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王张献忠“沉银”被证实:从中启出大量的金银

作者:小菜 更新时间:2025-02-24 点击数:
简介:据新华社成都12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四川省文物研究院了解到,经过多名专家的现场考察,传说中的沉银遗址被确定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

遗址分布

【千问解读】

据新华社成都12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四川省文物研究院了解到,经过多名专家的现场考察,传说中的沉银遗址被确定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

遗址分布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以来的文献中多记载明末大西军领袖张献忠曾沉银于此。

2005年和2011年,当地工程建设中发现了大量文物,文物出水地点与文献记载张献忠“江口沉银”地点一致,出水文物中包括铭刻年号的金册、银锭及“西王赏功”金币、银币等。

另外,“江口沉银遗址”已发生多次盗掘,专家们呼吁应进一步加强遗址的保护和管理。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苦寒,幼年随父贩枣,1630年(崇祯三年)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号称“”。

传说张献忠一路缴获各地官府和地主的大批金银财宝。

据彭山县县志记载,1646年7月,张献忠率部队从成都沿岷江而下,船行至距彭山县江口镇时遭地方武装伏击,损失惨重。

张献忠败退回成都,而他所率的船只多被烧毁,辎重银两多随船沉入江底。

300多年来,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故事一直在正史、野史和民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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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氏的兴衰史:既有大忠,也有大恶

本来为,原氏。

周文王第十六子原叔被封到原地(今河南济源市西北),为伯爵,建立原国,文王第十六子被称为原伯,后人为原氏。

晋国荀氏第一位人物荀息,本名原黯,也就是说他是原伯之后,与周同宗。

原黯辅佐晋武公(前716年——前677年在位),晋武公在位时,灭郇国(山西省临猗县之故郇城),以封原黯,原黯即以封地改氏荀,字息。

晋武公死后,其子晋献公继续重用荀息。

荀息献计假道伐虢,帮助晋献公灭掉了虢国((今山西平陆)和(山西省平陆、夏县一带)。

献公临终之时托孤于荀息,任命荀息为执政大夫。

荀息在献公去世后,遵献公遗愿,立奚齐为君。

但晋大臣里克、邳郑先后杀死奚齐和卓子,荀息觉得对不起晋献公,于是自杀。

荀息生子荀逝敖,逝敖生子荀林父、荀骓、荀首。

荀逝敖由于其父忠于骊姬姐妹之子奚齐和卓子并自杀,所以在晋惠公和晋怀公时不受重用,但封地还在。

到时,清算了部分惠公遗臣,同时也起用了惠公时的一些受冷落者,荀氏即受起用。

荀氏起用归功于狐偃,狐偃向晋文公进言"先臣荀息,死于奚齐、卓子之难,忠节可嘉。

宜录其后,以励臣节。

"文公听从其舅狐偃的建议,起用荀息之孙荀林父,担任晋文公的御戎。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再次扩军,三军之外作三行,名义上是为了为抵御山戎,此举开创了春秋时期的步兵。

荀林父任为中行将,可见晋文公对荀林父很是看重,荀林父之后也因此称为。

前622年,升为下军佐,始入六正。

公元前620年,赵盾取代狐射姑为中军将,荀林父升任上军佐。

公元前615年,荀林父升为中军佐,距中军将仅一叔之遥。

这两次升迁可以看出荀林父与权臣赵盾关系不错。

公元前601年,赵盾去世,荀林父并没有按常规升任中军将,晋成公而是破格提拔上军将郤缺为中军将,荀林父佐之。

公元前597年,郤缺去世,乘机北伐,荀林父被任命为中军将,仓促率军南下,与楚作战。

由于众将不听命令,各自为所欲为,晋军战败,是为。

回国之后,荀林父自惭战败,请死,景公听从随会之言,免荀林父之罪,继续担任中军将。

公元前594年,荀林父主动辞职,随会接任中军将,荀林父之子荀庚进入卿列,为下军将。

前593年升为上军佐,前592年,荀庚升为上军将。

前588年,未参加晋齐鞍之战,但众将将功劳归于和荀庚,同年代表晋国与结盟。

前585年,晋楚在桑隧对峙,荀庚为主战派,与执政栾书意见不和。

前578年,荀庚为中军佐,参加晋秦,晋军胜。

同年,行冠礼,荀庚说自己年纪已大。

前575年,荀庚去世,其子荀偃继其卿位,为上军佐。

前574年,与栾书合谋灭,厉公同时抓捕栾书和荀偃,但并未杀二人,荀偃还取代郤锜升为中军佐。

同年与栾书合谋抓捕,并于次年派本家程滑杀之。

前573年,栾书再立晋悼公,十四岁的晋悼公一上台,就越级提拔上军将为中军将,取代栾书,自此史上再无栾书的记载,不知其死活。

而原来的中军佐荀偃也被降级为上军将,士匄取代他为中军佐。

这也算是晋厉公对两位弑君者的惩罚吧。

公元前566年,韩厥去世,晋悼公又没有提拔中军佐士匄为中军将,而是越级提拔了荀罃为中军将。

荀罃为荀庚叔叔,但不是荀氏嫡子。

公元前560年,荀罃去世,晋悼公本来想任命中军佐士匄为中军将,但士匄让贤,认为荀偃合有才能为中军将,荀偃终于转正,可见荀偃还是有才能的。

而荀偃经过晋悼公的十三年考验,终于过了关,让他当了正卿。

晋悼公尽释前嫌,任用荀偃为中军将,一方面让荀偃死心塌地的为晋国服务,另一方面也让荀偃愧疚万分,弑厉公之事对他来说经常做恶梦,绕不过去。

公元前559年,荀偃带领晋军征讨秦国,但下军将栾黡不听将令,私自带军回国。

荀偃怕各个击破,没办法,跟上这位下军将也回了国,让天下人笑话,史称迁延之役。

回国后,晋悼公也没有处理栾黡,也没有责怪荀偃。

可能两个人私底下进行了沟通,在之后,两人精诚配合,奋勇杀敌。

公元前558年,年仅30岁的一代英主晋悼公去世,托孤于荀偃,即位。

公元前557年,荀偃与栾黡配合,大败楚军于湛阪(今河南省平顶山市),一直打到方城,胜利回师,可见晋悼公对二人上次之事处理的非常好。

公元前555年,晋国大举攻齐,晋军在荀偃的带领下攻坚克难,一直打到齐都临淄,尽显晋军的强大团结和荀偃的军事才能。

晋军包围起临淄之后,要直取齐都,但这时,荀偃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

他头生恶疮,每天做恶梦,梦见晋厉公向他索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晋平公决定退兵,逃过一劫。

公元前554年,荀偃结束了他的一生。

死不瞑目的他在听到士匄对他说要帮他完成伐齐大业时才闭上了眼睛。

荀偃之子荀吴在荀偃死后得为中军佐,是仅次于士匄的第二号人物。

荀吴和士匄一起,于公元前550年,灭了。

栾氏在栾黡之时与其岳父士匄和小舅子士鞅结下了死结。

与荀偃关系也不太好。

公元前559年,晋秦开战,史称棫林(今陕西咸阳北)之战,晋国由于内部不和而撤军。

栾黡之弟栾鍼和士匄之子范鞅不愿无功而返,私自出兵攻秦,结果大败,栾鍼战死,范鞅一个人回到了晋国。

栾黡认为一定是范鞅出卖了其弟,责备为何范鞅回来了,而吾弟没有回来。

于是逼得范鞅流亡秦国。

公元前556年,栾黡去世。

到栾盈之时,公元前554年,荀偃去世,范鞅之父范匄任中军将,范鞅归晋,栾盈养士甚众,准备复仇。

前552年,栾盈之母栾祁(范宣子之女,范鞅之姐,栾盈为范宣子外孙、范鞅之甥)与家臣老州宾私通,为栾盈发现,怕被栾盈诛杀,诬告栾盈作乱,由范鞅作证。

范宣子与荀吴找借口让栾盈筑城,实是想借机诛杀栾盈,栾盈被迫奔楚,不久,又奔齐。

公元前550年,晋国嫁女去,借送滕妾(陪嫁女)的机会,把栾盈及其随从送进晋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曲沃原为栾氏的封邑。

他率部袭击绛(今山西曲沃西南),被士匄和荀吴打败,逃回曲沃,城破后被杀,栾氏被灭族,只有其弟栾鲂逃到。

栾氏家族自此退出晋国历史舞台。

荀吴也是一员猛将,为晋国屡立奇功。

晋国在与齐楚大战之时,北方对戎狄是采取和平政策的,晋悼公采用魏绛之言,九合戎狄。

在打败齐楚之后,晋对戎狄采取了攻势,而为晋国扫平戎狄的大功臣就是荀吴。

前541年,魏舒随荀吴攻狄,大战于大原(今太原西南)。

晋军车战极不适用于山地作战,魏舒建议"毁车为行",也就是改车兵为步兵作战。

荀吴听从其建议,并斩杀反对的甲士,使甲士们畏服,改编得以顺利进行。

之后,大败狄军,晋国势力达到现在的晋中和晋北。

但是由于晋君的衰弱,新得之地成了卿大夫的私人领地,谁得地谁占之的原则让晋国卿大夫积极性大增,其中有、中行氏、。

在消灭了晋中北之戎狄后,他们的兵锋又指向了东阳(太行山东)"地区,即太行山以东的赤狄鲜虞,也就是后来的。

公元前530年,荀吴伐鼓,进入鼓都昔阳(今河北省晋县西),同年8月,晋灭肥(在今河北省藁城县),公元前529年冬,荀吴破鲜虞中人城(今河北唐县峭岭)。

公元前527年秋,荀吴率军攻鼓,六年后,公元前521年,鼓被灭。

前520年,鼓叛晋属鲜虞,晋复使荀吴灭之。

荀吴不仅在北方击灭戎狄,也在南方击灭夹于中原大国之间、晋国南端的之戎。

《春秋》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

陆浑戎即姜戎。

公元前519年,荀吴去世。

其子荀寅继为大宗,是为中行文子。

荀寅无其祖上之才德,终于导致荀氏在六卿斗争中失败,荀氏(中行氏)也被赶出了晋国的历史舞台。

关于荀寅的第一个记载是铸刑鼎。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有赵鞅、荀寅率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鼓为重量单位,荀寅向人民征收一鼓之铁,以铸刑鼎,这是公元前513年的事。

同一年,荀、范、知、韩、赵、魏灭和,瓜分了二家领地。

之后,他又向执政游吉索取贿赂,游吉没有给他,可见荀吴爱财、贪小利,真是贪小利者不可以担大任。

公元前506年,晋伐楚,士鞅为大将,荀寅副之,但无功而返,晋国再衰。

公元前497年,进贡给赵氏五百户人家,赵鞅因为邯郸赵午没有把这五百户人给他,杀了赵午。

但赵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怒而与范氏家主范吉射兵围晋阳,之后二人又联手进攻,终引来其余四卿对他们的联合进攻。

四卿伐范、中行二氏,大战于铁(河南濮阳)。

后二年,四卿又攻二氏于邢(河北邢台)、任(邢台东北的任县)、栾(河北赵县)、逆畴(保定西南)、阴人(山西灵石)、盂(山西阳曲)。

前491年,晋大夫荀寅逃奔鲜虞中山,荀寅原是中山的死敌,但此时中山为了削弱晋国,将荀寅接纳到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

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

及柏人城破,荀、范二氏逃奔齐国而去。

其后二氏领地遭四卿瓜分,二人结局史书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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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家风介绍:《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千百年来,重视家风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风是家族子孙世代为之恪守的家训、风范与行为准则,是民风世风的根基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知礼仪,重家风,育人才,通儒的家风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从曾祖以来,特别是焦循生活的中后期至末年(1763-1820),已形成了一以贯之、世代相续的优良家风。

主要内涵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 精心治《易》 《易》学传家 《易》即《周易》,儒家十三部经传之首。

身为经学大师的焦循对《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传》《论语》等经传都有研究,以专治《易经》《》为著。

其于《易》学着力最多,后期家设读《易》治《易》命名的倚洞渊九容数注《易》室,且自青少年起为治《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取得了以《易》学赖以传家和沾溉后世学人的辉煌成就。

焦循治《易》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曾祖父文生公焦源深研于《易》,以《读〈易〉图》传世。

祖父鉴千公焦镜、父佩士公焦葱俱好以《易》;因循祖母王孺人的祖父王方魏承祖纳谏翁之学,一生善《易》,并以《易》授徒,故焦循祖、父俱闻外家《易》说。

到焦循治《易》,则集大成而发扬光大,至以《易》学名扬后世。

焦循治《易》的突出贡献,是大著《易学三书》,凡四十卷,包括《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

此外著《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注易日记》三卷。

又有治《易》之余,遍览诸典籍累积卓识而撰的杂著《易余籥录》二十卷。

其《易》学成果丰硕,成就卓著,令世人瞩目。

焦循治《易》,一方面以所谓“旁通”、“相错”、“时行”作为创立《易》学架构的重要法则,揭示了《易》学“通变”思想的精髓;另一方面,他又会通中西算学中的逻辑思维进行逻辑推演,呈现出以数理模式和数理思想沟通《易》理的鲜明特征。

利用“乘方”计算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以及运用“天元术”、“齐同”,是焦循援入《周易》研究的三个主要数理法则。

可以说,焦循是历史上第一个能运用数理方法研究《易经》之人。

据记载,焦循家每一道门都有对联,对联都是自己撰写,其中贴在大门堂上的对联如此写道:“易学传家,读书执理。

” 焦循依次给孙取名“授易”、“授书”、“授诗”。

从中既可见他以儒家经学承继家学世业的殷切期望,先命名长孙为“授易”,也足见他把《易》学作为传家固业的主要根基。

好学深思 读书执理 博览载籍、博闻强记,善于读书、识力精卓,皆是通儒焦循治学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父母亲、戚良良好教育与学风熏陶下,天资颖悟的焦循自幼就喜读书,爱学习。

三岁时,嫡母教以书数,口授《毛诗》及古孝悌忠信故事;多置纸笔,令临摹写字。

时舅母、表叔王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

五六岁,谢氏并授以唐人绝句诗。

六岁入塾读书,从学于表兄范徵麟,学《诗》,辨别音韵。

当年三月,父佩士始教其吟咏《毛诗》。

十岁前,表叔王容若又授以《诗》和书数,使他习九九,好算学;且常说古孝悌忠烈故事,对焦循忠孝仁义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十一岁范表兄以爱国诗人编《文章轨范》为蓝本,要求焦循读古文,教他应善于从中寻规律,求大义。

于是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尤偏好文。

族父熊符受循父所托,训导焦循学诗赋,常为他改诗,并授以“六书”之学。

焦循后来以“六书”之假借、转注独辟治《易》途径,当发端于此。

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教以唐司空图《诗品》,嘱咐循:“作诗必知诗之品。

读《诗品》又必知作《诗品》者之品。

”焦循谨记父训。

十四岁受父亲之教,焦循开始学习撰古文,特善钻研作文之法。

此前除学习诗文辞赋外,已广泛涉猎经史天算地理医农等典籍。

十七岁,应童子试,即取为补学生员。

正是在他复试时,得到督学江苏来到扬州的侍郎赏识,谨记其嘱咐:“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

”焦循未辜负刘公期望,从此专心学经。

十八岁时又入著名的府城安定书院肄业三年。

从青少年起,焦循就孜孜不倦于博学求知,作诗习文,为后来治学成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遍览经史子集,兼阅当代学人著作,旁及九流之书,是焦循读书的显著特点。

他也多方求购书籍,以得好书为乐。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记道:“府君性俭约。

而购买书籍,则必丰其值,不少吝。

”荒岁为购《通志堂经解》丛书,不惜以变卖良田之价银,又亏赖以贤妻脱卖金簪相助,方得此书,传为士林佳话。

此外,焦廷琥言:“府君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必手录之。

或友朋以著作来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

如此者三十年,所录者盈二尺许。

”可见,焦循不仅广博阅读,也是一个善读书者。

其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还表现在教季弟徵上,“读书不熟,必先为解说其义,后分章画段,教以整读、碎读、分读、串读之法”。

读书贵在执理。

“执”指执着,坚持不懈;“理”即精髓要义,真谛所在。

读书执理,焦循身体力行。

首先,读书不随波逐流,勇于有疑而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焦循幼时入塾读书,听塾师解说《论语》《孟子》,每按讲章,常疑之不以为信。

他人认为难读之书,如《毛诗·三颂》《尚书·盘庚》《礼记·内则》,焦循偏乐于探索其中。

其次,读书深思熟虑,融会贯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焦循常说:“学贵善用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

学有辍时,思无辍时也。

食时、衣时、寝时、行路时、栉沐时、便溺时,凡不能学时,皆当即所学而思之。

”其学术著作《晓庵遗书》《学春秋随笔》《春秋说》《音学五书》《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后案》《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历算全书》《赤水遗珍》等四十八部,就是焦循熟读精思、知人论世后的心血结晶。

第三,读书能不懈探索,把握其微言大义、精华要旨。

幼即以好《易》颖悟著称的焦循,在读《易》进而治《易》的道路上,艰辛备尝,以至付出年寿不永的生命代价。

嘉庆十二年(1807)四十五岁时,春三月,焦循“遘寒疾”,重病昏卧垂绝者七日。

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

昏厥醒来,遂一心专于《易》。

为探其真理精义,焦循痴迷执着其中,尽弃科第仕宦之心,不惮寒暑,不与世俗酬接,而于参五错综中,引申触类,豁然贯通,尽改旧稿,更创新篇。

尽管日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脾病时发,并屡发足疾,疾发时痛彻骨,然而他咬牙坚持治《易》不辍。

五十岁时,又作《告先圣先师文》发誓明志,尽屏他务,专理《易》经。

且自立一簿,以稽考其业。

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十四岁时成就《易学三书》书稿。

次年自二月二十日起,焦循手写《雕菰楼易学》四十卷,先《图略》,次《通释》,次《章句》,至九月十二日,写完全帙。

还不时校改之。

数十年学《易》、治《易》,足见其艰辛、勤苦、执着和严谨。

《易》学大著既成,焦循又投入《孟子》的深研与《孟子正义》的撰著中。

在病痛的折磨下,又用十九个月时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辞世前夕,终完成《孟子正义》草稿三十卷约70万言。

《孟子正义》既显乾嘉“朴学”之风,具汉学精于训诂考据之所长,又显微言大义,而具宋学精求义理之特征。

焦循从九个方面淋漓尽致阐发孟子的性善论。

1.人有“四端”,所以人性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2.人能知,故善。

3.人可教而明,故人性善。

4.人知情有欲求精妍,故性善。

5.人可使“欲”从自然达至必然,所以人性善。

6.人知尊贤采善,故人性善。

7.人有神明之德,故性善。

8.人知权善变,故人性善。

9.人可“旁通”情欲,所以性善。

他以性、灵、情、欲、德、才、知、智来区别人与禽兽,以赞扬、申明人性之善,明白晓畅,可谓是“善”的宣言。

人生信条 忠厚廉让 在焦循心目中,忠厚廉让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焦家世代重德、修德、厚德不可缺少的家风重要内容。

父佩士公曾对焦循说:“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让为法。

”循玄祖仰湖公文科,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仁爱著称,常救无辜于水火之中,清正廉洁,未尝妄受一钱。

高祖震鸣公明旸,行二,为人忠厚礼让,曾与三兄弟析居。

既而诸兄弟疑其产厚,以其多得财产为由,要求再分其产,索承分田补之。

明旸认为自己所得本来就是先人所赐,所以满足诸兄弟所愿,而不与计较。

曾祖父文生公源,性情醇笃,莫与人争。

曾祖母卞孺人,生于富饶之家,幼年惟知作诗及画。

既归循曾祖,诸嫂嫉孺人奁厚,又笑其不能针黹,迫之分家,分以瘠田,且以先世之债委与曾祖。

孺人尽以钗珥偿债。

时仅薄田数十亩,孺人与文生公躬耕自给,并达高寿,子孙林立,家业复旧。

孺人还时以钱谷周恤诸侄,而不念旧憾,亲戚乡邻奉为家范。

祖父鉴千公镜,生性厚实,广施仁爱,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甚至以德报怨,深受乡邻爱戴。

焦循《先考事略》引父言云:“吾族自(明)永乐间聚处于湖,分上下两庄,今惟吾屋尚存。

”“(父)指楼屋曰:"此嘉靖间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让所积而留也。

" 焦循父佩士公葱,以咯血病,应小试一次,即纳粟为太学生。

予。

族姓亲戚有待以举火者,死丧济以棺敛之费,于孀妇孤子周之尤力。

乾隆三十三年(1768),岁闹饥荒,出粟救济穷困者。

时焦循六岁,亲见之。

父承祖遗田八九百亩,以施故,家渐落,仍不懈施舍穷人……家既中落,复屡值凶岁,循父乃称贷于人,将到期,卖田以偿贷。

适亲戚有丧事,循父怅然曰:“吾尚有田卖,不可使亲戚无所殡。

”分而予之。

循父性情和易,无疾言厉色,间或有横逆至,受而不报。

居家俭约,衣裘器物,与亲戚朋友共享用,不还者未尝往索,往往至损坏而后归之,也未尝脸有难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循父为自己占卜预测未来,测知自己气数将尽,于是从家中取出多年他人欠自己的“数千金”债务和十几年前买族人房屋的凭据,全部烧掉,凡欠别人的债务一律还清,惟恐子孙日后逼人还债或欠他人之债不还,有失忠厚之道。

(见《先考事略》,《雕菰集》卷二十三) 查阅史料,家族并未传有治家规范要求的完整文本,但焦循父留下了一些治家教子训诫的格言。

如:“昨闻谈科名者,有"敲门砖"之说,谓不必根柢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

余为之骇甚!……乃以骗为名,不愿子孙之效之也。

”“学颜子者学其虚心,又当学其立志。

”“可知处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独免为人鄙,亦且免为人疑。

否则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读书就正有道,则宜用求,而断绝忮(zhì,嫉妒)心。

”“父子兄弟之间,惟相通以诚,有所疑必使释之,令共见其心。

”“尔辈好作诗,宜细读《诗品》,尤宜学作《诗品》者之人品。

”……父亲的训诫格言,焦循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

从焦循玄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忠厚退让的家风数代相传,并传承给焦循及其子孙辈。

其中先父佩士公的言传身教更给焦循以深远的影响。

“忠厚退让”,焦循则增一“廉”字,为“忠厚廉让”。

他曾应一位“好读书,,予爱之敬之”的青年所求,书写一联,馈之:“书读秦汉已上,家在廉让之间。

”焦循与人交往,忠心耿直,诚挚质朴,是非分明,且善于引导,诲人不倦。

如焦廷琥言:“府君与人交,不徒在言语仪接不蹈涉虚文,不匿怨而友其人,以故与世疏而真笃之意挚如也。

辨论是非,必正色庄论,务使明晰。

人有所质,必忠告善导之,穷流溯源。

有所叩,则娓娓不倦。

”焦循既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又践行厚道,与人为善,对己能多做自我批评,不仅为人如此,为文治学亦如此。

焦循生性俭约,淡泊仕途与名利。

以清廉自束。

嘉庆六年(1801)应乡试获取举人的出身资格,但他却自嘉庆七年会试下第后,不再应和出游,奉母家居、授徒为生,尤读书著书不辍。

总之,以“忠厚廉让”为法,在焦循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与最切实的践行。

知行诚笃 大儒曾赞通儒焦循:“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

恬淡寡欲,不干仕禄。

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

”焦循高足弟子,阮元从弟阮亨亦云 :“焦里堂先生,学行诚笃,尤精推步(按古称推算历法)之术。

四十外足不入城,筑雕菰楼,藏书数千卷。

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学》《孟子义疏》行世。

”所谓“君性诚笃”、“学行诚笃”的赞语与焦循终生为之信守和践行的“知行诚笃”相一致,并是其形象性格、卓行和精神的生动诠释。

而“知行诚笃”,则为其家风极为重要的内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焦循一生除青壮年时期应岁考、乡试、多次往来于扬州、泰州、南京之间外,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五年、六年、七年,即33岁至40岁时,接受先后任浙江学政、巡抚的阮元邀请入幕参予衡文校士、编书等务,而二往山东、七游浙江;嘉庆七年参加会试一上京师。

多次出行和览游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与实践活动,极大开拓了胸襟和眼界,使焦循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同时也因此广交了文人学士、同道师友,切磋诗文,探讨学术,相互促进,大有裨于自身学术的精进,而成就了部分著述,又即兴赋下不少诗词文篇章,更为他今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焦循尝说:“循往年家居,每岁诗不过数首,去年游齐鲁,半年得诗五十首,今游吴越,半年得六七十首。

盖山川旧迹与客怀相摩荡,心神血气颇为之动,动则诗思自然溢出。

境与时不同,则诗思亦异。

” 至于精研以《易》学为首要代表的经学,兼治他学,并立足、执着于通经明道、著书立说,以达“经世致用”,则无疑是焦循“知行诚笃”的核心要义和集中体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经学家焦循深知文章的重要功能、作用,而特把研治经学之文提高到压倒一切文章的地位。

他说:“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用用之百世者。

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

二者之于文,皆无足重轻。

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

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艺足以达者任之。

布衣之士,穷经好古,嗣续先儒,阐彰圣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使《诗》、《书》、六艺有其传,后学之思,有所发,则百世之文也。

”这是焦循一生探《易》理、治经学、安身立命学以致用的形象写照。

焦循的一生,欣逢清代学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其用功勤勉,不懈于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皆多涉及,诗词歌赋都有所作。

据学者基本统计,著述达九十一种,多至四百五十余卷,约六百万字。

在经学、文学、史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而以经学、数学、曲学成就最为显著。

焦循对其子孙能够传承并弘扬焦氏祖传家风的希冀,在其暮年愈加强烈迫切。

嘉庆二十四年(1819),焦循于枕上作七律:“梦中亲友未凋零,笑语方温梦又醒。

鬓雪半因陈籍白,眼花时共远山青。

烈风窗外鸣鸦鹊,活火铛边煮术苓。

且喜雏孙初学咏,吟声不与岁华停。

”幼孙吟声不断的景象,蕴含着他对“书香”延续,家学后继有人的期待和喜悦。

次年七月二十四日,自感不久辞世的焦循,呼子廷琥于榻下,谆谆嘱以后事。

曰:“吾之病不能起矣。

汝宜绩学,子孙宜读书。

惜诸孙尚未成立。

然长孙授易年十四,粗习属文之法;次孙授书年十一,吾教之作文,作试贴,伊亦稍稍能领会;三孙授诗尚幼;俱宜教诲之,使勿坠先业可也……” 《易》学传家,读书执理,忠厚廉让,知行诚笃。

作为焦氏祖训、焦循家风的精义蕴含,也是中华民族古代家风宝库中的精华遗产,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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