，由宦官监军，将文官武将都监视。
这样，明朝的地方兵权，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将相互制约的模式，如果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话，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级别文官出任的总督经略，用以统一事权。
所以说明朝的军制，宦官当家或者武将当家，甚至文官当家都不恰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
这个三位一体的模式，究竟效果怎么样。
从事实上看，要想这个模式发挥最大效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这个模式必须独立运转，在相互平衡中发挥最大效能，切忌外来因素干涉，而造成内部事权不一。
即打仗的时候，这个体系既要权责明确，每一个人该干啥干啥，更要有军事自主权，不能听凭体系外的人瞎指挥。
二是委任统帅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人，即总督（包括经略，督师），必须是富有权谋手段，善于调和矛盾，并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干才。
放在官场上，这种人显然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但真放在明朝实际的历史上，我们却不难看到，这样的人真不少。
除了曾痛打麓川叛军的王骥外，另一个典型就是时的兵部尚书，而这场战斗的结果，也是明朝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以胜利迫使瓦剌放归了明英宗。
于谦之所以会在明英宗复辟后被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开罪于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忠国公。
俩人的交恶除了私人恩怨外，一个公事上的原因，就是于谦执着推行“以文制武”的理念，开始在边地大规模派遣文官巡抚治军。
但于谦的死，却没有阻止这个潮流。
（于谦画像）到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明朝发动对河套鞑靼部落的大规模进攻，然而最早担任专征任务的，都是诸如公爵朱永这样的职业军人，然而几次出征，却最终劳而无功，真正为明朝完成目标的，却是一位真正的文官——三边总制王越，他在成化年间两次发动战役，取得“咸宁海子大捷”，因功被封为咸宁伯。
弘治年间，一样是他总制三边，取得击败蒙古达延可汗的贺兰山大捷。
以至于蒙古骑兵看到他的战旗，竟会吓得望风而逃。
虽然王越本人因为与宦官交好，晚年又结好宦官，以至名声受损郁郁而终。
但如他这样文官统兵的模式，之后却越来越多，王越之后接任三边总制的，是同样以军事才能著称的文臣杨一清，到了嘉靖早期，在北方战线上对蒙古作战战功最卓越的，也同样是总制三边的文臣曾铣。
而在东南的抗倭战争中，虽然后人，等人的卓越战功，但成功驾驭他们，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却是先后担任浙直总督的与谭纶，尤其是谭纶，他不仅是戚继光的老上级，更是戚继光的亲密战友，在嘉靖，隆庆年间，世人说到戚继光的战功，总是以“谭戚”并称。
到了“三大征”时期，为明朝平定播州的，是文官梁梦龙。
为明朝最终鼎定抗倭战争胜利的，是文官刑阶。
而即使是被后人诟病颇多的明朝——后金战争里，给予后金重创的方面大将，同样也多文官。
且不论有争议的孙承宗，毫无争议令的熊廷弼，同样也是文官。
而在崇祯时代开打的明朝镇压农民军战场上，给予等农民军最惨重失败的，诸如，，卢象升等大将，一样都是文官。
3，军事文官的练级路从这些人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是文官带兵，但是明朝带兵文官的整体素质，比起北宋来显然是高得多的，至少，要担当统兵大帅，在明朝并非是仅会写几篇文章就能办到的，像北宋打西夏的时代，范雍徐禧这样的人物能担当一面的荒唐事，放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期，基本不可能发生。
在文官带兵的模式确立后，对于带兵文官的选择，明朝不但有谨慎的抉择，更有一套完整的培养过程。
一个菜鸟文官倘若渴望建功沙场，也必然要经过一番艰难的磨练。
这个磨练过程，从几位战功赫赫的文官身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首先是要有军事基础，特别是在进入文官体系之前，要经历军事素质上的培养。
比如指挥了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在还是一个童生的时候，就格外喜欢读兵书，不但读更爱写读书笔记。
文武双全的一代大儒，从小不但熟读兵法，更勤练武艺。
他在后来平定宁王叛乱后，因为功劳在外，遭到了京军那群职业武将挑衅，非要拉他比射箭，结果王阳明，当场弯弓搭箭，连发三箭全中靶心。
一举压服四众。
但要想指挥，只有素质还不够，更要经过培养。
一个战功卓越的文官，后人在惊叹他文武双全的时候，却大多忽略了，他是怎样修炼到这等级。
比如王越，做三边总制之前，他做过两个重要的职务，一是陕西御史，即在陕西边境督查军务工作，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对于战争的真相，有了切身的体会。
后来他在回忆录《襄敏集》里说，在陕西做御史前，对于军务只是想象，在那里工作过之后，才知道怎样打胜仗。
而在朱永受命专征时，他也以“襄赞军务”的身份从军，也就是给朱永做参谋长，亲身出谋划策，并亲历战阵，正是这常年的锤炼，最终使他走向成熟，拥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王越这样的经历，在明朝官场上绝非误打误撞。
事实上，明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军事文官的培养，都有一套自然的培训体系，一个最终成为名将的人，背后其实有无数场刻意安排的考验。
对比其他人看看就知道了，弘治年间统兵两广，平定叛乱的刘大夏，虽然做御史的时间短，但他之前却在明朝兵部职方司干了整整十年。
所谓职方司，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总参谋部”，负责全国军事的战略筹谋。
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战争的认识，就是在这个看似清水的衙门里造就。
而嘉靖年间和戚继光并称，建立平定倭寇伟业的谭纶，在中进士的第五年，就被任命为南京兵部郎中，在这个任上，由于他受命募兵，抗倭有功，因此才被调任台州知府，负责台州抗倭的募兵抗倭工作，与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密切配合，多次重创倭寇，因此又升任为负责福建军务的福建巡抚，福建抗倭胜利后，又调任两广总督，负责清剿两广倭寇，倭寇彻底肃清后，又调任蓟辽总督，负责抗击北方土蛮部落入侵，可以说哪里有仗打，他就升官到哪里，每一步升官路，都是无数场刀光血影的实战打出来的。
以至于《明史》统计说，谭纶不但是武功卓越的文官，更是战场上亲手杀人最多的，他本人武功高强，亲手手刃敌人的数目多达三十人。
这样的文官统军，就算是戚继光这种级别的武将，也是绝对服气的。
（卢象升）想在明朝成为一个战功卓著的文官，就要经过这样一个成熟而艰难的培养过程。
套用《亮剑》里李云龙的话说：那得血里肉里滚三回。
明朝这些能文能武的牛人，都是这么“滚”过来的。
4，被党争与瞎指挥毁掉明朝自从文官带兵以来，以他们这种成熟的培养体制，造就了大批战功卓越的文官。
但是明朝最终的灭亡，也和这种培养体制被破坏大有关系。
万历中后期开始，明朝党争越演越烈，这种争斗也涉及到文官带兵层面，党争的参与者都知道，哪个派系的人担负了军事大权，哪个派系话语权就越大。
如此一来，许多军事才能卓越的文官，其实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典型如万历晚期担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
在努尔哈赤崛起，辽东明军节节败退的危急局势下，熊廷弼，很快为明军稳住了战局，可就在局面刚有转机时，万历皇帝驾崩，朝中话语权最大的派系，就是大名鼎鼎的，可偏巧战功卓越的熊廷弼是楚党，如此一来，东林党展开了轰轰烈烈揭批熊廷弼的高潮，失去已故万历皇帝庇护的熊廷弼备受攻击，黯然去职，接替他的，是以清廉著称，军事常识却堪称白痴的袁应泰。
（袁应泰画像）结果不到一年，辽东局面逆转，重镇沈阳沦陷，并成了后金的都城盛京。
而后熊廷弼虽然再度复职，但是却依然受到东林党掣肘，名为辽东经略，其实毫无实权成了摆设。
最终随着辽阳沦陷，他成了争权的牺牲品，被魏忠贤罗织罪名杀害，并借机大肆捕杀东林党。
正是这种已经严重扭曲的党争，才使得晚明大批毫无军事才能的文官，靠着派系的佑护执掌方面大权，并很快丢盔弃甲。
比起党争来，而明朝文官带兵体系，在晚明遭到了另一个重创，就是文官带兵本身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被破坏。
明朝军队的高层指挥，是一个相互制衡的体系，但在打仗的时候，必须是一个自身独立的系统，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这个道理，连三十年不上朝的都是明白人，明神宗一辈子干了很多荒唐事，但惟独没干过的，就是干涉前线军事主官的自主权。
明神宗执政时期的几位名将，包括打抗倭援朝战争的李如松，平定扯立克叛乱的郑洛，甚至经略辽东的熊廷弼，在统兵打仗期间，遭受的非议都颇多，每一个作战计划甚至每一场战斗，都会招来外界扑天口水。
而明神宗的作法却是力挺，不管外人怎么说，只要认定的将领，就给予百分百支持。
比如对熊廷弼，外界骂熊廷弼的奏折，他都留中不发，而熊廷弼更被授予密折专奏权，他的每一分奏报，素来以懒惰著称的明神宗，都亲自批阅并回复。
正是这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才成就了这些将领的成功。
万历之前，明朝历次战争虽然也多是文官带兵，各部门相互掣肘，但在相互制约中，通过给予专征文官统一的事权，还能保证权责统一。
而到了晚明，这种指挥方式的权力分配本身，也遭受影响，经常在重大战争中，碰到自己军队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熊廷弼的悲剧就是其中之一，身为辽东经略，却毫无实权，听凭巡抚王化贞瞎搞，最终葬送战局，并一起陪绑。
等到崇祯灭了魏忠贤后，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越演越烈，猜忌心极重的崇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放在具体战争中，就是他不会给任何人绝对统一的事权，反而乐得听凭下属臣子相互争斗争权。
正是这种猜忌，令明朝军队在战场上付出了惨重代价。
比如崇祯年间以重创农民军而著称的卢象升，在率清军围北京时受命救援，被任命统帅全国援军，可他又开罪于宦官高起潜。
结果他名为统帅，却被高起潜暗中使坏，办事处处掣肘搞鬼，而打了败仗的黑锅却由他背，最后他名为统帅，却其实只能统帅了五千人驻守巨鹿，清军攻打巨鹿时，他率领五千孤军浴血奋战，最终壮烈殉国，而在他身边，数万明朝精锐部队在高起潜的指挥下按兵不动，眼睁睁的看着统帅殉难。
他的死，不但让明朝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更让明朝的大对头李自成，少了最恐惧的克星。
（李自成进京）而按照明朝“三位一体”的指挥模式，身为统帅的他应该有绝对的实权，这种悲剧本不该发生。
然而在崇祯年间，这种悲剧先发生在他身上，后来又发生在另一位名将孙传庭身上，最后又发生在宁锦之战的洪承畴身上，三位最卓越的文官统帅，两个殉难一个投降，明朝最后挽救灭亡的机会就这样丧失，而直接制造了悲剧的崇祯，也最终随着北京城破，在煤山上了结了自己苦命而困惑的一生。
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崇祯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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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如果大汉奸吴三桂的军队的帮助是怎么回事？闯王李自成同样挡不住清朝军队
2年前还四处奔忙的，率领20多万农民军攻入了北京城。
皇帝自杀，李自成开始称帝，似乎历史上著名的重新出现。
但仅仅1个多月之后，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中一败涂地，军队开始入主中原。
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没有的问题。
李自成能否把清朝军队挡在山海关外呢? 一、清朝军队已经逐步成熟，各个兵种十分齐全 首先，我们看一下清朝军队的实力。
在清朝入关之前，清朝已经控制了东北和蒙古的大片地区。
在后金时期，后金军队确实以骑兵为主，而且各种战术都比较单一。
但随着与明朝作战时间的增多，后金军队逐步组建了自己的重步兵部队，在武器和战斗素质上都超越了明朝步兵。
在清朝建立之后，清朝军队逐步认识到了火器的威力。
率领火器部队叛变之后，清朝拥有了自己的火器部队。
在此之后，清朝在战争中非常注意掠夺工匠。
开始按照明朝火器的样式进行仿制，由于没有像明朝那样偷工减料，清朝军队的火器质量也超越了明显。
至于骑兵，清朝本身就是依靠骑兵起家，骑兵的水平远在明朝之上。
即使是精锐的关宁铁骑，也最多接近清朝骑兵的水平，根本谈不上超越。
在明朝末期，与明朝军队作战中，清朝军队已经出现了各个兵种联合作战的味道。
其实在去世之前，清朝高层的大部分贵族都反对入关，感觉现在的日子很好。
如果入关，面对中原庞大的人口，担心自己没有能力统治。
反倒是那些投降的明朝官员们，积极怂恿南下。
皇太极去世之后，成为了摄政王。
多尔衮开始偏向于南下派的意见，做好了入主中原的准备。
不到1年之后，李自成进入了京城，明朝崇祯皇帝自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多尔衮集结了所有的部队，日夜兼程南下。
恰好在这个时候，明朝将领吴三桂与李自成翻脸，为了对抗李自成，吴三桂向清朝求援。
在那场著名的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的3万多军队起到了消耗农民军的作用。
但即使没有吴三桂的军队的帮助，李自成同样挡不住清朝军队。
二、李自成的农民军以明朝降军为主 在李自成攻入经常的2年之前，李自成还被明朝将领等人打得四处逃窜。
在明朝的末期，虽然各地的农民军数量都很大，但裹挟了大量的老幼妇孺。
这是典型的流寇式战术，李自成利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裹挟大量的人口，但战斗力并不强，遭遇明朝正规野战军的打击之后，农民军一般都会四散奔逃。
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大量的明朝官兵加入了农民军。
由于财政已经崩溃，很多明朝官兵都得不到薪水，官兵们依靠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
由于生活所迫，很多明朝官兵加入了农民军。
由于接受了正规的训练，对明朝军队的战术有非常了解，这些明朝降军迅速成为了李自成的精锐部队。
在著名的山海关大战中，李自成的农民军和吴三桂的关宁军，采用了类型的阵型和战术。
由此可见，李自成的军队中已经开始以明朝降军为主。
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这些明朝军队投降李自成仅仅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什么家国大义。
如果清朝能够给予更好的条件，或者李自成即将失败，这些明朝降军肯定还会背叛李自成。
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在李自成逃往陕西地区之后，山西、河北等地的农民军先后投降了清朝。
最后就是战斗力问题，李自成在名义上拥有好几十万军队。
但实际能够使用的兵力很有限，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武器装备，李自成的农民军都还不如明朝军队，与关外的清军相比差距更大。
即使没有吴三桂的影响，李自成也根本就挡不住清朝军队入关。
农民军与清朝军队一系列战斗中，虽然也有小规模的胜利，但数量很少。
在几次至关重要的大战中，清朝军队利用自己各方面的优势屡屡击败李自成。
三、李自成根本没有多少处理政务的能力 最后看一下李自成自身的水平，李自成虽然也是农民首领，但远远达不到或者的水平。
从李自成的一系列表现来看，李自成根本没有多少处理政务的能力。
当时，北方地区的经济已经崩溃。
李自成虽然进入了京师，但随后开始面对如何处理北方复杂局势的问题，这是李自成做不到的。
即使在这个时候，清朝没有立刻进攻，李自成也会因为内部的一系列问题，而陷入集团崩溃。
后来的，还有清、陈玉成和李秀成苦撑局面，李自成有谁呢?因此历史上的南北朝不会出现，清朝入关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依靠李自成的水平和农民军的实力都无力阻挡清朝入关。
最大的变数是南明政权，南明政权有可能与清朝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而李自成会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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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和同时期的汉朝有什么不同？一个武官治国一个文官治国
政治上，两大帝国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权，实行君主制。
不过与中国的家天下制度，皇帝传承依照基于血缘而制定的礼法制度不同，罗马皇帝的传承并不局限于依靠家族血统继承，还有很多非血缘关系的人继承，比如内亲、养子，甚至是皇帝信任的朋友，致使皇帝传承的地位和稳定性远不及中国。
为什么罗马的皇位继承没有章法，帝国政治运行混乱?这是因，一方面有元老院制衡了皇权，罗马皇帝并没有中国皇帝“君权天授”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太过强大的军方力量所致。
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还未分为东西罗马帝国的四百年历史里，可知大多帝王都是最高的军事统帅，无论是靠着血统上位的，还是民众拥戴上位的，其军事成就非同一般，更不用说像如奥古斯都、图拉真、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这样著名的帝王。
可见，军事对罗马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打天下、国家建立之初，会倚重军事，皇帝也出自军事领袖。
但到守天下时，皇权的基石逐渐转变为官僚政治体系，军队退居二线，起守家卫国的做用，很少能直接干扰政治，干预皇位继承。
不过，在繁荣几百年的罗马帝国里，军事力量对政治的干预一直如影随形，军事权力不仅没受政治权力的压制，甚至还强力掣肘着政治，正因如此，帝国内部动荡纷争不断。
而动荡纷争的大量内耗，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乃至文明体系的实力，最终也促使了罗马帝国的迅速衰亡。
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军事权力一揽独大的地位?云石君将从地缘环境来分析。
罗马帝国很强大，其势力范围囊括了几乎整个环地中海板块，并向东、北嵌入到西亚、中欧、西欧等地。
地中海板块有宜居的气候条件，罗马人深耕于此，并在能力范围内突破海洋等天然地缘屏障，进而将整个环地中海板块有机整合在一起，共同缔造了庞大的罗马帝国。
而在能力范围之外，阿尔卑斯山的高山阻隔，意大利本部很难辐射到中欧、西欧等地。
加上意大利半岛本身的体量和规模并不大，致使内部各板块间地缘关系不太紧密，边缘板块有独立的空间，这就加大了罗马帝国大一统的难度。
对内治理边缘板块上，因其地缘结构的独立性，以及地缘距离的相对遥远，使得意大利本部须高度放权，授予地方罗马官员更多的自主权力。
而在这些边缘板块的蛮族、异族人口规模大，罗马须高度依赖军事他们来控制，并从中收取赋税，获得财富乃至奴隶，所以当地的罗马政治结构，是以军事为中心构建。
罗马负责管理各边缘板块的官员，兼并社会治理、暴力打击和镇压威慑职能，而地方最高官员总督有明显军事统帅性质，以及极高的自主权。
对外进击和防御上，同样也要赋予地方总督更强的军事自主性。
罗马帝国疆土辽阔，而阿尔卑斯山、地中海等地缘阻断作用，严重影响了中枢与边缘板块的交流。
在，国家防御上，只有赋予地方总督极大的军事自主权，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因交流不畅而带来大到的危险，来维护帝国的统一和利益。
地方总督有大量的军队，高度的自主权，对意大利本部来说也是一种威胁。
一旦地方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总督，有意愿夺取中枢控制权，完全可以以自身军事力量为依托行此之事。
而和国时代末期两个著名的罗马独裁者马略和苏拉，都是军事统帅出身，通过对异族的大规模战争，掌握了大量精锐的军队，然后以此为依托，夺取了罗马政权，成为独裁者。
而罗马又没有建立像中国这样牢固的礼法纲常体系，把这一类定义为乱丞贼子，“名不正言不顺”。
罗马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它在边缘板块的军事力量配备必须强大，而且自主性也必须很高。
就算是在帝国稳定繁荣时期，军阀也会出现。
而有强大军阀实力者的野心直指权力顶端，边帅也成为了罗马政治的一部分。
如果一旦边帅篡位成为了常态化，大规模内战对国家和文明的内耗。
罗马就算家底再丰厚，国力再强大，也会有被掏空的那一天。
这种情况下，在政治规则和礼法纲常层面默认边帅篡位的行为反而利害较小。
毕竟，边帅要得不过是帝国的首脑的头衔，并没有背叛帝国、毁灭帝国和文明的企图。
在体制内给他们设计出一套上位潜规则——只要你确实有这份实力，你的夺权行为，就可以得到理解和默认。
大家都按这套潜规则行事，尽量缩小矛盾和冲突范围，不危及到社会层面，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大规模灾难即可。
再则，罗马的利益获取方式，也决定了人民可以接受边帅夺权。
对于主要聚居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来说，他们的财富收益大多是通过贸易交换或是武力征服各边缘板块和异族而得，农耕收益只占一小部分，这意味着罗马人的利益获取模式，主要是靠外部流入到罗马本部，而不是意大利半岛本土自我生产的模式。
而军事力量是确保外部资源流入意大利半岛，大量财富流入罗马人口袋的非常重要且直接的方式。
军队通过征服和占领边缘板块，将大量财富上交到坐享其成的罗马人手中。
军队通过对外掠夺，金银、物资、女人、奴隶直接回流到意大利半岛和罗马城，罗马人获利丰厚。
既然罗马人的利益链更多的是来自边缘板块的军队，那么，罗马人对取得巨大军事成功的边帅的好感度自然也会提升，对边帅的个人威望的默认度也会提升。
正是如此，为边帅攫取最高权力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著名的大帝便是通过在高卢的巨大成功，为自己铺平了入主罗马城的道路，并成为万民心中伟大英雄。
总之，因特殊的地缘环境所致，罗马帝国需要依赖边缘板块对内治理和和对外防御进击，而作为边缘板块的军事统帅，既有自己强大的军队，又享有高度自主权。
同时，罗马人的利益主要是靠边缘板块的军人提供，于是，罗马帝国也形成一套有利于边帅夺权的潜规则，民意基础条件良好。
而边帅的优势反过来影响了罗马中枢，甚至皇权的确立。
而这又对想长久统治帝国的帝王提出了要求。
首先，在强力军事权力影响下，出身军队或是在军队有过历练，并取得过一定军事成绩在位帝王，才能能有效掌握军事力量，防止自己的威望被其他边帅超越。
其次，皇位继承选拔的主要标准是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
对于有过军队阅历，并在军中有威望，有成绩的继承人才是最佳的候选人，如果继承人是血缘至亲，但是因没有军人背景，边帅军阀也就有很大可能揭竿而起。
这也是传统西方文明和华夏文明很明显的区别。
正是因罗马帝国的特殊地缘环境，使得其政治，乃至皇权延续都高度受军事影响。
不过，这个地缘结构看上去不甚紧密一体的帝国，因政治对军事的妥协和忍让，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结构性内耗的负面影响，从而利于铸就国家和文明的辉煌。
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将帝国，传给两个儿子，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结束了罗马帝国的大一统。
那么，是什么导致辉煌四百多年后的罗马帝国走向分裂呢? 随机文章楼兰遗址为什么不能去，极其危险千万别去(天价门票3500元)鬼生活在几维空间，公认说法为四维空间的生物就是鬼/未证实太阳系为什么只有地球有生命，地球特殊进化过程使生命诞生最详海水涨潮退潮时间表，教你如何计算潮水涨退时间间谍卫星能找到人么，美最先进卫星可看清胡子/本拉登即是卫星找到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